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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至宋代，发展为格物致知、明心见性的“程朱理学”，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作为“二程”的兄长，程颢从小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师从道州（今湖南道县）周敦颐，研经习道，发奋钻研，一生不辍，“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颢传》）终成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奉为“先贤”，祀于孔庙东庑第38位。让人惊异的是，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不仅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州县基层任职多年，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这时，侍从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这时，程颢才只好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当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宋神宗委以大权，凡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权负责，甚至干部任命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士气萎靡、军备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宣传改革，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驚，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弹奏王安石表》）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帽子”。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宋史·程颢传》）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他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见程颢去意已决，王安石推荐他为提点京西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程颢认为这个任命“恩典过颁”，坚决推辞，王安石又推荐他为签书镇宁军（治所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判官，程颢才卷起铺盖赴任。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却的确温柔敦厚，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签书判官
宋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州、府、军、监四种，程颢去的镇宁军，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设有知州、通判作为正副长官，签书判官是幕职官，全称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书判官”或“签判”，辅助长官处理政务。
虽为一介幕府属官，人微言轻，但在面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时，程颢依然勇于挑重担，敢作敢为。当时，内臣程昉受命治理黄河，征用澶州厢兵（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八百人，夜以继日，督工甚急。当时正值严冬，大雪不止，寒风刺骨，厢兵们饥寒交迫，不堪忍受，纷纷逃归澶州。澶州的行政官员们赶紧磋商，是大开城门让他们回来，还是堵在城外拒绝呢？拒开城门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程颢说：“厢兵冒死逃归，拒之门外，必然引发事变。如果程昉怪罪，我来担责。”程颢赶到城门口，打开城门，与厢兵对话，约定三日后复役，才把他们放归澶州城。三日后，体力和精神得到恢复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赶赴治河工地。他这一力排众议的举动，挽救了八百士卒的生命，足见他的胆识、魄力与担当精神。
熙宁四年夏天，澶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黄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够牢固而决堤，农田、村庄眼看就要淹没，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紧急情况之下，程颢对澶州知州刘涣临危请命说：“请让我率人前去抢险，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刘涣深为感动，立即把澶州城内的厢兵悉数调拨给程颢，还将将印郑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说水势太急，人力去堵，不过是徒劳罢了。但程颢却不为这些“风凉话”所动，迅速调配堵河物资，携兵火速赶到决口之处，整队训话，激励士卒，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从堤两边泅水填堵，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堤垸内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
在镇宁军之后，程颢还任过扶沟（今河南扶沟县）知县、奉议郎、宗正寺丞之类的小官，虽然政绩不俗，然而再未得到过朝廷的重任，不过，程颢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纵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大成绩，看他在那些县、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种“若烹小鲜”的自如，丝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风范。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题其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这时，侍从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这时，程颢才只好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当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宋神宗委以大权，凡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权负责，甚至干部任命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士气萎靡、军备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宣传改革，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驚，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弹奏王安石表》）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帽子”。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宋史·程颢传》）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他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见程颢去意已决，王安石推荐他为提点京西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程颢认为这个任命“恩典过颁”，坚决推辞，王安石又推荐他为签书镇宁军（治所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判官，程颢才卷起铺盖赴任。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却的确温柔敦厚，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签书判官
宋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州、府、军、监四种，程颢去的镇宁军，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设有知州、通判作为正副长官，签书判官是幕职官，全称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书判官”或“签判”，辅助长官处理政务。
虽为一介幕府属官，人微言轻，但在面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时，程颢依然勇于挑重担，敢作敢为。当时，内臣程昉受命治理黄河，征用澶州厢兵（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八百人，夜以继日，督工甚急。当时正值严冬，大雪不止，寒风刺骨，厢兵们饥寒交迫，不堪忍受，纷纷逃归澶州。澶州的行政官员们赶紧磋商，是大开城门让他们回来，还是堵在城外拒绝呢？拒开城门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程颢说：“厢兵冒死逃归，拒之门外，必然引发事变。如果程昉怪罪，我来担责。”程颢赶到城门口，打开城门，与厢兵对话，约定三日后复役，才把他们放归澶州城。三日后，体力和精神得到恢复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赶赴治河工地。他这一力排众议的举动，挽救了八百士卒的生命，足见他的胆识、魄力与担当精神。
熙宁四年夏天，澶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黄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够牢固而决堤，农田、村庄眼看就要淹没，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紧急情况之下，程颢对澶州知州刘涣临危请命说：“请让我率人前去抢险，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刘涣深为感动，立即把澶州城内的厢兵悉数调拨给程颢，还将将印郑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说水势太急，人力去堵，不过是徒劳罢了。但程颢却不为这些“风凉话”所动，迅速调配堵河物资，携兵火速赶到决口之处，整队训话，激励士卒，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从堤两边泅水填堵，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堤垸内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
在镇宁军之后，程颢还任过扶沟（今河南扶沟县）知县、奉议郎、宗正寺丞之类的小官，虽然政绩不俗，然而再未得到过朝廷的重任，不过，程颢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纵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大成绩，看他在那些县、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种“若烹小鲜”的自如，丝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风范。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题其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