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组成。而在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弘扬传承革命文化，革命先驱者不畏艰辛、勇于拼搏的精神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土地改革运动正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壮丽篇章，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吹响了新号角。如何认识丰富驳杂的土改书写，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话题。程娟娟博士致力于土改文学的研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完成了专著《土改文学叙事研究》。该书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于20世纪的土改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首先，自觉的政治意识。研究土改文学，首先面对的是就是如何认识土改的问题。针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要否定土改的思想倾向，作者充分肯定了土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土地改革是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土地不均的问题，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启发人们革命意识的同时，改造了农民的价值观念，颠覆了传统的乡村文化秩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新的图景。安德森将民族国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传统文化资源也被吸收参与到现代性话语建构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来。该书指出，“民间文化理想与现代革命话语在民族国家想象层面达成了契合。”正是二者不谋而合的契合，才会燃起燎原之火，使得中国革命走向了最终的胜利。
　　作者明确指出，土改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农民广泛而有效发动起来，对于土改中的思想动员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析。农民是安分守己的，他们忙于生存，不愿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这是人们对于农民的普遍印象。可是，在土改中，农民们群情激昂，积极地参与到革命过程中来，似乎又否定了人们认为农民保守麻木的先入之见。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在正常情况下，农民恪守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得他们无力参与政治事务，只能随波逐流。而土改进程中，工作队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农民开始有了一定的阶级意识，认识到了自己受到的剥削，于是他们压抑已久的激情才会得到释放。从根本上说，农民的艰难处境是内因，工作队的领导和发动是外因。饱受苦难的农村就像是一个沉默的火药桶，共产党进行的动员工作就是星星之火，农村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其次，鲜明的比较意识。土改书写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延续了大半个世纪，而土改文学的空间范围则涵盖了大陆与港台地区。作者认真梳理了土改文学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有意识地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时间上看，土改文学包括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出现的解放区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反映新区土改的文学作品，以及新时期以来重新讲述土改故事的文学作品。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不同时代的土改文学叙事模式，解读了丁玲、周立波等解放区作家确立的经典土改叙事模式，在50-70年代如何一步步走向刻板生硬，失去了叙事的活力，直到新时期完全被颠覆的过程。作者特别关注了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文学书写的新变化，与解放区土改文学酣畅淋漓、大快人心的阅读效果相比，20世纪50-70年代中的土改书写逐渐陷入僵化的窠臼中，变得平淡无奇。正是这一点，使学界普遍忽视了这一时期土改书写的独特价值。50-70年代土改文学反映社会更加广阔，涉及到的主要是南方地区的土改，如四川彝族土改、广西土改、广东土改、湖南土改等。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南方土改与北方土改呈现出了显著不同的特色。这一时期的土改文学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作者发现，五十年代有大量涉及土改的知识分子的日记、检讨书等，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土改的意味着他们要接受阶级观点，改造思想，对革命政权产生由衷的认同质感。
　　作者还有意识地对于大陆与台湾、香港的土改书写进行了比较，其中涉及到亲历者与非亲历者的叙述。没有亲身经历过土改的作家，他们对于土改的书写更多的是搜集资料，道听途说，在具体的细节上难免失真。而亲历者的书写相对比较真实，不过囿于个人的位置，呈现的也许是片面的真实。相信作者在掌握更多港台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会对这个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如能进一步开阔视野，比较不同国家（如朝鲜、俄国等）的土改进程，将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再次，敏锐的女性意识。在宏大叙事中，女性的声音容易被忽视。作者在资料整理中发现，女性在土改中往往比男性更加积极主动，这与女性承受的生存苦难是密切相关的。在旧社会中，女性承受着沉重的生存压力，还要对丈夫、婆婆的打骂忍气吞声，她们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在封建男权的阴影下成为沉默不语的“他者”。作者从土改中服装的变化入手，揭示了女性在土改中发生的精神蜕变。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土改文学的经典之作，夫人林蓝创作的小说《红棉袄》可以作为男性书写的一种有意味的对照。小说中的带弟，是个干净漂亮的大姑娘，结婚后成了刘三嫂，衣衫褴褛，经常受到丈夫的打骂。土改分果实时，刘老三专门为妻子挑选了一件漂亮的紅棉袄，而妻子在穿上红棉袄后，立刻变得光彩照人，自觉地对革命产生了认同感和崇拜感。处于底层的农村女性也有爱美之心，只是条件的限制，使得她们无奈地认同于现实。原来是村子里的头朵花，结婚后只能是不梳洗打扮的邋遢大嫂。她们没有文化，不懂得革命的大道理，但她们内心深处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土改不仅为她们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和粮食，更重要的是，让她们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感和生活的幸福感，她们才会由衷地感谢革命政权。男性作家竭力描写时代的风云变幻时，呈现磅礴的气势，而透过女性作家的作品，则能够从更细微的视角来审视人物心灵的蜕变，于平淡处见深沉，于无声处听惊雷。
　　该书采用性别视角来分析文本，能够更为细致地考察女性在土改中艰难的心灵成长历程，揭示革命风暴之外的灵魂搏斗。女性只有投身于革命之中，才能获得阶级解放，而女性解放只能附属于阶级解放之中。实现了阶级解放之后，女性真正获得自主独立依然是十分艰难的，女性解放的道路漫长而又曲折。几千年遗留的男权思想难以根除，女性容易被男权意识所同化，失去自我的独立性，而将希望寄托于男性启蒙者。囿于篇幅，作者对于这方面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如能进一步深挖下去，会对土改文学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最后，可贵的史料意识。史学家陈寅恪曾提出“同情的理解”，要了解某一现象，必须要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去分析阐释。史料浩如烟海，如何搜集找到有用的资料是一个难题。搜集史料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可能毫无所获。程娟娟博士在确定选题后，以坚韧的毅力查看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仔细翻阅了1949前的《解放日报》《晋绥日报》《东北日报》等，在此过程贴近了研究对象，了解了土改进程的复杂性，加深了对于土改的认识。从政策层面看，从1946年《五四指示》到191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土改的政策在不断进行探索调整。政策的变化为土改的进行产生了某种不确定性。从具体实践来看，不同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不同，平原地区土地占有比较集中，山区、丘陵的土地占有比较分散，地主有大、中、小之分，不同地主的民愤也有差异，这就造成土改的复杂性。如果掌握资料有限，就会被某些观念先入为主，难以得到全面客观的结论。
　　作者在查看《东北日报》时，意外地发现了周立波夫人林蓝发表的通讯报道。这有助于了解周立波的创作过程。报道中提到的“栽槐树”发动群众的经验，周立波将其写到了作品之中。《暴风骤雨》中经典的“三斗韩老六”与《东北日报》中的“七斗王把头”不无相似之处。目前学界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变迁研究的比较深入，对于《暴风骤雨》的版本研究较为忽视。程娟娟博士对于相关史料的整理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显示了良好的学术功力。
　　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与之相关的土改文学值得进一步的反思分析。程娟娟博士将土改文学置于20世纪文学史的框架中进行审视，勾勒出了土改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比较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土改文学书写，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虚构与现实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女性解放与革命的冲突等等都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阐述。她力图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走近作家的灵魂深处，发掘在文本书写中的沉默空白之处，勾连了作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寻找作品中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革命激情，这些正是土改经典作品能够打动众多讀者，至今具有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也是当下文学创作所欠缺的。她以学者的敏锐与女性的细致，探析了作家所担负的历史、革命、女性、出身等多重因素交织的艺术责任，在土改作品的政治意识、性别意识、历史观念、文化立场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深化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和维度，如能继续探索下去，将会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介绍：田悦芳，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