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患淋巴瘤三次化疗后，持续的副作用已使我身心崩溃。到了第四次化疗，感觉已经濒临绝境：发烧到了40℃，病房里一切渐渐变形，灯在眼前不停地转，挂针的针筒变得无限大，病魔向我狞笑着，魔爪一挥，卷起一片乌云。霎时，我一身的疼痛似乎减轻了，轻轻地飘了起来。
　　这时，我看见好多已故亲人微笑着向我走来。父亲走在前面，他和生前一样，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面容清癯，眼光却格外坚毅，责备我：“你怎么能这样轻易地走了，不会感到遗憾吗？好好活着，这里有解药！”说着，递给我一只拎包，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父亲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只拎包。小时候，父亲出差回来，我们趁他不注意去翻这只包，想找好吃的零食。结果看到里面装的只有书、笔记本和笔。
　　父亲一生多病，从小患有气管炎，平时喘气像拉风箱一样。每当季节变化时，愈加严重。他一直认为书也是他治病的良方，心病的解药。
　　父亲83 岁时，患了肠癌。人都说好多人患了癌都是被吓死的，我们当时以为父亲心理会承受不了。可他只要条件允许，就戴著老花镜，捧着书，让身心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有时自己看着书还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父亲后来竟然康复了，也许病魔会在他的笑声中退避三舍吧！
　　父亲因家境贫穷，从小没有上过学，但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夜校的扫盲学习。平时，他一边看书报，一边做笔记。凭着一股钻劲儿，当上了商店的会计，后来担任了供销社经理。退休后，一直在老年大学学习。担任过两届的县人民代表。
　　我特意找出了父亲生前用过的不算时尚的拎包，从那以后，拎包放过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作品。这些作品都艺术地再现了人生的苦、生存的难，洋溢着人性的光辉、美丽，以及向死而生的豁达、宽广，等等。在书中，我不断汲取与病魔抗争的力量。
　　身体好转后，我尝试各种文体的创作，并积极向全国各地报纸杂志投稿。
　　也许是父亲在冥冥之中激励着我。几年来，我在《人民日报》《中华辞赋》《中华诗词》《思维与智慧》《星星》《作家报》等数百家刊物上发表了文学作品，先后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小说学会、浙江诗词楹联学会、杭州市作家协会。2019 年，被原铁路工作单位聘请为文学创作指导老师，又被当地建德市评为“百姓学习之星”。
　　父亲一生为我们作出榜样，是我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