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 你恨我是因为我让你见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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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后青年大卫,教过武术,得过国内rap battle冠军,而今却强烈地想要从Hip Hop小伙、Battle MC、Freestyle比赛老手这个形象里逃脱,与之断裂。他写诗、写小说、拍电影,反对物欲、冷漠、平庸和无处不在的精神困境。他像混沌人群里不安分的搅局者,思维框架的挑衅人,但“诗人”和艺术家是他认为最符合目前自身追求和特质的定位。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7月9日,从北京鼓楼东大街至簋街,从央美到单向街书店,一个不速之客的“freestyle快闪”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黑西装、黑礼帽,白衬衣上戴着金链子,这个叫大卫的年轻男子在镜头前“信口开河”,又像有备而来。他一会儿抨击老街的规划,一会儿嘲讽闹市商区的虚荣,激烈的言语和忽上忽下的手势如投枪射向空气,刺探路人的神经。
  
  走到最后一站单向街书店,他照样在书架间穿行、表演。
  一位穿着印字黑T的年轻男店员似乎忍耐良久,走过来叫大卫停止。
  店员:我们这边是公共场所,不能表演和大声说话。
  大卫:(依然在用刚才freestyle的语气和音量)我知道这是公共,我也知道何为私人,我也知道这种阻拦是她把我看得太愚蠢……
  店员:你觉得这种有意义吗,啊?
  大卫:(双手抱着胸踱步向前)你想有什么意义,你想有什么意義?
  店员:非暴力反抗?(坐下去边玩自己的手机边摇头)
  店员的爆发,让发起这场“你肯定有Freestyle”活动的大卫觉得可笑,但并不意外。
  “我就觉得这个freestyle是成功的,我触到了一个人的心坎。很多人看我演出、看我的诗恨我,我觉得你恨我不是因为我让你见到了我,你恨我是因为我让你见到了你,所以你恨我。”
  这位曾经的北京MC代表让中国的Hip-Hop圈子看不明白。一身黑西服装束成为雷打不动的标识,他的说唱充满词语风暴、强烈隐喻和现实批判,和时下风靡大中城市的“yoyo,切客闹”大相径庭。他拍了和首张专辑同名的电影《情欲 伤疤 被侮辱的人》。第二本诗集《你是我的第五百零一次颤抖》刚出版。首次个人专场演出他奉献上私密浸没式话剧,将推油按摩与被羞辱的耶稣放在一起,用诗歌治疗精神病人,踢踏舞、beat box、行为艺术和二人转都搬到了live house的舞台,百无禁忌。
  他用一切行动,在和曾经所在的那个圈子和既有形象断裂。“如果还有人从我的歌里听Hip-Hop,那是他没有看见我。”他宣称。

地下少年到《少年》


  中学生大卫的rap“实战”始于北京好运街的小白兔酒吧。走下楼梯,进入昏暗迷离的地下,那是他眼中真正的“地下演出”。白天在中学上课,晚上到了酒吧第一件事就是脱裤子——脱掉校服,换上“社会人”的裤子。个子小,头只能齐到那些人的肚皮处,少年大卫恍如进入巨人国。头一回,紧张到在厕所里听着Mobb Deep(来自美国纽约皇后区的嘻哈二人组)就吐了。结果第一次上台,“小嘎巴豆儿”的疯劲便把人震了。后来他总能Battle到最后一轮,得到一盒乐高奖品——酒吧老板自己的嗜好。
  2010年,在愚公移山铁麦克总决赛一役,他落败于新疆籍对手马俊。几个月后,他在上海的ALLSTAR BATTLE夺得总冠军,瞬间的得意之后,他却松了口气,因为可以 “在这个台上,跟一个你肯定会永远离开的世界做一个漂亮一点的告别。”
  那是他迄今最后一场Battle比赛。赛后,他回到酒店写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山中孙》。
  大卫承认,《山中孙》在语言和思想上深度稍弱,但他第一次找到了说唱的力道。然而那种曾经让他神往的rap不再能够满足他对世界的表达。词汇和深度的匮乏成为写词的掣肘,他开始从诗歌和现当代文学里寻求帮助。
  读着读着,另一个世界开启,他才找到创作的源泉。他的歌仍然有着rap的壳,但他在极力和目前流行的自我张扬范儿、他鄙夷的“片汤儿话”拉开距离。一位欣赏者表示,大卫的说唱里充满大胆的隐喻,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粗野不羁,但是力量感和穿透性十足,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气势。这的确会让初听者在思维碰撞、“不明觉厉”的同时,陷入到他埋下的海量轰炸的信息与词汇里。有网友惊呼“犀利,酷!”还有人说,“沉默。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可以说他的词句突兀,“刺激”,但在另一方面,这正是他希望点醒麻木人群的方式,刻意将所有的苦难、滑稽、漠然和不堪撕开给众人,不要遮掩和春秋笔法,只要出击,再出击。
  他不好烟酒,除了写歌和阅读就是宅着,但耳目在吸收一切的社会讯息。其中的渣滓和他的省思令他时常产生巨大的厌恶和疯狂。“我的厌恶和疯狂还是出于爱,不知道对方是谁的保护欲。我只是感到一条疯狂的历史,在不断地侵害着我想保护的事物。所以我也得拿出疯狂来,必须和它截然不同的疯狂。”
  2017年春节,大卫住在CBD一间宾馆。外面鞭炮齐飞,一片祥和。往外看,一座座大高楼“很奇怪,竣工的看起来自满。未竣工的显得更邪恶。从外形就能感到一种欢乐的邪恶。那时赵雷不是被炒起来了吗?我一听他的歌,这不就是个营销出来的产物吗?这个事件整个和少年特性反过来。把伪少年捧到这么高,真正的少年不就得被杀死吗?”酒店房间的写字台上摆着一束塑料花,好像也在嘲笑他。大卫很烦躁,觉得自己必须得和它对决。越来越烦躁和压抑,于是唰唰地写下了《少年》这首歌。
  我的脸上写着让他们感到特别憎恨的东西/它危险清晰/要比自然灾祸/笑眯眯的,娇滴滴的/往我脸上泼油漆/有媒体把我绑上货架/当成橡皮泥/摩登的建筑物/装着耀眼的财富/试图教会我,臭名昭著所谓的成熟/他想营销我的愤怒/囚禁我的痛苦/却不知道这里面藏着我全部人的温度……   无论你喜欢与否,他的现场总让人受到猛烈的耳目撞击。舞台上他像个戏剧家和混世魔王:时而张开双手,时而把它们收到胸口,时而一手指向天空,间或来回转身,耸肩,踢脚,皱眉,浅笑——带着浓浓的蔑视的意味。
  “好家伙,你这不希特勒嘛。”看过这位忘年交现场的崔健直言。
  那或许真的是他动作的灵感源泉,但他强调只是纯粹美学意义上。干脆的肢体动作里展示着果敢和坚定,但他的眼神又总像在偷瞄,在躲闪,把他的自信与惶惑一丝丝泄露。
  我发现:自己的说唱只是为了掩藏自己的皮囊
  现在开始成长,像孔雀开屏
  我的每句歌词都是受害者的鲜血
  什么能让我雀跃,就是你听了之后就让你有死亡的复活的感觉
  他说所有的语言和动作并非精心设计,而是兴之所至。他在“催眠”听者之前,自己已被催眠:“还没有想到什么,这些(即兴歌词和动作)就出来了,这其实是我的身体在表达,不是我的脑子和逻辑。”

社会诗歌


  在吞吐了大量的文学和现实素材后,大卫开始书写他的现代诗。和他狂放恣肆的说唱舞台表演不同,诗里的大卫神秘、精致,略为克制,各种明喻、暗喻、反讽迎面扑来,他用想象、拼贴和重塑制造了各种荒诞却又让人心领神会的世界。诗文与唱词的指向殊途同归。
7月16日,大卫在北京胡同里的DDC演出

  作家胡赳赳眼中的大卫,“目光间流露良善,憋着劲跟自己较劲。(文字里则是)鞭尸者”。
  在文字和影像里,大卫有时像是对情人说话,有时仿佛对历史喊话。他有意将二者的界限模糊、反其道而用之。7月中,大卫又发布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你是我的第五百零一次颤抖》。跟第一本诗集《任之》比起来,这本诗集越发跳跃,看似是情人间的呓语,却在时空间跳来荡去,不经意洒给读者那些意味悠长的密码。诗人戴潍娜说,自己在他的诗里感受到了“与时代完全契合的灵魂以及发声器官。看似书写爱情,其中却有庞大的东西在里面跃跃欲动”。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在你的身上 / 我克服了这个时代” , 成为他在DDC人生首场演出的主题。他说,“这个时代的寒冷嵌入我们太深。得和另外一个灵魂的真诚接触中,用另外一个灵魂来反省自己。”在演出之前的浸没式戏剧表演里,他把自己变成了矛盾本身。他将朗诵保罗·策兰《死亡赋格》的纳粹军官和广场舞大妈放在一起,让办公室 OL 变成摘棉花的黑奴,用诗歌治疗精神病人,把诗集当作菜市场里的商品贩卖。他更是亲自扮演汪峰,用一场小品来表达他的歌《一个大面儿的大腕儿在大圈儿里捡破烂》。在他的 freestyle 引导下,观众们参与戏剧之中,去体验大卫所理解的矛盾。
  他还拍了一部电影《情欲 伤疤 被侮辱的人》,打碎时空结构,表演戏谑夸张,借由情人的反叛、厌弃,主角大卫的痛楚,折射出时代的癔症和人性的扭曲。其中参考了若干历史人物的角色任之(这也是他的本名)需要表现秃头,本来可以戴发套。但他觉得太假,干脆自己对着镜子把脑袋中间都剃秃了。那段时间出门他不戴帽子,“我就是这么出去,我在街上走。然后我观察路上看我的眼神。”最后他面目果真越来越狰狞,让剧组同事都有些害怕。
  大卫把自己的文字、音乐、影像创作都称为“社会诗歌”。“社会性”,部分源自他崇尚的俄罗斯和东欧作家,也源自他理解的知识分子本能。而他的所有作品,连同生活方式,都越来越有行为艺术的趋向。偶尔你又能嗅到一丝表演的气息——却始终是严肃的内核。
  “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发表两本诗集、办过两次现场演出后的大卫有了重生感——尽管他曾经的同业、他的部分读者和观众,看起来依然和他隔着千山万水。
  人物周刊:2010年和马俊在愚公移山的那一场Battle,你在现场的表现不太有还手之力。
  大卫:和现在比当然是不够自信的。
  人物周刊:当时在台上,马俊说,“为什么总是下半身,总是那么脏”,好像基本上你用的(招儿)都是人身攻击和地域歧视。
  大卫:其实我不想人身攻击或地域歧视,到现在我也会这么说。但如果现在有个人和我battle,我还是会人身攻击、地域歧视,这是纯技巧性的。就像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打别人鼻子这件事儿非常不好,但这是个格斗比赛,我必须要去打他的鼻子,尽管我非常不认同。
  人物周刊:就是在这个框架里,按照规则来完成一个任务……但也许你能完成得更漂亮一点。
  大卫:是。
  人物周刊:那么Battle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比赛双方的一种碾压吗?赢者(除了押韵)主要在他的气势吗?
  大卫:那之后就再也不battle了,因为我觉得没太大意思,battle这个形式对我来说太窄了。它就是攻击你的对手,用舌头去格斗。但我认为——拿武术作类比——如果真想提升个人修为,实战是不够的,还是要练气息,打坐,看各种理论书。所以我一直坚持freestyle,但我不爱battle。Battle是攻击你的对手,而freestyle是对世界所有人的表达,天地众生全都可以出现,在你词语的大海里。
  人物周刊:回过头看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气盛或者幼稚吗?
  大卫:那时肯定有非常浅薄的地方,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个人的能量,那个对我比较重要。一个人的创造力究竟是强大还是平庸,要看他的能量,这种能量是要用意志和直覺而不是思辩的方式捕捉的,现在就特别珍视这种能量。
  人物周刊:你的说唱和当下国内Hip-Hop圈的rap有何不同?
  大卫:大部分国内的Hip-Hop把rap当成一种化妆品,没有去表达,即使说话也是陈词滥调,我称之为“街头心灵鸡汤”。从中只听得到谈论梦想、理想和成功学。只是穿上酷衣服,凶狠地喊话。而我追求的是,给你一种个人的氛围,一对一的。我不和群体交流,我是在和每个个体交流。   在精神和美学层面,我对Hip-Hop文化没有太多认同,我对Hip-Hop是从力量层面认同的。它能激发我的能量。我用它做更诗歌、更细腻的表达——可能Hip-Hop是不太在意这些东西的,而民谣、摇滚更在意这方面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最欣赏的Hip-Hop歌手是?
  大卫:Mos Def。他曾发起一个运动叫conscious rap(良心说唱),在歌里讨论社会问题,也用一些诗歌化的表达。他说Hip-Hop是folk music,必须用情感、意志、思想和它碰撞,不是给你一个东西,你在里面摇晃,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不是,你还是你,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你他是谁。很多人在Hip-Hop、在摇滚里面,是在逃避。但我的音乐是出击,你一定要出击。
  人物周刊:去年9月你说经历了生命里最失利的岁月?
  大卫:去年开始,我的东西开始有些雏形了,于是迎来了很浓烈的敌意。有人骂,你装什么呀?你就应该yoyoyo,以前那样儿多好呀。因为那样儿他们是能切入我的,他们能明白哦这是battle,这是骂街,这是大卫。但现在我一会儿爵士一会儿摇滚,又写诗,拍电影,他们觉得大卫这人干嘛呢,到底干嘛呢,很生气。包括书也出不了,我就还挺悲愤的。(笑)
  人物周刊:你出发去工体和老崔合作演出前,发了一条微博,大意是,那些丑化我的小人们,我今天晚上要让你们体无完肤。你心里有强烈的复仇心态?
  大卫:那肯定的。比如说我看自己,还有身边,一些真的很努力、很有才华的人,他们被侮辱、唾弃,被不屑一顾,这让人太难过了。
  人物周刊:具体说说,你经历过怎样的污蔑和丑化?
  大卫:比如他们就是因为我在说话,所以恨我。就是因为别人都不说话,就我说话,因为他们都在倒退,而我只是站在原地,我都不用往前跑,他们就说我激进。
  他们也不想花时间稍微用一点儿心去看你,去理解你,“他这个东西可能是我没见过的”,就对你产生敌意了;而不是“这没见过,这是什么,我去看看”。他们对这些观点性的东西感觉不舒服。
  人物周刊:《开开》那首歌有好多人说你抄袭Drake的beat。
  大卫:我觉得他们就是疯了,彻底疯了。用同一个采样,在Hip-Hop界是最常见的。而且说我抄袭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恨我、质疑我。
  人物周刊:你跟老崔(崔健)的那种批判,区别在哪里,时代感,狠劲儿?
  大卫:老崔和我没有隔阂,我们的困境是一样的。我们的困境,我们受到的侮辱、忽略、挑衅都是一样的。比如你看《混子》那首歌,我和老崔每次都在一块唱,因为那是他的困境,也是我的困境。老崔特别喜欢我的《少年》,他说现在感受到的困惑在这首歌里都能找到。
诗人戴潍娜在大卫演出前和他对谈

  人物周刊:有一天,当战争、压迫、物质化这些主题都写过,你依然能找到针对的目标吗?
  大卫:我觉得大家把政治放得太大了,不应比人的困境还大。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困境。情欲、家庭、欲望的困境太多了。我喜欢的美国作家弗兰岑,他写的都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小事情。但他把人与人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嫉妒、阴暗、自我厌弃等等,写得非常精致。这是人本身的困境。
  人物周刊:现在你基本上不会再借助rap这套系统里面的beat和flow来完成作品?
  大卫:对,我还在rap,它在力量、能量层面是我认为在使用时最自由、极致的。但有一些领域,有一些我想表达的地方,我可能用rap也不行。我可能用诗歌,诗歌不行用小说,小说不行用电影。有一些东西我发现都不行,最近就要开始弹唱了。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的创作称为“社会诗歌”,怎么讲?
  大卫:更重要的,是作为动词的社会,代表介入的态度。我会进入这些大环境,以我诗歌的姿态。诗歌本身,指的不一定是poetry,可以是音乐、舞蹈、行为艺术,任何有诗性的表达,不一定是文字的。
  人物周刊:在創作和生活当中,内心极度的愤怒、厌恶、憎恨,如何不让它们导致另外一种恶?
  大卫:就像加缪说的,你要相信苦难,但是同时你也相信阳光,就是阳光下面都是苦难,都是历史,历史都是苦难,但是阳光又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一切。每回我垂头丧气的时候,都会把加缪这段儿给拿出来读。
  人物周刊:你崇尚美学上的暴力。
  大卫:没错。这种暴力只是力量层面的,但在心灵和勇气上,在对世界的观点上,又是温柔、甜蜜、充满爱的。我认为绝对暴力跟绝对甜蜜定是共存的。我写完东西,一般都会想象有两个人来审,一个是加缪,一个是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就代表最纯粹、极端的一面。但是只有这种恶的话,一定会被吞噬。而且如果走得太远,在美学上也会渐渐失去张力。所以加缪在很大程度上是平衡。“在隆冬,我知道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么不妥协的一种爱,再加上那种纯粹。
  人物周刊:你的词汇充满信息量和情感,如何来把握创作时它们对你的巨大诱惑?
  大卫:嗯,写诗和写歌词时,我会陷入一种理性的迷幻:每当我陷入审美的漩涡里,也是我那根理性和逻辑的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不会让它失控。艺术家性是完全审美上的,甚至可以说是暴力、昏庸的,但知识分子性是思辨的、理性的、逻辑的、关怀的、怜悯的。当我有时发现自己的知识分子性变得太庞大,就用艺术家性来破坏它。
  人物周刊:从欣赏的俄罗斯、前苏联作家身上,你吸收到了什么?
  大卫:比如埃米尔耶·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不光在审美也在勇气的层面上一直推动着我。
  像米沃什还有布罗茨基自省能力特别强。而且,我欣赏的作家很多是流亡作家,或者有奥斯维辛经历的,他们一生都在探讨死亡。不光是对世界的一种警觉,对自己也要时刻冷静。大部分人对世界很警觉,对自己没有,渐渐地自己就变得和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真的想和这个世界抗衡,你对自己的警觉要胜过对世界的警觉,才不会被同化。
  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宗教的力量,但又不是来自宗教,可能就是来自审美,诗歌对他们来说就是宗教。尤其曼德施塔姆,他向往的是异教的时代。他说能将我们从虚无主义之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希腊,就是地中海,他一生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地中海。
  人物周刊:你在三里屯快闪结束时遇到一个姑娘。你不停地追问她,“周围有那么多学生,那么多画家,但你是你,你告诉他们你是谁”,是想从她嘴里听到什么?
  大卫: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最希望他们说出自己想不到的东西来。我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究竟要不要和别人不同。很多人没想过这些。浑浑噩噩……
  我就是来捣乱的、搅局的。我希望每个孤独的人,能够好好地自省,能够站在一起,团结起来。下回我遇到一个环卫大妈,或者知识分子,我也会这样去刺激他们,只是方式不同。我对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即便我给他们产生了压迫感和入侵感。他们只会感觉到我是个强烈和真诚的人,而不是要操纵、伤害他们。我希望他们能看到个人的力量,然后对这个力量产生思考。
  人物周刊:每个人的背景、诉求都不同,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你在哪一点上产生共鸣?
  大卫: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对自我的感知力。无论你是何种身份,你到底是谁?现在做的事,有意义吗,和别人有区别吗?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真正地面对自己,有足够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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