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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邱震海搭乘“和谐号”动车，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一上车，就听到车厢内女声高音喇叭宣布5点通告：随身不能带刀、不能带易燃易爆物品等等，违者警察有权予以处理。
他听得“心惊肉跳”，觉得这列动车上所有乘客顷刻间似乎都成了“敌人”。
回到21年前，他搭乘东方列车，穿越西伯利亚，也有一次“大开眼界”的旅行。
1991年初，29岁的邱震海赴德国留学。没钱买机票，就坐火车。西伯利亚走了9天8夜，到莫斯科时，已是2月底。徘徊在莫斯科街头，邱震海呆了：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到处都是排队的人群，到处都是安检。
邱震海今年50岁，知天命之年，身为凤凰卫视评论员，他开始更用力地呐喊。他在读报节目说，在报刊评论说，在微博博客说，又邀请多方专家学者，来他的节目继续说。所说之事，包括“崛起的中国须警惕战争浮躁”、“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
邱震海在新浪微博的签名是：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叛逆小子
“如果我命长一点，恐怕在我的老年要经历一场颠沛流离的战乱。看一看我们电视台军事节目如此火爆，现在每天谈军事节目就像谈恋爱一样。（宁愿）让炮声响起在床上，也不要响起在海上。”邱震海嘿嘿笑了，台下中山大学数百名学子也哄笑。
演讲时，邱震海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岁月。30年前虽然不能谈恋爱，但他一度是一个“叛逆小子”。
1980年，18岁的邱震海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德语专业。那时候他“拼命读书，拼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对政治课、教育课则了无兴趣，常逃课到图书馆看杂书。最终，他一个学期旷了30节课，只得拼命写检查，才保住了学士学位。
他后悔中学太过老实，读了大学才开始想要叛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叛逆，于是千奇百怪。当德语班团支部书记时，他领着同学旷课、抽烟、穿喇叭裤，最终被“革职”。
如今他感谢当年的叛逆，“其实我工作当中的那种批判性，还遗留着年轻时的那种叛逆，只不过现在没有那么轻狂了。”
1997年，留德7年后，他再次“叛逆”，离开德国到香港工作。“当时很多人觉得我疯了，因为再过几年我就可以拿到德国永久居留权。”他不想只是做个德国华人，搞搞中德两国的贸易，或者做一个德国大公司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他渴望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起初在香港挺艰难。他给报社撰稿，仅能糊口。后来索性到香港一家上市的钢铁公司做推广总监，不习惯，又回到媒体，兼做大学讲师。2004年，他加盟凤凰卫视。视野开阔加之评论犀利，他在凤凰卫视得心应手。
如今，他除了轮班主持《有报天天读》，还拥有自己的两档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与《寰宇大战略》。
“每周两场公共讨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空间、资源。如果我滥用这种资源，可以把这两个节目弄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收视率会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无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间。但只要还有一定自由空间，我还是会服从于我自己的内心。”
因反复呐喊思想启蒙，主张理性探讨“反日”、“战争”等公共话题，国内互联网上一度对邱震海骂声一片，有人说他“崇欧”，更有人称他为“汉奸”。邱震海对此淡然一笑。2007年3月，在香港凤凰卫视和日本朝日电视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中日大讨论——真正的睦邻之路”，他作为中方4名辩手之一，曾与日本辩手激辩通宵，当时全程电视直播。
在他的两档节目中，因不停打断嘉宾和语速甚快的主持风格，他在网上也毁誉参半，更有人批评他过于霸道。对此他也无奈：战略节目需要快节奏和紧张感，难以容纳娓娓道来；语速快，则实在是节目时间有限。“若节目太拖沓，观众可能觉得更糟糕。”他在微博里说。
在他的博客里，他的座右铭是：宠辱不惊。“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空间可以做，现实还没有压迫到我一定要去说假话，我现在做节目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
“德国几乎塑造了我”
人物周刊：留学德国7年，都有哪些收获？
邱震海：德国那几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两个东西：一是欧洲人的那种思辨、那种逻辑性更加深了，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博士导师说：“德国几乎塑造了我。”
第二是让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自由民主。我博士的4年是拿奖学金的，同时拿到了两个基金会的奖学金，一个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当时的德国执政党），另外一个是自民党。因奖学金要求，我就列席过德国自由民主党的党代会。德国的党代会整个会场乱糟糟的，参加党代会的人在会场走来走去，会议从早开到晚，因为强调平等，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我开始知道党代会是可以互相吵架的，领导人是可以被讽刺的。
当时自民党主席拉姆斯多夫曾跟我们一起喝啤酒，旁边桌子的几个奖学金学生就在演小品，讽刺他跟科尔（德国前总理）：“总理先生你在干嘛？”“我在看脱衣舞，你也过来吧。”这个党主席很恼火地回头看了看，又无可奈何。
人物周刊：看到这一幕，有什么感触？
邱震海：这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是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也同时让我思考一些问题：任何地方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和民主，自由、民主都是相对的。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容忍，什么是政治人物要被迫容忍的。这对当时的我有很大的震撼、冲击。
人物周刊：你的新书叫《中国人成熟吗》，书名有何用意？
邱震海：辜鸿铭百年前曾用“淳朴、深沉、聪明”来形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但却惟独没有“成熟”二字。粗浅地说，可能中华民族从崛起开始到成熟需要50年时间。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我对德国的理性比较推崇。从中国过去100年发展进程来说，我们这个民族很感性，很可爱，但理性的人往往会成功，感性的人往往不太成功。 在中国过去100年中，因为落后与种种危机，整个民族，包括知识精英阶层，有一种焦虑，会引起骚动，所以就变成革命压倒启蒙。没有启蒙就造成焦虑，进而造成革命，用革命来救国。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我们比较容易在情绪上争执，该理性展示愤怒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变成了打砸抢。
真正有力量的是中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下一步启蒙应该如何做？
邱震海：思想启蒙是什么东西？听上去很空、很虚，其实是对是非曲直的辨析，经过几十年的公开讨论、辩论，让每个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会掌握一个度。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愚昧，就越会走极端。
如果按照古典欧洲的启蒙模式，经过两三百年的大鸣大放，我认为在中国是不行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上面很开放。“五四运动”的启蒙被浪费了，80年代的启蒙被浪费了。今日中国之启蒙，它一定不是疾风暴雨式的，也不是大规模的运动，我始终把焦点放在知识分子身上。在社交媒体时代，虽然信息碎片化了，但每个人每天都在网上了解信息，也都在做价值判断，包括很多民族主义情绪都会流露出来，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多出来做点事情。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能发挥什么作用？
邱震海：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群非常重要的人物，会对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和心灵成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应该发表一些比较有见地的意见，开启、引导民众参与公共讨论。
人物周刊：但现实中，公共讨论还是会受到诸多限制。
邱震海：虽然现在公开讨论还是受管控，但有些媒体其实是可以在有限范围之内，用建设性的方法去做。比如我的两个节目：《寰宇大战略》和《震海听风录》，都在打擦边球、走钢丝，我认为是可以做的。
我们总以为现在的政治条件有限，做不了，把责任推给体制。或者是现在市场不感兴趣，老百姓有很多迷茫的东西。但忽略了在体制和老百姓之间是有一些空间的。如果用负责任的方法、建设性的方法，其实不会触动上层，跟体制没有直接关系。最近我节目中思想启蒙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个话题讨论，做了以后也没受到什么压力。
我认为我们要把现在的自由度用到最大的张力，这就是一种技巧。话题每天都有，就看媒体人员和知识分子、学者以及有影响力的所谓的“公知”（怎么做）。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方韩大战”，这背后有一些价值观可以梳理。再比如中国的安全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虽然我们都有一种无力感，但负责任、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要持之以恒（发出声音）。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邱震海：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更承担了引导、梳理的作用。我在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要变成一个很民族主义、进攻性很强、很咄咄逼人的国家，还是要逐步走向光明、逐步走向遵守游戏规则？不言而喻肯定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不是由草根来统治的，主宰中国命运的甚至也不是权贵，真正有力量的是那批中产。真正在支撑中国社会的是中产，是今天沉默的大多数。未来这些人如果起来了，这个社会就乱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人现在压力很大，高房价、高物价，自由得不到表达。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就是这部分人，负责任的媒体需要看到中国的未来是靠哪些群体在支撑。草根也好，茫然的当权者也好，他们是可以被我们所推动的主流吸纳的。
高举自由的大旗，又不滥用自由
人物周刊：有种观点认为，今日中国的种种争吵，根源在于没有一种多方认同、凝聚共识的价值观，你如何看？
邱震海：没有统一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问题，这个要讲到国学了。我对现在的“国学热”比较谨慎，当然“国学热”有很多正面的好处，会以一种很浅显的、大众媒体的方式教会老百姓一些道理，比如于丹、易中天。但千万不要忘记，国学里面有好多糟粕。西方有句谚语是“倒水把小孩都倒掉了”，我们是“捡小孩把脏水都捡回来了”。
人物周刊：国人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凝聚共识的价值观呢？
邱震海：其实这是中国现在最困惑的。我认为，美国人的价值观，为什么能打动人心，因为它强调自由。每个人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中国现在没办法提出这么一种价值观。
如果把国学、儒家里面一些好的价值观发扬光大，以后也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但同时，自由是一个终极的价值观，一个国家（若）能够高举自由的大旗，民主、法治、公平、和谐自然都会来。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儒家文化需要一场嫁接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复兴运动，你怎么看？
邱震海：我们一方面要拥抱自由等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因为它来自西方，就要躲躲闪闪、欲拒还迎，所以要从儒家文化中去寻找支撑点，何必呢。自由是全人类的，如果做这样一道数学题会很累，因为儒家哲学中有很多是反自由、束缚自由的东西，怎么去跟现代的文明价值观接轨？我认为儒家哲学是可以拿来用的，但它必须跟现代文明接轨。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话语系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话，即使制度改变，人也还未改变。你怎么看？怎么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邱震海：思维方式跟语言有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倒不认为语言会完全塑造人的思维。语言是有特色的，但它不会对人产生根本影响，倒是人的思维慢慢会改变一些语言。媒体的宽容很重要，尊重也很重要，尊重彼此的差异，永远高举自由的大旗，但又不滥用自由，这些“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做不到伟大，至少不要落井下石
人物周刊：今年“九一八”前后的游行中，有国人打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你怎么看？
邱震海：没有打过仗的人，觉得打仗很好玩；经历过战争的人，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竭力争取和平。问一下越战老兵，看到战友突然在战场死亡，他感觉明天他性命不保。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会感觉有一颗炸弹突然炸下来，这是多么的幸福。只有当外交失败、人的大脑发热的时候，才会真正发动战争，用军事手段、用所有人的生命处理主权、领土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智慧，用外交手段解决。军事都是政治失败最后的手段。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必将再有一战”，只有战争才能涤荡日本侵华的屈辱。你怎么看？
邱震海：中国在崛起的时候，民众很茫然，认为打一仗才能解心头之恨。如果由得这种情绪蔓延下去就比较危险。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是有历史悲情的，过去几百年受到日本，包括西方在内的侵略，我们民族的内心积攒了很多悲情，这种悲情现在依然未脱。在我们的崛起过程中，很多自负、傲慢背后，其实是一种悲情。
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能居高临下地指责，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感同身受。我们要去超越这种悲情，虽然很难，但知识分子就要有一种理性精神，提醒国民，包括当权者，我还是在不断地强调知识界和媒体的作用，做比不做总要好一点，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人物周刊：二战前，素以严谨、理性著称的德国人也陷入了战争狂热，如今中国人如何防范战争浮躁？
邱震海：2006年在巴黎，我与欧盟创始人让·莫内的助理贝尔图安对话近五个小时，谈及欧洲战后以合作消弭敌意的智慧。我问，“1918年一战结束后，欧洲人是否有1951年时的智慧？”老人答：“有，但只有小部分知识精英在鼓吹，大部分人仍渴望战争。”那时的欧洲，任何理性就像滴在火红铁板上的水珠，立时被蒸发殆尽，到最后成了一场熊熊大火势在必燃。
今天中国也许不是一块铁板，但我们是一堆干柴，每个人心中都很焦虑。一些朋友砸日系车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发泄对日本的不满，还是发泄对其他的不满，我们现在似乎在等待一颗火星，一颗火星掉在干柴上，也会引起熊熊大火。无论是烧红的铁板，还是干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给火把浇点水，给干柴浇点水。
人物周刊：与现实的对抗中，很多人会变得心灰意冷。你怎么看？
邱震海：不要把责任推给体制，正如我在节目中多次说的，“无奈，不是良心泯灭的代名词。”无奈，可以不说真话，但不等于可以说假话；说假话就算了，不等于可以去害人。这中间都是有一道一道的底线的。
以前德国有柏林墙的时候，经常有人翻越柏林墙，从东德逃到西德，边防军就奉命开枪。28年里，有285个人死在柏林墙下。后来这些士兵被提上审判台，问到“你为什么打死他”，他说“我执行上司的命令”。“你为什么枪口不可以抬高一寸？为什么一定要打他的心脏，不打他的腿，这是有区别的。”枪口抬高一寸，是一个人面对自由的状态下，良心能不能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你做不到这么伟大，至少不要落井下石。
所以我觉得最后不要把自己的很多不作为，或者自己的很多非作为，归结于体制。我对未来战争的可能，持有悲观态度；但我对现在中国享有的自由，还是非常客观地评价。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20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已经形成了国家无法控制和摧毁的基础。这个基础看不见摸不着，但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在这里，他们是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我认为我们只要紧紧地跟这些人站在一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