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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对于偷渡者来说,边防部队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棒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因为贫穷和饥荒。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教授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
逃港者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
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数千名逃港者身处山间时,深圳突降暴雨,山洪下泄。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香港人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但是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对于偷渡者来说,边防部队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棒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因为贫穷和饥荒。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教授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
逃港者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
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数千名逃港者身处山间时,深圳突降暴雨,山洪下泄。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应该拿逃港者怎么办?这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1962年,《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受上级委派,来到深圳。他想搞清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时,内地对香港进行丑化宣传。但这个记者在香港看到的,并非如此。香港人的生活,比内地高出了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内地还吃不饱饭的时候,香港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回到深圳后,这个记者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闭门不出。他先后写了4篇内参,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希望执政者能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半年以后,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但是此后的十余年里,依然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浪潮。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