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作为西方有名的一位左派知识分子，他对美国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实施旨在称霸全球的国际恐怖主义外交政策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多年来发表了大量指责美国霸权统治的文章，虽身为犹太裔但丝毫没有为美国保护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摇旗呐喊，反而对以色列野蛮血腥对待巴勒斯坦人民深恶痛疾，声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对美国政府与媒体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谋关系感到愤慨，著书详尽透彻地分析个中缘由。
　　那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到底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呢，应该落实到怎样的具体行动上呢？要以上文所确定的标准来看，他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角色如何体现？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初提出并解释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是如何说的：“公共知识分子针对有文化的受众写作或演讲，他所承担的义务是不仅仅是其专业或个人范围内的义务，而且是对公众世界的义务”。在他“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内，“那些工作过于技术化或难以吸引公众的知识分子不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列，博物馆管理员和牙医们没有时间或环境为公众撰文写稿，他们是专业知识分子”。
　　从雅各比的定义中可知，通过写作与演讲等公共媒体发声至少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公共知识分子比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承担的义务要更多更广，因为他不仅面临着挑战建制的风险，同时也有可能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其承担义务的风险大过民主制度下保护的自由，也很可能会受到政府或企业等利益集团有形无形的干扰阻挠，甚至人身威胁。历史上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写了《城市之耻》揭露“政客与企业主狼狈为奸”的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终生致力于黑人平权解放运动W.E.B.杜波伊斯；还有掀起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写下巨著《寂静的春天》的蕾切尔·卡森；投身为妇女争取权利运动、谴责社会中各种歧视妇女现象的格洛莉娅·斯坦内姆等人。从这些人物所做的具体行动来看，公共知识分子写作、演讲，争取在公共媒体发声，领导改革运动，挑战霸权学派、反抗政治迫害，为环境保护呐喊、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通通这些均可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具体行动。诚然，公共知识分子掌握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和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或许无形中有悖于他们自己追求公共性、客观性的准则。不过在公共议题上，公共知识分子有权基于个人自身的职业道德、知识理性、社会良知，为大众提供另一种有别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和分析，因为对一个问题或事件越单一的解释往往意味着某些特权阶层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公共知识分子也厌恶一个企业因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造成的技术、产品垄断。也许他们所说的不一定是真相或真理，但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民众有权知道真相，而且是不经政府或企业利益集团过滤的真相，因为越是公共议题、热点问题就越牵扯到每一个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根本利益和权利，这些利益和权利既不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也不因时空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现实中公共知识分子会因为他卓越的学术成就而成为学术明星，但他反而应该更多地利用这一优势，走出书斋，让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被更多的人听到，他向往的不是大众对他宗教式、领袖式的崇拜，而是通过他的言行看到自己的能动性，反求诸己，确立自己独立、自由的判断和思想。对公共知识分子自己来说，关注公共议题会培养本身的公共关怀和远见意识，这非但不会影响知识生产，还会加深个人作品的深度和普世性。除此之外，我们从雅各比的第二句话中可以看到，公共知识分子另一个特点是非技术化的人员，他的作品得吸引大众，有时间、有环境为公众写作。如果知识分子陷入到日常闲杂事务中的话，他就很容易转化为学院式的知识分子，失去其公共性和批判性。而写出吸引大众的作品、接受具有普通常识的民众的市场考验也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否达标的准则之一，因为作品除了满足民众知识性的需求之外，还应该让他们看到道德、理性、公平、正义的召唤，正如罗尔斯所说的，公共正义不为知识分子所独占，而是为所有公民所拥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所需要他做的，不仅仅是公民的道德实践，而且是理性的反思，反思一切不合理的秩序与权力关系，并且做出有说服力的批判”。
　　在乔姆斯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角色如何体现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用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来验证。他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首先要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这是走向公共生活、实现政治批判的根基所在”，由于“当今这个知识专业化的学院形态中，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已经被权力与金钱深入地控制了”，所以“知识分子争取自主性的斗争必须学会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乔姆斯基担任反对越南战争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与诺曼·梅勒、保罗·劳特尔等反战人士一起号召学生和教会，对抗五角大楼、司法部里的鹰派人士，历经多次民权运动逐渐成长为著名反战公共知识分子。他用行动宣示在民主制度下国家和垄断集团是无法让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闭嘴的，也不可能让他们停止写作。更何况乔姆斯基之于语言学的重要贡献毋庸置疑，他肩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角色理所当然应该由他们的文章、讲话的主题来展现。下文将总结乔姆斯基历年来发表过的非本学术领域的著作和文章，检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担当的责任。从1969年出版第一部非本专业的著作《美国权力和新一批守旧官僚》以来一直到2011年最新的作品《权力与恐惧：冲突、霸权和实力原则》，乔姆斯基历年总共出版67本著作，主题涉及美国国内政治、对外政策、恐怖主义、国际政治、大众媒体、无政府主义、学术与言论自由等。除上文统计的著作之外，乔姆斯基从1967年发表第1篇政论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开始，截止到2011年8月24号总共有198篇文章发表。其中有1篇讨论媒体业，2篇讨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2篇涉及市场经济，2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3篇涉及恐怖主义，3篇有关帝国主义，8篇谈论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12篇谈论知识分子、公民权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无政府主义、学生运动的议题，其余165篇均是讨论美国政府、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主题。
　　按照上文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乔姆斯基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烈关注诸如人权、民主、公平、自由、权力、真理等基本人类价值，提倡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谴责国家、政府、企业有形无形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媒体业与政治集团的共谋关系，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舆论控制；对当今世界各地发生的热点问题保持长久的热忱，涉及地区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非洲、中南欧、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反对美国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反对美国以人道主义为名行军事霸权之实，打击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或第三世界国家以求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地区秩序，就目前国际秩序提出个人理想的全球秩序。另外乔姆斯基以个人言行很好地诠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角色：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人类基本价值观坚定的捍卫者，公民利益、学术标准、知识分子责任的阐释者，国家、政府、企业等特权阶层永远的批判者。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