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训》的生活方法论与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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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对之进行详细论证的并不多见。冯友兰在其《四十年的回顾》中自述,在他写《一种人生观》(1924年)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实用主义的,但在《一个新人生论》(1926年)中,他已经融合了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见解;这之后,他的思想处于从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转变之中;
其他文献
2009年7月6日至10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中共西宁市委、市政府协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09年年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中国60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来自全国党校系统、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院所以及人民出版社、《哲学研究》编辑部、《光明日报》等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康德的超绝(transzendental)哲学,首先是作为其核心的超绝演绎,是由以下两项成就为起点的,即:一个新的客观性或对象性的概念的给出,和对于意识中的验前(apriori)认识能力的确认。这些能力有两类,即作为验前直观形式的空间与时间和作为知性纯粹概念的实体、因果性等范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超绝演绎的§26中,康德说道:
“儒学在宋代的复兴与佛教有着密切关联”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对于宋儒在恢复、重构儒学时利用佛教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却少有人探究,而这却是回答“佛教在宋代新儒学复兴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故此,本文拟对宋代儒家学者利用佛教的诸种方式展开探讨,并由此解释相关问题。
一个多世纪前,皮尔斯就指出:“溯因推理是一个形成解释性假设的过程。它是唯一一种能够引入新观念的逻辑操作。”(Peirce,V,P.106)但他的有关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问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在《发现的模式》中,以开普勒发现行星椭圆形运动轨道的推理过程为案例,全面展示了皮尔斯所说的溯因推理过程,
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继互联网络和基因技术的重大突破之后,纳米技术作为新兴领域,其未来前景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权利之争而逐步得到彰显。目前纳米技术变革作用被看作是一场“纳米风暴”,它成为引导21世纪技术革命方向的“强劲潮流”。这一公共文化形象至少包含如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纳米技术以纳米科学为基础,它以纳米工艺与纳米工程为手段,
《刘奔文集》是刘奔哲学研究成果最主要的汇编。较之不同时期散见于刊物上的文章以及2005年出版的“自选集”,这部文集更为集中地展示了刘奔的哲学理念和论学思路。刘奔的哲学研究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即映现于个性中的时代。笔者整理若干读《刘奔文集》心得,以就正于学界,同时作为一种纪念。
“历史转折”的文化维度对“历史转折”可以作多种维度的考察。从社会维度来解读,“历史转折”意味着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出现了整体性和根本性的演化创新的变更趋势。社会在实现其赖以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再生产时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内部或外部困难,而这些社会关系又赋予社会的运动和演化方式以特殊的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道德滑坡的困境。通常认为,一个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是很难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因此,按照“为仁由己”的儒家思维,社会道德滑坡的根源自然而然地被归结于个体心性涵养及内在信仰的贫乏;而社会道德的重建之途,亦应以提升个体道德素质、重建道德信仰为起点。上述思路也常常被视为儒家当代价值的:表现之一,备受世人推崇。然而,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如果儒学仅仅发展出一套崭新而有说服力的道德推理,足以与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学抗衡,
王夫之的思想面向虽然极为丰富,但其精要之处尤在于“溯源心性”,并“一本心性为说”(钱穆,第124页)。就王夫之心性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言,他对朱熹和王阳明皆有所批判,也有所综合,并在批判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性情合一”论。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情感和理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辟异端、开正学”的文化反省意识和辩证融通的哲学品质。
一、批判与重构的运思指向如果我们要确定公正理论研究中最具总括性、基石性的时代主题,那么公正标准的合理性,即公正标准的意义批判与价值重构问题,无疑最有资格称作这种主题。人类社会文明史表明,公正标准的意义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话题,任何单一的公正标准总会不断地因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而遭遇意义批判和价值重构的历史命运。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历史逻辑造就了一些以批判为旗帜的哲学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克海默就将其哲学称为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