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盛夏时节，笔者为撰写《胡秋原全传》赴京专访了胡氏老友、九秩高龄的贾亦斌将军。贾老上穿白衬衣，下着蓝条裤，足穿平底布鞋，亲自走下楼，来到庭院门口笑脸相迎我，给人宾至如归之感。当时，老将军给我的印象是，他虽然满头花白银发，但腰不勾、背不驼，步履稳健，连老人斑都没有一块，看不出他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我在参观贾老的书房时，老人一边介绍他于战时陪都重庆与胡秋原的相识相交，一边提笔给我签赠将军的回忆录《半生风雨录》，还特地题写了一副对联：“醒狮怒吼，谁敢鲸吞蚕食;散沙凝结，哪怕豆剖瓜分。”当谈到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经历时，贾老动情地说：“日寇发动的那场战争太惨了！淞沪会战时，我亲眼目睹由湖北一起前去的数百位将士倒在日军的炮火下！徐州会战时，为了阻挡日军进攻，黄河被炸决口，一下子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武汉会战时，日本人放毒气弹，我们第八十一师的两个营只有三个人活下来;鄂西会战时，我率两个营到敌后打游击，部队被包围，狂风暴雨，又没有饭吃，八九十个官兵活活冻死了。战场上的惨烈、倭寇的凶暴、人民的痛苦，我都永远忘不了……”
　　百年前的1912年11月22日，贾亦斌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府兴国州（今阳新县）青龙乡贾家门前屋的一个农民家庭。湖北阳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天灾人祸频发的地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全国工农运动、学生运动等革命风暴蓬勃兴起，特别是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更是汹涌澎湃，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在工农大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继攻克了湖南后，于1926年10月10日又光复了武昌，一时间，武昌成为大革命运动的“红都”。正在湖北阳新县城阳新中学读书的贾亦斌看到北伐军官兵人人佩戴着“爱国家、爱百姓、不怕死、不要钱”的字符，官兵同穿草鞋，部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所到之处都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贾亦斌也与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游行和登台演讲，热烈欢迎北伐军，县城到处洋溢着一派革命气氛。不久，学校停课，贾亦斌回到家乡，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之中。
　　由于阳新县农民一直与贫苦抗争、搏斗，他们积极拥护北伐军和农民协会的主张。家乡的农民协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了。贾亦斌的二伯贾方南出任农会会长，十五岁的贾亦斌也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
　　大革命失败后，贾亦斌因家贫学费和生活费无着，当向亲戚借钱受辱之时，正值徐源泉率国民革命军四十八师驻防湖北，于是，他于1930年报名参加了第四十八师教导队。旧军队是用士兵的血泪织成的，他在其中常遭鞭笞辱骂之苦，多次被打以后，他含着泪暗下决心：将来我当了军官绝不打骂士兵。
　　1931年初，第四十八师教导队更名为国军第十军干部学校，并将校址由荆州迁到武昌。同年夏，武汉遭受了特大洪灾，灾后霍乱流行，贾亦斌不幸感染了霍乱，整日上吐下泻，高烧不止，瘦得皮包骨，学校认为他没救了，就将他遣送到难民营，让其自生自灭。贾亦斌也以为自己只有在难民营等死了。好在，自进了难民营后，他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好转起来，后被送医治愈，捡回了一条命。

二

　　贾亦斌大难不死归队不久，忽闻“九·一八事变”爆发，顿时失声痛哭，他既痛恨倭寇侵占东北，又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岁末年初，贾亦斌在军校毕业后，回到第四十一师先后任文书、特务长和少尉排长。当他得知，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我国抗日铁军第十九路军的奋勇还击（即“一·二八”淞沪抗战）。全国及上海广大民众踊跃支援十九路军的义举，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贾亦斌从内心感到高兴。
　　可是，1932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在上海派驻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和一部分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政府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不得派驻军队，只能由中国的保安团队和警察来此地维持地方秩序。
　　为了应对日军再次挑起事端，国民政府于1934年至1936年间在上海到南京之间和上海到杭州之间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同时，南京政府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受命后即开始秘密组建司令部，并主持制定进攻上海日军据点的新未来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以优势兵力突进到上海，一举扫荡和消灭日军的据点，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为此，张治中将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和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以及炮兵笫八团和炮兵第十团秘密布防在苏福线和锡澄线附近。
　　“七七事变”爆发后，正在荆州整训的少校营长贾亦斌多次代表全营官兵向上级请愿，要求开赴前线杀敌报国。
　　卢沟桥战起，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立即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请示蒋介石获准：将第二师补充旅一团的官兵化装为上海保安团队，派驻到上海的虹桥和龙华飞机场加强警戒。
　　1937年8月9日，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骑摩托车欲闯进上海虹桥机场，被我保安队士兵击毙。次日，日方代表以此借口要求我军化装的部队撤出上海并拆除上海市区的防御工事，遭到我军断然拒绝。8月11日，日军海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各港口，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四千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上海的形势骤然紧张。当天下午九时，张治中命令早已集结好的我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炮兵第八团、第十团连夜推进到上海市区和黄浦江一线。
　　8月1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淞沪会战打响了！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百万之众。面对占尽海陆空优势的野蛮入侵者，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损失惨重，每天伤亡将士近万人。

三

　　“淞沪会战”的消息传到湖北，二十五岁的贾亦斌浑身热血沸腾，为表达他誓死上阵杀敌的决心，他毅然咬破手指写好血书后迅速到师部请缨，他的申请被批准，并于9月初启程，从湖北随国军第四十一师第二四五团开赴上海前线。他到上海以后，被编入国军精锐第十七军团第一军第一师，就任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 　　贾亦斌所在部队的任务，是据守上海市郊的杨行和刘行一带。这里是一片平地，无险可守，只能靠深挖战壕与敌人打阵地战。那时候，日军上边有飞机，黄浦江上有军舰，陆地上有很精锐的武器。而我军的武器比较差，在不可一世的日军看来，我军前线的将士就像日方海、陆、空军的活靶子一样。面对凶残的倭寇，贾亦斌视死如归，他率领战友们在阵前宣誓：“我们前来保卫大上海，就是跟小鬼子拼命的！活下来就胜利了，死了也甘心！”
　　为了摸清敌军的情况，贾亦斌带领几名随员，进入一个叫赵家宅的小村庄的一片小竹林里侦察。当他刚刚拿起望远镜向敌人阵地望去，很快被敌人发觉了。霎时，一发迫击炮弹飞过来落在他身后，他的帽子被气浪掀掉，脑袋被弹片炸出了血，一下子就晕倒在阵地上，战友以为他“光荣”了。醒来后，战友就让他下去疗伤。他坚决地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身为营长，怎能不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坚守阵地，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了也不做亡国奴啊！”
　　与敌人打阵地战，必须以深挖战壕作掩体。可是，上海地下水位高，一挖战壕水就往外冒。贾亦斌率领官兵们只能陷在满是积水的泥泞中与敌人苦战。上海的老百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们纷纷拿来木板与钢板作掩体，全力支持国军抗敌，形成了军民联合抗日的激动人心场面。
　　在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鼓舞下，贾亦斌率部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进攻，几乎每一寸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甚至肉搏拼刺刀，双方都伤亡惨重。经过浴血奋战二十多天，贾亦斌率领的第一营四百多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人，而手下的连长三个阵亡、一个受伤;排以下军官几乎伤亡殆尽，但官兵们爱国杀敌的士气依然高昂。
　　9月20日，贾亦斌率部移防刘行，敌军出动二十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千余发炮弹几乎把阵地全覆盖了，随后日军陆军在数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对贾亦斌部进行合围。旅长严明得知贾亦斌的第一营的严峻形势后，就紧急在电话中问贾亦斌是否要增援。贾亦斌知道，当时战场上的每个部队里面大都伤亡过多，都需要增援。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报告旅长！人在阵地在，我不仅不要增援！还应该去增援别人！”幸亏是广西援军及时赶到才给贾亦斌解了围。
　　到了9月30日，日军发动总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大场失守，贾亦斌所部腹背受敌，被迫撤退到苏州河南岸，贾亦斌率第一营官兵防守北新泾大桥。面对敌强我弱，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贾亦斌摸到了如何打退渡河的日军路子。
　　原来，贾亦斌边打仗边观察边总结，他认为：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沿用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仅凭一腔的爱国的勇敢必然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必须要学会隐蔽、用灵活机动的战法与敌军周旋。当他发现敌人在渡河前，往往是先用飞机轰炸，炸了以后用炮打，炮击以后才是步兵渡河进攻。于是，贾亦斌根据敌人进攻的规律及时调整了战法，他在阵前紧急布防说：“我们的阵地首先一定要做好隐蔽！把机关枪做得很低，敌人第一轮用炮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动;敌军用飞机轰炸的时候，我们也要隐蔽在战壕不要动。一旦看到日军炮炸了、飞机炸了以后，步兵差不多能来渡河了。当日军步兵到了河中间的时候，我们的机关枪这才开打起来，让敌军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只有这样打，才能重创日军！”
　　贾亦斌的战术迅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坚守了阵地，而且造成日军大量伤亡。很快，友邻部队也专程到贾亦斌这儿来现场观摩，推广他的歼敌经验。有一天，他正在给友军第三十六师介绍防御工整的时候，一发炮弹打来落在他附近，他的腿挂彩了。战友们要送他离开阵地，他坚决不肯，只是稍作包扎继续坚守阵地。

四

　　亲历抗倭现场，贾亦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战斗太惨烈了！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军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当时我军将士完全是以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将士们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倭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同时，贾亦斌与战友们终日处于极度的疲劳和饥饿之中。日军只要看到国军生火烧饭，飞机就炸来了。这样一来，他们白天就根本没有办法烧饭，只有到了夜晚以后才可以烧饭。所以他们经常是忍饥挨饿地战斗。最惨烈的是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缺医少药躺在战壕里，任其日军炮火轰击，运伤病都不能运，往往轻伤变重，重伤者自生自灭了。
　　贾亦斌回忆说，日军为了尽快结束“淞沪会战”，于1937年10月初就开始着手寻求一种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上海日军的困境──抽调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打击我军的侧背处。11月5日，上海后方失守，我军被迫全线撤退。贾亦斌受命掩护大部队撤退，撤退中，第十七军团司令部被一队轻装的日军打个措手不及，警卫部队和参谋人员大部分被打死，军团长胡宗南只和几个参谋侥幸逃出而加入了溃散的大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的汽车被日军的机枪打翻，司机和卫士被打死，薛岳趴在一条下水沟中大气不喘地足达几个小时方才脱逃。
　　上海撤退的时候，难民和国军几十万人都挤到那个马路上。那天天刚亮，日军飞机便对我军俯冲扫射。贾亦斌发现前面不远处的马路那边有一个孕妇，拖着四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奔逃着。这时，一架日机突然俯冲下来，贾亦斌急忙喊那个孕妇趴下！话音未落，一颗炸弹轰然爆炸！孕妇和四个孩子全被炸死，她腹部也被炸开，胎儿还在蠕动，遍地都是鲜血。这种惨景，几十年后贾亦斌一想起来仍痛心不已：“我在战场上，最惨烈的是这一次。真是惨不忍睹啊！”
　　当贾亦斌率队撤到方家窑附近的一条河边时，公路桥上已经布满了地雷，以炸桥阻止日军。我军唯一的一个用德国15cm重炮装备的炮团撤到这里，无法过桥。重炮团团长彭孟缉在岸边失声痛哭。他对贾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贾亦斌也爱莫能助，炮手们只好忍痛把崭新的重炮全部推进河中。

五

　　“淞沪会战”结束后，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召开会议议决有功人员。第一旅旅长严明对胡宗南说：“我们第四团第一营营长贾亦斌是个怪人，他两次受伤，不下火线;给他增援，他不要，还要增援别人;但他作战勇猛且善于动脑子，在苏州河重创日军，后期又掩护部队撤退。我保举这个怪人晋升团副！”但因胡宗南说贾亦斌不是黄埔出身，结果改任贾为旅部中校参谋主任。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打破了日军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共歼灭日军四万多人，我军也付出伤亡三十多万将士的惨重代价。贾亦斌接下来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屡立战功。1941年升任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少将参谋长，参加了鄂西战役和第三次“长沙会战”。贾亦斌的德行深受蒋经国赏识，历任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代理局长、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总队长。蒋曾称赞道：“文将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贾亦斌兼而有之！”1948年12月初，为反对内战，贾亦斌与段伯宇等酝酿、筹划，于1949年4月7日在浙江嘉兴毅然率部起义，26日抵达南京，被批准为中共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贾亦斌历任上海公安局社会处干训班副主任，上海食品出口分公司经理。1957年8月加入民革，历任民革上海市委员会第三至六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9年10月调民革中央工作，先后任民革第五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至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曾兼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顾问，谭嗣同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2005年9月3日上午，胡锦涛同志曾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向贾老一行十位抗战老战士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现值中国人民纪念抗战七十周年之际，贾老的话语仿佛在耳边回响：“抗战时，正面是国民党在打，敌后是共产党在打，这就是全面抗战，光讲哪一面都和事实不符。而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方针是最重要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也非常重要，保证了抗战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