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石山《被误读的〈论语〉》一书的评议，话题可以从与韩石山的一席对话引出。
　　2011年底，在林鹏先生第一季读书会的晚宴上，韩石山说起张石山新写的这本书。韩石山说，张石山选了个吃力不讨好的题材。二千年来，对孔子《论语》的评述，汗牛充栋数以千计，你张石山号称自己从来不读书，至少你要读读杨伯峻吧？你没读过前人对《论语》的评说，怎么能说你就写出了新意？我笑着反驳说，我借用你韩石山的句式，你没看过张石山的书，又怎么能断言张石山的书里就没有新意呢？
　　这番对话，事后想来，不妨看作是对张石山书评的旁注。
　　韩石山指出的是一个事实。由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二千多年来，对《论语》的评说数以千计。且不说历史上董仲舒、刘向、刘勰、朱熹、韩愈、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干人，见仁见智都有评说，即便到现代，对孔子的评说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有《新儒学》、《论语新解》、《论语别裁》等评著层出不穷。可以说，有一个论者就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孔子。
　　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夫子被贬斥为“孔老二”，是“克己复礼”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分子。
　　女权主义者拿孔子“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一语说事，认为孔子是个令人厌恶的男权主义者。
　　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据，认为孔子鼓吹等级制和专制统治。
　　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又热衷于批判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口号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张锐锋就已撰写了评述孔子的《别人的宫殿》一书，此书的副标题就叫“六十二双眼睛中的孔子”。也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零的《我读〈论语〉》，标题叫做《丧家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据说卖得很好，印数已上十万。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成为权威读本；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则别开蹊径，以一个佛学家的眼光，为读者展开一个崭新的视角……
　　其实，任何对孔子或《论语》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当代人感受。无不体现出时代意识和存在话语。
　　一度时期，百家讲坛上于丹的《〈论语〉心得》风靡一时，成为主流话语。
　　钱理群在《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一文中深刻指出：
　　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于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
　　于丹以聪明的才智和看风使舵的敏感，试图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论语》的读者都误导成安时处顺的人。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张石山以其草根立场和民间解读，展现了这本书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
　　张石山对我说：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对千年以降，尤其是百年以来，对《论语》的误读甚至是有意歪曲，以我个人读《论语》的感悟给予正本清源。这句话点明了张石山的创作宗旨和立意。
　　张石山新书的副标题是“《论语》片解九十九篇”。如此汪洋恣肆、辩锋雄健的巨述，处处可见作者的睿智之处、精彩之处。张石山以其过人聪明和文字功力，完成了一部小说家向学者转型的扛鼎力作，看得出张石山为此书的撰写看了一些书，也下了相当的功夫。
　　作为此书的责编续小强，对自己的编书心得说了这样一番话：“每一代解读者、每一个阶层的解读者（包括历朝历代的当政者）从不是这么看的。甚至当下的李泽厚、于丹、李零、秋风等人，乃至写作这本书的张石山，他们都不是这么看的。这是一种两难，一种深刻的困境。每一代人都试图去理解孔子这个重要的思想原点，许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掌握了孔子的真谛，或批或捧，或利用或去除，但孔子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总是觉得没有谈透孔子学说和孔子的思想，总是觉得有继续深入的必要甚至是无限深入的可能。”
　　我看过这段论述，第一时间给续小强打电话说：分寸感是认识和书写的最高技巧。你对你编辑的书，有着深刻的自觉和认识深度。
　　我作为张石山多年的老朋友，大概更应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张石山在概括“批孔”者的观点时，如是言：“极而言之是说，孔子和他的儒学是历代统治者的帮凶，儒生是为统治才出谋划策的。”张石山强调说：“反复读过《论语》，我的结论正好相反。”“一以贯之的重心之一，是对居上者、对诸侯国君提出了严格要求。要他们修身齐家，施行仁政，建立道德社会。”
　　在张石山的新书中，随处可见针对二千多年来对孔子的诟詈和批驳进行辩解：如对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孔子并不曾搞愚民政策”；对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关系，认为“在孔子的构想中，没有对强权的屈从，没有对君王的愚忠，有的是独立的人格，有的是桀骜不驯的精神”。诸篇章节，从标题上也可看出为孔子的“涂脂抹粉”：《子见南子可对天》、《夫子志向切忌曲解》、《被百年诟病的孝道》等等。在张石山的笔下，可看出对孔子的“情有独钟”。
　　张石山把自己对《论语》的研究，矫枉过正，从“批孔”变成“挺孔”、“尊孔”、“颂孔”。
　　其实，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中国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尊孔”和“批孔”的对峙一直不绝于耳。到“文革”中，毛泽东一锤定音：“祖龙虽死秦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再到“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又出现“孔热”，以至众多国家都设立“儒学馆”、“孔研馆”，再演义到高潮，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历史博物馆北门树立了一尊面向长安街、天安门的孔子雕像。 　　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深受“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之害。既遭遇“积重难返”，也面临“过犹不及”。当我们经历了政治阴谋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之后，是否就必须要“再从子厚返文王”，再来一次“独尊儒术”？已经有学者撰文说：打倒孔家店是否是一个历史的“冤案”？我们应否就把孔子当作一个“理想人物”来予以“美化”甚至于“神化”？
　　一个思想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复杂性、多面性。我们站立在一个大转型大变革时代，犹如置身于“历史的断层”。当我们头脑里冒出一个观点时，几乎同时会被另一个完全相左的观点所困惑。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言说的困境。其实，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经历过几次历史的反复后，研究学者们的争辩已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
　　如秋风先生（姚中秋）的《儒家宪政主义的源与流》，已经触及“儒学”与“宪政”，“孔子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还是维权性的犬儒主义”？及“儒家是否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等等话题。我们是否在把一个历史人物涂抹成“妖魔”之后，一定要“矫枉过正”地把他塑造成“圣人”？我们的历史观是否能在经历过几度沧桑几度风雨之后，变得成熟一点呢。
　　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我想大概不能光看《论语》里怎么说，后人的论述难免有了“当代性”和“功利性”。我们追根溯源，更应该看看孔子在先秦诸子文本中的形象。在《庄子》的《盗跖》、《田子方》、《知北游》、《则阳》、《让王》、《天运》等篇中，记载了孔子会见柳下跖的情景；孔子与老子老聃的对话，孔子在楚国的一段经历，孔子与颜回关于出不出仕的对话，孔子穷于陈、蔡之间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另外，在《荀子》、《韩非子》等著作中，也有对孔子的刻画和描绘。“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这些同时代人的记叙，大概对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孔子不无裨益。
　　张石山原稿初成，曾起名《论语片解》。张石山谦虚谨慎地说：“我的文字，我的看法，我的心得，我的观点，除了是片断的，还非常可能是片面的。一孔之见，或者竟能发他人所未发，不敢专美；或者竟是错解偏解，偏激而片面，也概无掩藏之必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石山解题说：“片断的，甚而是片面的若干心得，是为片解。”“孔研界”这滩水太深太浑，也许倾毕生精力也未能穷尽。这可能就是韩石山当初那番话的善意。
　　出版时大概为了醒目，也可能是出于市场需要，改名为《被误读的〈论语〉》。也许对市场而言是可取的，但对话语的严谨而言，则顾此失彼，对整个“孔研界”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偏激。就像当年韩石山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中，说“鲁研界里无高手”，引发了鲁研界的轩然大波。我觉得还是《论语片解》好！
　　我对孔子没有研究，我也怕走近孔子会事倍功半。所以在今年《随笔》的“先秦诸子思想再认识”专栏中，写了荀子、庄子、墨子、商子、管子，也写了儒家亚圣孟子，而一直不敢撰写孔子。现在来对张石山先生的评《论语》说三道四，仅仅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一家之言，只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