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编《读书的方法与艺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不觉想到翁同龢的一副受人喜爱、广为流传的对联。现代大出版家张元济手书此联的条幅亦多处可见，我们在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院子里，就见过石头上镌刻的这两行文字：
　　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读了那本主要由旧作集成的新书，说到读书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我们感到有不少新的问题与挑战，也有不少新的困惑与感想。
　　毋庸置疑，读书堪称天底下最好的事。但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自觉自愿、爱之乐之于这件“最好的事”者，越来越稀见。人们面临的现实是：科技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资讯浩瀚无限，功利压倒一切；喧哗和浮躁的世界，哪里还能觅得读书的净地，我们得实事求是地承认，国人尤其是当代国人并不爱读书。
　　朱永新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阅读存在危机。通过2008年各国人均读书量可以看出，犹太人是读书最多的民族，他们的年阅读量是六十五本书，中国2012年的阅读量是五点一四本书。”最新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七点八六本，较2015年增加了零点零二本。如果朱先生是从宏观层面看阅读量，邬书林先生则是以个人亲身经历、具体事例说明问题。他讲到：“在欧洲你不管到哪儿去，都能发现读书早已是人们的自觉习惯。我经常出国，发现中国人在国际航班的经济舱里喜欢不断交谈。后来我坐到公务舱，发现周围的外国人有百分之八十在看书，而我们的同胞不是在看电影，就是在窃窃私语，甚至大声喧哗。”
　　可见，国人不读书绝非少数。倘若不是如此，政府就不会一再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号召共建书香中国。而“国际阅读学会”的报告称，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事实证明，努力赓续中国“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精神文明和阅读文化传统，努力通过共同的阅读生活构筑共同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家园，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使命。
　　捧读《读书的方法与艺术》时，我更感兴趣的是“读书的艺术”。读书的方法无疑是很重要的，古今中外谈读书的方法与技巧者，或现身说法，或旁观高人，或解剖个案，或系统梳理，无不给人启发。但“方法”总体上属于“形而下”的东西，而“艺术”更关乎态度、观念、思想，更近于“形而上”，更具有本质性。
　　思想史专家许纪霖讲的一个小故事，使我们对什么是读书的艺术有较为切近的感受。他说，有一次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旅游，我的习惯凡是半个小时以上的旅程，必定要备一本书。于是我就坐在大巴上读书。有一位教授坐在我的旁边，看了我半天，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还看什么书呀？”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人读书是有功利性的，在他看来，书是敲门砖，一旦功成名就，书就没有用了，就不必再读书了。
　　可见，这种功利性的、实用主义的读书观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类人群，连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倘若这样的读书观是主流的，甚至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那全社会读书风尚的形成就成天方夜谭了。人们往往把读书理解为是为了竞争、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才需要具备的某种素质，把读书看作竞争的能力。但实际上，真正的读书人是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活法。老辈学者楼宇烈认为：“我们在读书中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增長我们的技能，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长点知识，增点技能，而是让我们明白更多的道理。”许纪霖说，人不是因为有没有用才去读书，因为某一个功利的目的而去读书当然也不错，但尚未抵达读书真正的境界。因为，真正的读书人并不为什么而读，读书只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在读书中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快乐。读书也和成功没有必然关联。喜爱读书的人未必是一个成功的人，但一定是一个有知识、有品位的人。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林语堂更是把读书的本质归结为“心灵的活动”。可见，读书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智慧，智慧胜于成功，它也是追求一种阅读生活、日常生活与审美生活的高度契合。
　　曹文轩用一段很诗意的话描述了“阅读”：阅读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方式的认同。阅读与不阅读，区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人生方式。阅读的生活和人生的那一面，便是不阅读的生活和人生。这中间是一道屏障、一道鸿沟，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象。一面草长莺飞、繁花似锦，一面必定是一望无际、令人窒息的荒凉和寂寥。
　　翻阅《读书的方法与艺术》，我们从其中不少篇名即可见作者的襟怀与追求，如流沙河的《愿做职业读书人》，周国平的《阅读唤醒完整的自我》，严文井的《读书，人才更加像人》，陈平原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可以想象，当阅读或读书成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样态，个体的人必将更加丰盈，整个社会必将更加和谐，世界也将更加宁静美好。
　　《读书的方法与艺术》中收录了采铜的一篇文章——《碎片化时代如何做到深度阅读？》，这篇置于最后的篇章其实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又十分迫切的问题。如果以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的阅读为标准，我们说今天读书（含报刊）的人越来越少是成立的。如果把“读网”或“读屏”也视同“读书”的话，答案会大不一样。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坚持了多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近些年来，“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传统纸质媒介时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上网时长和手机阅读的接触时长呈增长趋势”。如果把纸媒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率相加，国民的阅读率这些年总体上还是上升的。显而易见，网络阅读因其便捷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成为阅读的主力军。所谓“三屏”（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一直在不断蚕食我们阅读的时间和空间，对传统阅读产生的冲击极为强烈。无论是在各种公共场合，还是在个人的闲暇时间，绝大多数人不是在用手机消遣或浏览，就是用其他移动终端在看片、玩游戏等，传统意义上读书的人不断减少。连许纪霖教授这样的知名人文学者都感叹说：“不知不觉中，我变成了一个手机族。”他说自己四十岁以前看的都是书，是标准的“书本族”，但2000年以后，渐渐习惯网上阅读，有了微博，而后又是微信，“一开始也是觉得好玩，渐渐发现自己离不开手机了，连上厕所也带着，怕漏掉了什么”。这样的生活让许纪霖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发现自己没有了读书的时间。后来，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天只在“垃圾时间”里看手机，晚上上网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还给读书——传统的阅读。
　　能够像这样反思网络阅读，甚至是“迷途知返”者在社会公众中无疑是极为少见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2000年后出生的网络“原住民”正在也将越来越沉湎于网络而不能自拔。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读屏”还是“读书”，而是“读屏”或者“读网”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许纪霖认为微博、微信上的内容大多是“信息快餐”，百分之九十的内容看完就忘记了；为了记住百分之十的东西，而浪费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这样做真是不值得。其实，传统的读书人大抵都有同感。读屏尤其是手机阅读无疑是一种轻松的、休闲的、浅表的碎片化阅读，通过微博、微信阅读到的基本属于资讯，而不是知识。知识是完整的，是整体的，它不是以碎片的方式存在的。即便是某些知识性内容在新媒体上呈现出来时，人们也会自觉地将其进行资讯化、碎片化处理，知识内在的体系，自身的系统往往已被肢解或解构。久而久之，当“微阅读”成为阅读主潮，成为阅读习惯，甚至成为思维方式、思想方式，那未来不是更加深刻和美好，而是日渐肤浅和断裂。
　　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网络阅读潮流不禁让我们想到西方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那段话：“文化有两种消亡方式，第一种就是奥威尔的预言，文化的消亡，是书被禁读，公理被隐瞒，文化被亵渎。第二种方式是赫胥黎的预言，他说文化的消亡是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滑稽戏。目前来说，第二种预言可能言中。”
　　在这样一个资讯泛滥、几近“娱乐至死”的时代，社会在转型，思想在转型，知识也在转型，如何阅读或读书成为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翻阅这本散发着淡淡书香的《读书的方法与艺术》，静听鲁迅的“杂谈”读书，品味冯友兰的“读书经验”，琢磨老舍的“读书方法”，细想汤一介如何在读书中如何“会意”，再来欣赏一下杨绛的“读书之乐”，陈村的“躺着读书”，感受一把毕淑敏的“阅读是一种孤独”，体验一下易中天的“读书如择偶”：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怀旧的情愫，读书真美好，读书真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