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现在和未来的分界线肯定和时间有关，时间画出了现在和未来的清晰界线。也许心理学家可以做一个测试，让人们说出自己心目中哪一个时段属于现在，哪一个时段属于未来。我相信测试的结果会有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时间并不是现在和未来的唯一分界线。就是说，现在和未来的分界线也取决于经验对事情的掌握程度。知识和能力是构成我们心理感受何为现在的强大支柱。如果现在是一个王国，它的疆土就是经验，而国王就是知识和能力。疆土之外，是有待国王去开拓的荒芜之地，这片经验的荒芜之地就是未来。一部人类的历史，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其实也就是现在王国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它由当初一个小小的酋长国变成中古时期的领土国家，工业革命后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了。现在感不断增强，未来感便被解构了。未来的王国有多大，没有人确切知道，总之它在现在的边界之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冒险家还在替现在帝国扩张领土，科学家、创业者属于此类人。现在帝国的疆土今天已经足够辽阔，足够它的多数臣民在其中寻欢作乐。对于他们来讲，未来不再需要满怀虔诚和恐惧地认真对待。未来的王国不是已经土崩瓦解，就是不需要理会。

信念

　　信念本身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性质，它联系到经验但又不可能被经验证实。任何信念都是由一个未来的许诺构成的，不论这种许诺是个人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总之它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许诺。而许诺总是要被问是否有验，或者是否有验的迹象。是否有验或是否有验的迹象，就是信念本身与经验的联系。就像任何支票都包含兑现的可能性一样，信念本身也包含了有验的可能。因此，信念是可以被质疑它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所不同的是支票是近期的经济行为，它是否能兑现，等到兑付日期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而信念涉及的是长远未来的许诺，甚至是死后的许诺，它长远到我们的經验无法达到。谁能够经验死后呢？按理说无法被勘验的许诺很快便被人看穿，如同空头支票很快就被识破一样，但信念却不会因此而瓦解。因为信念构筑的许诺是由我们的信心和行动塑造的，当它被理性质疑是否有验的时候，理性引导的质疑本身又被质疑：我们对所信仰的投入是否足够？质疑难道不正好说明不够虔诚吗？于是，信念的无验永远有另一个答案，这就是我们还没有把全副信心和行动投入到许诺当中。如果有足够的虔诚，许诺就一定是真实的。这就是说，信念的可验性与许诺的真实性是由所虔信的程度与许诺的真实程度共同组成的。信念的有验无验不是自外于我们的客观性问题，而是我们对它的虔信程度的主观问题。与信念最接近的事物是爱情，爱情也是一个许诺，这个许诺不是别人对你的许诺，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许诺。许多人非常不幸地认为它是别人的许诺，追问世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其实，自我许诺的答案永远在于许诺人的诚信程度，爱情的许诺不能兑现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吝啬了。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爱情是值得用全部身心与生命去追求的。

语词

　　语词如果抓不住思想，思想就会像一缕轻烟，飘散在渺茫无际的精神太虚。语词并不等于思想，当然，思想必须借助语词才能让他人识别、理解。但思想也可以不借助语词单纯停留在脑海里忽隐忽现地漂浮隐没，就像一道闪电，眼睛看得见它，可是当语词不能将思想固定在符合逻辑的句子表达里面时，这道耀眼的闪电就飞逝而去，飘散了的思想沉入了眼睛再也看不见的冥黑的虚空之中。思想犹如隐身于蚌壳内的珍珠，而心智的运用犹如辛勤的采珠人。语词是那根最终把珍珠串起来的丝线。经过了心智的辛勤和雕琢，最后被语词串起来的耀眼的珍珠，才是被语词抓住了的思想，它为智慧女神增添了诱人的光彩。

理性

　　理性与欲望并不存在截然的分野，理性只是欲望的另一张面孔。欲望只顾当下的得到，而理性则将冀望的得到纳入长期目标考虑。如果当下的小惠和长期的大利发生冲突，眼前的小惠往往被放弃，当做出如此考量和取舍的时候，欲望就呈现为理性。简单地说，理性就是运用心智计算的欲望，或者说理性就是经过心智伪装的欲望。很显然，如果没有要从身外取得什么东西的欲求，那就既没有欲望，也没有理性。欲望泯灭之日，也就是理性消亡之时。欲望而运用心智计算的理由在于纯粹的欲望并不能穿越未来的迷雾，只有运用心智计算才能达到如此的目的。为了不让己身因眼前的得到而遭灭顶之灾，理性逐步进化出来。但是理性的根却是欲望。人生还有一道屏障是理性无论如何也不能穿越的，这就是死亡。理性终究要在死亡面前却步，因为死亡是绝对的未知。当心智的计算直面死亡的时候，它就恐慌、忙乱和手足无措，种种违反理性的反应便在人生中表现出来：不负责任、行为不可理喻，一如初夜的忙乱。理性的死敌就是死亡。崇拜理性的人只能够通过遗忘的方法，暂时不让死亡浮上意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这个意思。一旦死亡之念浮上记忆而笼罩意识，理性便开始瓦解，犹如阳光融化了冰雪。

颂声

　　“愁苦之辞易好，欢娱之辞难工”的说法，多半符合文学的事实。凡人都有心理的冲动，向别人传达自己的快乐或成就，但这种传达通常被对方理解为炫耀，得到吃力不讨好的结果。这可以解释为人性的嫉妒，即人天生不喜乐见他人的快乐，不喜乐见他人取得成就。一句话，不喜乐见他人的情绪和位置在自己之上。嫉妒的心理根源来自求偶的竞争（courtship game），这种输赢的零和游戏自动物时代以来就是如此。雄性向雌性炫耀自己的身体强壮、活力充沛、性能力无双的时候，一定为其同性的同类所不喜。因为假如它得到了雌性而胜出，便意味着同类失去了机会。竞争的结局毫无例外是他人的得到就是自己的失去。反过来，雌性也是这样。如果自己的情人被同类勾引走了，那一定对之恨之入骨。在如此竞争规则之下，如何让同类分享自己的快乐呢？绝对没有可能。性的快乐只能被当事双方所分享而为同类的他者所不乐见。在动物世界，这是普遍的真理;在人类社会，虽然有理性的开解，但千百万年以来的积淀依然如故。种的繁衍需要性的竞争，性的竞争伴生的就是嫉妒。动物时代以来的法则阻挡了快乐情绪的传播。即使在文明社会，凡是进入到竞争的角色，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竞争者之间的嫉妒表现。嫉妒阻挡了快乐的传播，故此快乐具有天然不被分享的性质。虽然当事者乐于炫耀快乐，但是快乐者的快乐却被不处于快乐中的同类却之门外。古往今来，颂歌难工。所谓难工，并不是文辞不优美，而是优美文辞的字里行间表达的快乐情绪天然具有不可传递的性质。颂歌只有在欢庆仪式中助兴的短暂作用而没有长久流传的可能。

苦难

　　人生的苦难是外来的还是源于生命的，这恐怕是斯多葛伦理和基督教伦理分歧最大之点。斯多葛主义把苦难理解为命运给予，它是外来的。虽然外来的苦难有宇宙秩序（universal order）的合理性，但它毕竟在自身之外。理性和智慧的作用在于使我们认识到宇宙秩序的合理性，而坚忍、节制的美德则是意志对苦难的抵抗。前者是理智的化解，后者是意志的解决，全部是针对人生苦难的。斯多葛主义通过直面身外的苦难彰显了个人的尊贵。斯多葛伦理世界有点儿像熔炉，身外是熊熊的烈焰，但只要你是金刚之身，这熊熊烈焰不但不能熔化你，反而成就你的品性，显示你德行的无与伦比。但基督教伦理不这样看待人生的苦难，它没有了命运的观念。苦难不是外来的而是本源于生命的，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爱生命就应当爱苦难，苦难甚至是快乐的来源。爱苦难的最高境界就是殉教。在殉教的行为中，信仰等于牺牲，但并不是为了信仰而牺牲。从事件的先后固可以作如是观，但基督教伦理并不认同“为了信仰而牺牲”的逻辑，而认同信仰就是牺牲。它尘世的意义是拯救了这个堕落的世界，天国的意义却是荣耀，因为肉身生命的被剥夺成全了灵魂的纯洁。如果说斯多葛主义把苦难当作对象去克服，基督教就是把苦难当作自己的身体去热爱。在热爱苦难中考验意志，在热爱苦难中迸发激情，在热爱苦难中拯救尘世，在热爱苦难中证成信仰。基督教的出现对希腊、罗马的伦理是非常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

生存

　　“在世生存”和“生存在世”是很不一样的。这样说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在世生存意味着生者服从在世的所有秩序、规则、制度，然后才谈得上生存。你首先必须尊重在世，然后才谈得上生存。它把先在于个体生命的在世所有的一切视为必须服从与认同的前提，摆在个体生命的面前，个体的价值是由这先在的在世所有的一切定义的。如果说“在世生存”是站在在世的立场来考虑生存，那“生存在世”就是站在生存的立场考虑在世。因为生存与在世不同，生存是短暂的，并且是仅仅属于个人的肉身的;而在世则是社会的，并且比生存具有更久远的性质。生存虽然不可能离开此世，但不能离开此世并不意味着此世可以优先于生存。“生存在世”的世界观认定，假如没有了生存，那在世的所有一切也同样地没有意义。我是先有生存，然后才需要在世。因为生存是暂时的，所以它必须是优先的。自我的生命具有优先于秩序、规则和制度的地位。“在世生存”和“生存在世”的世界观对立，是产生于在世与生存的分离。在价值判断里，人们倾向于把在世与生存区分为两件不同的事情。中國思想就是把在世与生存认定为两件事的例子。儒家站在“在世生存”的立场，道家站在“生存在世”的立场，各不相让。但我们是否能够追根究底地问：在世与生存到底是不是两件事？把在世与生存区分别两件事到底有多少合理性？这些问题恐怕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在世与生存的分离是传统造就的，正如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离也是教义造就的一样。

责任

　　道德体系中的“自责”（自己负责）和“他责”（对他人负责）总是需要保持平衡，任何一方不良的发育都是道德体系的严重缺陷。希腊、罗马社会缺乏“他责”的道德，即缺乏仁慈、同情、关爱、施舍、人道这样一些道德范畴的讲究和实施;古代中国社会则缺乏“自责”的道德，即缺乏个人背负自己生活包袱的概念与习惯。“自责”伦理的基石有二：一是对作为宇宙秩序logos的承认，二是对人性恶的深刻认识。只要确认如logos般井然有序的宇宙秩序，并在这个宇宙秩序中确定个人责任，又断然否认人的性善，那就必定迫使人走上自我救赎的天路历程。中国古代社会既缺乏前者的世界观，又缺乏后者的人性观，伦理体系中的“自责”道德发育不充分。比之欧洲社会，这个差别十分明显。不过无论是“自责”的道德还是“他责”的道德，都不能单独构成对人类心目中“应然世界”（ought to be）的合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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