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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对于农民起义领袖、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兴办洋务运动的朝廷重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不吝笔墨，然而对于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曾纪泽却鲜有涉及，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长子，字劼刚，号梦瞻，湖南双峰县人。光绪四年（1878），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其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光绪六年（1880）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中国的利权。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返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即记其1878—1886八年间的出使经历。
曾纪泽的日记有多种版本，但都有删节，不完整。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首次影印出版了《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惠敏”为曾氏谥号）。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所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即据此版本标点整理出版，是迄今最为完整、全面的通行版本。
公使出洋前的准备工作
许多出使日记对出使前的准备工作略而不记，曾纪泽则叙写较详。
光绪四年（1878）七月二十七日，曾纪泽获悉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除了例行的作谢恩摺、清检入朝衣饰、朝房谒见军机大臣、拜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曾纪泽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准备工作：
看郭嵩焘《使西纪程》、李圭《东行日记》、刘锡鸿《英軺日记》以及国际法著作《公法便览》、《星轺指掌》、《条约内编》，此外还看了《出使章程》抄本，以了解西方和出使业务。
从总理衙门调阅案卷，了解之前的中外交涉事件，以便心中有数和妥为应对。为了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甚至一度“移寓署中”。
向总理衙门咨报随行人员。
为了保密，与总理衙门“定电报密函暗号”。
日升昌票号前来接洽，提取出洋经费七千两。
因怕携带内人出洋礼节上不方便，特地请教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又给法国使馆官员法兰亭写信，说明中国礼节和西方不同，“男女远嫌，不相拜谒，不共宴会，与西人礼节迥异”，“请其函商法国议礼大员，彼此商定规矩，勿以西礼责诸华人也”。
出国前，曾纪泽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君臣之间的对话涉及面非常广，一问一答，颇堪玩味。摘录一段：
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
对：“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
旨：“你办事倒很细心。”（肃然未对）
这样的内容，在其他出使日记中是很难看到的。
曾纪泽的外语水平
还是与慈禧太后的对话：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
曾纪泽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从日记看，是英语笔译熟练掌握，但口语欠佳;法语则未入门。
他与美国人用英文通信，教弟弟英文，直接阅读西洋报纸，看英文小说、寓言，撰写对联赠送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并用英语翻译字义，用英文写请帖，为外国人取汉名并以篆、楷两式书写而诠解之，阅读英人海尔柏尔塔吉尔师所译《聊斋志异》数段，与英国博士罗尼用英语讨论中国训诂学等，可证明其英语水平实属了得。熟谙英语、不必借助翻译，这项能力在外交场合作用非小，其记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觐见俄国沙皇后，俄国礼宾官员“邀余遍拜俄之随扈各大员”，而对日本驻俄公使则“漠不照应”，使其备受冷遇，原因是日本驻俄公使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语，故各官无由与谈，又不欲屡呼译官也”。
日记中提到的英文书及与学习英文有关的书籍有：《耶稣书》《话规》《英语韵编》《英语入门》《翻译小补》等。他出国之前，则经常翻阅《自迩集》。至于其学习英语的劲头，从出国前拜客时“舆（轿子）中看英文《耶稣书》甚久”即可见一斑。
前往俄国谈判改订条约
还在出国之前，慈禧太后就叮嘱说：“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外交），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的回答是：“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寥寥数语，道出了近代中外交涉的艰难，也道出了曾纪泽的心声。曾纪泽临危受命，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就是他任劳任怨、拼却性命和声名“替国家保全大局”之举。
光绪五年（1879）九月初五日，日记第一次提及崇厚与俄擅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事，并亲口询问正在英国的崇厚本人：
阅中、西舆地图良久。因闻崇宫保与俄人订约交还伊犁，颇失要隘，为英、法人所窃笑，故披图考察地形。去岁，尝与友人谈论崇公使俄，本是艰巨之任，然须经由伊犁等处，亲览形势，乃与订约，方为一劳永逸，先难后获，否则恐为所欺，崇公取道海上，径达俄都，事虽神速，暗中不能不小有损失。今英人讥讪日闻，然余未接明文，不能深知事实。晤崇公，却言：事已了结，十分周妥。但愿余言幸而不中，不愿不幸而言中也。
光绪六年正月廿二日记：知地山（指崇厚）所定约章，内、外臣工谓为窒碍难行。正月初三日，旨派纪泽使俄，再行商议。事体重大而以辁才当之，能无祇惧？ 二月十六日记：翻阅《大清会典》舆地图，取鄂刻舆图及西人中亚细亚图核对良久。说明已开始做赴俄谈判的准备工作。
三月初二日记：与万国公法会会员屠爱士谈话甚久，屠“言两国凡立条约，分疆划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须分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则有时变更也”，认为“其说极是”。后来谈判时，曾纪泽正是将伊犁一案划分为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其中赔款居于次要，至于分界、通商则“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即是说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划分疆界必须坚持原则，通商、赔款可以讨价还价。正确的谈判方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四月廿五日，拜会英国外交部长，争取英国对赴俄改签条约的支持。
五月二十日给总理衙门发电报，提醒边防部队不要节外生枝：“俄颇望一战，借索水、陆兵费，祈戒边帅束士卒勿挑衅。”
六月廿四日到达俄都彼得堡。廿九日即开始与俄外部大臣吉尔斯及驻华公使布策福进行谈判。谈判很不顺利，“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则屡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指清朝将崇厚撤职，定斩监候。后曾纪泽奏请撤销），增兵设防，有意为衅等语，诘难良久”。谈判历时十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五十一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从贪得无厌的沙俄那里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其艱难可以想见。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谈判，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次外交胜利。
时人与后人对曾纪泽评价甚高。晚清封疆大吏李鸿章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官之首。出使英、法、意、比公使薛福成评价他说：“光绪初年以来出使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春秋》一文中认为他是近代中国“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外交家”。梁启超称赞曾纪泽“身临危难，无一失体”。钱基博先生评论晩清驻外使臣说：“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指薛福成）、曾。”萧一山在所著《清史大纲》一书中评“曾纪泽是我国当时最了解国际形势的外交家”，对使俄换约“不矜不伐，操心虑患的态度，真不愧为曾文正之子”。
对西方的观察与思考
曾纪泽注意考求西方“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日记中多有记载，如：
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地穴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从房屋建筑谈到城市建设，进而归结到社会政治制度，“与民同乐，则民不怨”，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
他深刻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
对巴黎的繁华绮丽不以为然：“巴黎为西国著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专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
对西方文化、科学，他兴趣浓厚，日记中记有去观看莎士比亚的歌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参观伦敦画报社、名画展、蜡像馆、植物园、动物园、图书馆、医学院;观看显微镜、双筒望远镜;登格尼威治天文台观天文望远镜;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参观德国著名的西门子电器局;等等。这些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
在法国，他得知“新任下议院首领刚必达，人甚公平，不肯袒庇教士”，因此想到“宜与结交，则以后遇事牵涉教堂者，易于了结”，反映了他作为外交官的敏锐性。
中国刑法严酷，往往为西方所诟病，曾纪泽尽量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一次是与万国公法会会员土爱师（另处译为屠爱士）谈话，土爱师问：“大辟之刑，一死足矣，何以有凌迟、斩、绞之分？”曾纪泽答道：“罪有轻重，则刑有等差，非独以处犯者，亦欲使齐民知所儆畏也。”另一次是和税务司葛德立讨论左宗棠奏请朝廷将俘获的侵占新疆的雅古贝（即阿古柏）子孙“阉割为奴”，西方舆论哗然，曾纪泽解释说：“宫刑究竟下于大辟一等”，毕竟不是死刑。况且“雅古贝称兵作乱，战斗多年，杀人无算，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其子孙孑遗，不坐殊死之典，而科以应得之刑，西人乃羼入而袒庇焉，名为好仁，实多事耳”。可谓义正词严。
但他的政治观点有的也较为保守，如评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英国敬重妇女，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妇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
日记中有一些对人、事、书的独特评论，耐人寻味。对正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这样评价：
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指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不知道严复是否看到过这段文字，又做何感想。
对商人胡雪岩代左宗棠借外债营私舞弊，则评论说：
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
日记不足之处是有些重要内容记载太简略甚至失载，如赴俄谈判时的唇枪舌剑就没有具体记载。另外，在离英归国前夕，在伦敦《亚洲季刊》上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日记中无只言片语谈及。
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长子，字劼刚，号梦瞻，湖南双峰县人。光绪四年（1878），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其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光绪六年（1880）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厚擅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重新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挽回了中国的利权。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返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即记其1878—1886八年间的出使经历。
曾纪泽的日记有多种版本，但都有删节，不完整。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首次影印出版了《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惠敏”为曾氏谥号）。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所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即据此版本标点整理出版，是迄今最为完整、全面的通行版本。
公使出洋前的准备工作
许多出使日记对出使前的准备工作略而不记，曾纪泽则叙写较详。
光绪四年（1878）七月二十七日，曾纪泽获悉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除了例行的作谢恩摺、清检入朝衣饰、朝房谒见军机大臣、拜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曾纪泽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准备工作：
看郭嵩焘《使西纪程》、李圭《东行日记》、刘锡鸿《英軺日记》以及国际法著作《公法便览》、《星轺指掌》、《条约内编》，此外还看了《出使章程》抄本，以了解西方和出使业务。
从总理衙门调阅案卷，了解之前的中外交涉事件，以便心中有数和妥为应对。为了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甚至一度“移寓署中”。
向总理衙门咨报随行人员。
为了保密，与总理衙门“定电报密函暗号”。
日升昌票号前来接洽，提取出洋经费七千两。
因怕携带内人出洋礼节上不方便，特地请教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又给法国使馆官员法兰亭写信，说明中国礼节和西方不同，“男女远嫌，不相拜谒，不共宴会，与西人礼节迥异”，“请其函商法国议礼大员，彼此商定规矩，勿以西礼责诸华人也”。
出国前，曾纪泽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君臣之间的对话涉及面非常广，一问一答，颇堪玩味。摘录一段：
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
对：“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
旨：“你办事倒很细心。”（肃然未对）
这样的内容，在其他出使日记中是很难看到的。
曾纪泽的外语水平
还是与慈禧太后的对话：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较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
曾纪泽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从日记看，是英语笔译熟练掌握，但口语欠佳;法语则未入门。
他与美国人用英文通信，教弟弟英文，直接阅读西洋报纸，看英文小说、寓言，撰写对联赠送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并用英语翻译字义，用英文写请帖，为外国人取汉名并以篆、楷两式书写而诠解之，阅读英人海尔柏尔塔吉尔师所译《聊斋志异》数段，与英国博士罗尼用英语讨论中国训诂学等，可证明其英语水平实属了得。熟谙英语、不必借助翻译，这项能力在外交场合作用非小，其记光绪六年七月十七日觐见俄国沙皇后，俄国礼宾官员“邀余遍拜俄之随扈各大员”，而对日本驻俄公使则“漠不照应”，使其备受冷遇，原因是日本驻俄公使柳原前光“不能作英、法语，故各官无由与谈，又不欲屡呼译官也”。
日记中提到的英文书及与学习英文有关的书籍有：《耶稣书》《话规》《英语韵编》《英语入门》《翻译小补》等。他出国之前，则经常翻阅《自迩集》。至于其学习英语的劲头，从出国前拜客时“舆（轿子）中看英文《耶稣书》甚久”即可见一斑。
前往俄国谈判改订条约
还在出国之前，慈禧太后就叮嘱说：“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外交），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的回答是：“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寥寥数语，道出了近代中外交涉的艰难，也道出了曾纪泽的心声。曾纪泽临危受命，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就是他任劳任怨、拼却性命和声名“替国家保全大局”之举。
光绪五年（1879）九月初五日，日记第一次提及崇厚与俄擅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事，并亲口询问正在英国的崇厚本人：
阅中、西舆地图良久。因闻崇宫保与俄人订约交还伊犁，颇失要隘，为英、法人所窃笑，故披图考察地形。去岁，尝与友人谈论崇公使俄，本是艰巨之任，然须经由伊犁等处，亲览形势，乃与订约，方为一劳永逸，先难后获，否则恐为所欺，崇公取道海上，径达俄都，事虽神速，暗中不能不小有损失。今英人讥讪日闻，然余未接明文，不能深知事实。晤崇公，却言：事已了结，十分周妥。但愿余言幸而不中，不愿不幸而言中也。
光绪六年正月廿二日记：知地山（指崇厚）所定约章，内、外臣工谓为窒碍难行。正月初三日，旨派纪泽使俄，再行商议。事体重大而以辁才当之，能无祇惧？ 二月十六日记：翻阅《大清会典》舆地图，取鄂刻舆图及西人中亚细亚图核对良久。说明已开始做赴俄谈判的准备工作。
三月初二日记：与万国公法会会员屠爱士谈话甚久，屠“言两国凡立条约，分疆划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须分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则有时变更也”，认为“其说极是”。后来谈判时，曾纪泽正是将伊犁一案划分为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其中赔款居于次要，至于分界、通商则“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即是说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划分疆界必须坚持原则，通商、赔款可以讨价还价。正确的谈判方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四月廿五日，拜会英国外交部长，争取英国对赴俄改签条约的支持。
五月二十日给总理衙门发电报，提醒边防部队不要节外生枝：“俄颇望一战，借索水、陆兵费，祈戒边帅束士卒勿挑衅。”
六月廿四日到达俄都彼得堡。廿九日即开始与俄外部大臣吉尔斯及驻华公使布策福进行谈判。谈判很不顺利，“吉尔斯面冷词横，始言约不可改，继则屡言各国订约，诚有商改之事，惟未经商改即罪其全权之使（指清朝将崇厚撤职，定斩监候。后曾纪泽奏请撤销），增兵设防，有意为衅等语，诘难良久”。谈判历时十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五十一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从贪得无厌的沙俄那里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其艱难可以想见。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谈判，是近代中国难得的一次外交胜利。
时人与后人对曾纪泽评价甚高。晚清封疆大吏李鸿章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官之首。出使英、法、意、比公使薛福成评价他说：“光绪初年以来出使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春秋》一文中认为他是近代中国“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外交家”。梁启超称赞曾纪泽“身临危难，无一失体”。钱基博先生评论晩清驻外使臣说：“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指薛福成）、曾。”萧一山在所著《清史大纲》一书中评“曾纪泽是我国当时最了解国际形势的外交家”，对使俄换约“不矜不伐，操心虑患的态度，真不愧为曾文正之子”。
对西方的观察与思考
曾纪泽注意考求西方“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日记中多有记载，如：
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地穴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从房屋建筑谈到城市建设，进而归结到社会政治制度，“与民同乐，则民不怨”，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
他深刻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
对巴黎的繁华绮丽不以为然：“巴黎为西国著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专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
对西方文化、科学，他兴趣浓厚，日记中记有去观看莎士比亚的歌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参观伦敦画报社、名画展、蜡像馆、植物园、动物园、图书馆、医学院;观看显微镜、双筒望远镜;登格尼威治天文台观天文望远镜;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参观德国著名的西门子电器局;等等。这些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
在法国，他得知“新任下议院首领刚必达，人甚公平，不肯袒庇教士”，因此想到“宜与结交，则以后遇事牵涉教堂者，易于了结”，反映了他作为外交官的敏锐性。
中国刑法严酷，往往为西方所诟病，曾纪泽尽量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一次是与万国公法会会员土爱师（另处译为屠爱士）谈话，土爱师问：“大辟之刑，一死足矣，何以有凌迟、斩、绞之分？”曾纪泽答道：“罪有轻重，则刑有等差，非独以处犯者，亦欲使齐民知所儆畏也。”另一次是和税务司葛德立讨论左宗棠奏请朝廷将俘获的侵占新疆的雅古贝（即阿古柏）子孙“阉割为奴”，西方舆论哗然，曾纪泽解释说：“宫刑究竟下于大辟一等”，毕竟不是死刑。况且“雅古贝称兵作乱，战斗多年，杀人无算，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其子孙孑遗，不坐殊死之典，而科以应得之刑，西人乃羼入而袒庇焉，名为好仁，实多事耳”。可谓义正词严。
但他的政治观点有的也较为保守，如评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英国敬重妇女，相习成俗，他国视之已为怪诧，而妇人犹以不得服官、不得入议院预闻国政为恨。甚矣，人心之难餍也！”
日记中有一些对人、事、书的独特评论，耐人寻味。对正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这样评价：
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指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不知道严复是否看到过这段文字，又做何感想。
对商人胡雪岩代左宗棠借外债营私舞弊，则评论说：
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开报公项则一分五厘。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
日记不足之处是有些重要内容记载太简略甚至失载，如赴俄谈判时的唇枪舌剑就没有具体记载。另外，在离英归国前夕，在伦敦《亚洲季刊》上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日记中无只言片语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