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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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编辑同志: 《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毛泽东与文艺》一文中,有几个主要观点是不正确的,应该批评。因此致函贵刊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一、《毛泽东与文艺》一文的主要问题对此需要专文剖析阐论,这里只能扼要地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总方针。陈涌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理论: 包括文艺在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它和政治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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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编辑同志: 《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毛泽东与文艺》一文中,有几个主要观点是不正确的,应该批评。因此致函贵刊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一、《毛泽东与文艺》一文的主要问题对此需要专文剖析阐论,这里只能扼要地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总方针。陈涌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理论: 包括文艺在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它和政治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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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十年来中篇小说的发展,曾经经历过新时期之初牵动全社会关注焦点的辉煌,也曾经历过八五年以后各种新观念新手法层出不穷的斑斓。近几年,则进入了相对平静的自我调整阶段。从创作方法上看,新写实小说的迅速发展和蔚为壮观无疑最值得关注,而从创作实绩上看,在经过十年生活和艺术的准备之后,作家的思维空前开阔,实现了多视角地观察生活,生活的丰富性得以更广阔地展现,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命感悟、情感体验、价值判断、审美趣味以及语言习
<正> 旅美华人周励的长篇自传《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后在读者中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成为1992年北京新华书店文艺类畅销书中的一本。有些个体书摊把此书书名用彩笔或大字写成形形色色的广告招徕读者,一度成为北京街头的一个惹人注目的文化景观。畅销书未必都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我以为这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将因它热情洋溢的笔触所展现的富有人性深度和文化内涵的一方新的人生天地而魅力不衰。时间将会证明这不是妄断! 有一股值得重视的创作潮流,这就是以反映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上的青年人
<正> 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湖北省文联主办的,“92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十月中旬在武汉举行。来自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瑞士、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和中国大陆的近百名文学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和论文提要65篇,与会者围绕着“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宏观把握联系新中国曲折的历史去考察当代文学,肯定成绩,指出问题,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庆生(华中师大
<正>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里醒悟过来,……我说不清我怎样走进了那座森林,因为在我离弃真理的时候,我是那么睡意沉沉。——但丁《神曲》一提出“零度无奈”这个概念,对于我的确也是一桩无可奈何的事。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在《泥日》的代后记里,我曾说过:“《泥日》是我有意识的一次尝试。尝试着比较彻底地(?)打碎自己。”但没有展开去说明为什么要“打碎”。没说明,不是不敢说明、
<正> 香港著名女作家梁凤仪出生于1949年,分别在香港、英国和美国接受高等教育。1985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其后在香港商界和金融界任职,成为香港商界知名之女强人。1989年应邀成为香港黄氏父子家族(黄克立—黄宜弘)经营的永固纸业集团董事,在工业界也展露才干。1990年12月创设勤十缘出版社,为该社社长及黄金屋图书公司总经理。
<正>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再也没有比诗歌更强调以“唯心”为最高的艺术境界了。也正在此意义上,诗人与上帝无异。诗人说,太阳是绿色的,太阳在诗中就绝对地只能是绿色;诗人说,烈火冷于冰霜,在诗中,烈火就能耸起冰山。还有比诗人更能随心所欲地改变万物的自在规律而一味强化心灵意志唯一性的精神现象吗?诗歌无比开放的自由天地,给人类狂放的想像和无羁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场所。然而在这样一个场所中,我们又释放了多少生命意志,又缔结了多少连鬼神也要叹服的杰作?既然我们拥有了创造一种有别于客观的“第一自然”,而独立为主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传统形式与商业化间存在显著区别，传统形式的国际化有利于改善教育质量，但是出于商业动机的国际化本身并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从国际化的趋势来看，国际教育服务的规模日益增大，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越来越多地前往发达国家留学深造，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正在出台各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生。为了减少基于商业动机的国际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本文从概念区分、课程筛选、体制完善和教育计划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正> “神话”这个术语是近代学者从西方意译过来的。中国古人把口耳相传或载于典籍的神话传说称为“怪”。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怪”。尽管孔子不喜欢,但一些明显的“怪”却堂而皇之地记录在“经书”里。据说曾经删定过《六经》的孔子,也未敢将其删削。不论孔子是否整理过这些经典,但“怪”确实存在着,其在传统文化里的地位不容忽视。既然经籍中有“怪”,经学家就得加以解释,避而“不语”是不行的。作为古代“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的经学是如何处理这些“怪”的呢?弄清经学家对“怪”的态度,对于了解中国神话观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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