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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邻北京友谊宾馆的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家属宿舍区里,笔者最近访问了红军老战士、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年逾90岁的陈旭东。
自幼革命气氛熏陶
带伤坚持万里长征
陈旭东于1919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劳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母亲便病故了。父亲陈富贵是村里的一位老共产党员。
井冈山下的永新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六军团的发祥地,闻名全国的“三湾改编”和龙源口大捷就发生在这里。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的起点。龙源口大捷是井冈山斗争的第一个保卫战和红军史上第一个大胜仗,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全盛时期。包括陈福贵一家在内的永新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父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陈旭东年幼时便要求进步,积极向上。1933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当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犯时,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壮大红色队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父亲的鼓励下,刚刚15岁的陈旭东就加入了红军。
陈老对笔者说:“加入红军后,班长带领我站岗放哨,教我打枪。那时年纪小,在部队还是有些想家,想回家。但因路途太远,也没有钱,回不了家。是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环境的锻炼,使我成为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我们劳源村在山沟里面,当时人也不是太多,但参加红军的却有十多个。红军长征结束时,这十多个人中活着的只有我一人。我比他们幸运得多。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胜利得来的不易,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在苏区和长征时,陈旭东曾担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于立金的警卫员。陈老向笔者提供了一份他一直珍藏着的很有价值的材料。这份材料反映了他所在的红六军团及合编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不少宝贵情况。
这份材料介绍说,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在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赣省委领导下组建的,辖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从1934年8月开始,这一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转战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十倍于我军兵力的围堵,于同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的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0月28日,红二军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约3300人)由黔东向湘西进发,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采取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在战略上牵制了湘鄂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又一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根据地。11月19日,他们也开始长征。突围西征后,强渡澧水、沅水,横扫湘中,进入贵州。在国民党调集十几倍于我的兵力对我进行“围剿”后,我军退出贵州,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翻过雪山,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电令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陕西省静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历时11个月零4天,行程一万六千里的长征。至此,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伟大会师。1936年11月,二方面军配合一、四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沉重打击,对实现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长征中,陈旭东不畏牺牲和艰难困苦,怀着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跟着首长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烂泥巴路往前行。到了宿营地,他们常把雨衣或布什么的搭在树干上,几个人坐在树下背靠背地打个盹,度过漫长的黑夜。饿极了时,就去找些野菜野果充饥。过雪山和草地时,更是风寒饥饿交迫,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陈旭东除了和战友们一样经受艰苦环境和敌人追杀的考验外,还要忍受伤痛的折磨。1935年在贵州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手腕骨头被打断,并在手腕内留下了骨头碎片。但他在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后,又和战友们一道继续长征。这些碎片在手腕内化了脓,一直到延安住进医院以后才被完全取出,伤口才愈合。
陈旭东说:“首长和战友对我都很关怀和照顾。他们不让我拿枪打仗,于立金政委还让我骑他的马。我很怀念和感谢他们。”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太行地区再次负伤
陈旭东的老战友、基建工程兵某部原副政委季宪明在电话中向笔者讲述了他们一起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等情况。
1943年10月间,根据上级指示,陈旭东和季宪明所在的陆军中学六七百人,从河北邢台出发,步行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陈旭东和季宪明等11人在同一个班,11人中只有班长陈旭东等5人有枪,季宪明等另外4人只有手榴弹。一路上,陆军中学的同志们吃尽了千辛万苦。大家有时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一边行走一边打瞌睡。一些同学在冲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光荣牺牲了。他们到达延安时,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延安,朱德总司令、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在延安中央礼堂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说他们在前线很辛苦,到延安以后要自己动手,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有利条件。他们陆军中学的同学被改称为抗大七分校三大队。这一大队又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梯队负责开荒种地,另一梯队负责挖窑洞,盖教室和窑洞,养猪养羊。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没有人烟的荒地上建起了新窑洞、新教室,长出了新鲜蔬菜,出现了成群猪羊。在抗大,陈旭东仍和季宪明在一个班,陈旭东仍是班长。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学习。1945年9月学习结束后,原陆军中学的六七百人又回到了河北一带,并举行了正式的抗大学习结业典礼。滕代远同志在结业典礼仪式上向大家讲了话。
季宪明说:“陈旭东同志不论是在前往延安的路上,还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愧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好同志、好班长。他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是我党的好干部。”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陈旭东在太行山地区担任过新八军(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成为八路军)的特派员,以后又担任过八路军的指导员。1946年在山西寿阳与阎锡山军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连长赵勤漠不幸受伤倒下,陈旭东紧接着又带领战士们往前冲。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下颌,牙齿被打掉。送进野战医院后,护士对他说:“子弹打下一些,就打掉了你的下巴;往上面打,会打瞎你的眼睛。”至今他配着假牙。上次受伤,他被定为三等残疾。这次又受伤,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这次受伤出院以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当组织干事,担负起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连级以上军官的教育工作。陈旭东说:“我们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告诉他们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转业地方单位工作
负责外国专家事业
陈旭东1949年进北京后,转业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委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1954年调到国家外国专家局友谊宾馆任经理、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华大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同苏联达成友好协议,苏联政府同意派1200名各行各业的专家到中国,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解决这批援华苏联专家的居住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果断地挤出宝贵资金建设饭店。1953年,新中国成立了专家工作局,即现在的国家外国专家局,直接隶属国务院。1954年,中国建造起了代表共和国当时最高水平的豪华饭店??西郊专家招待所,即现在的北京友谊宾馆。
陈旭东对笔者说:“刚解放时,友谊宾馆这一带是一片荒地和坟地。友谊宾馆刚建成时,就有五座主楼以及一些配楼,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住在这里的,开始时是苏联专家,这里也被称作‘苏联城’。以后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住在这里。周恩来总理常来这里看望外国专家。”
国家对友谊宾馆这样重视,使陈旭东认识到做好友谊宾馆工作的重要性。他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外国专家服务的工作,使他们感到温暖,像在家里一样。1963年,他调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1968年,陈旭东和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1971年他被调回北京,继续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分管人事、党团和政治思想工作。1982年离休。
关心国家世界大事
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陈旭东的父亲、继母、妹妹分别于1946年、1952年和1943年病故,老家永新也没有其他亲人了,但他还是非常挂念家乡这片红土地。1997年,他和老伴张月棠特地回了一次永新,受到县里的热情接待。陈老本来很想到出生地劳源村看看,但因下大雨,未去成。这次采访,他听说笔者是江西籍人士,是乡亲,特别高兴。笔者到北京友谊宾馆门口后,他的二儿媳任玉兰还专门前来迎接。任玉兰对我说:“听到您要来,今天我父亲很早就起床等候了。”
陈老是1947年与张月棠结婚的。那时他们连队在山西,他是连指导员。连里不少干部、战士是山西襄垣人,张月棠也是襄垣人。他们经连里同志介绍认识,就这样结婚了。至今,他俩相依相伴、相互支撑,一起走过60多个年头了。他俩有3个儿女,老大陈维泰和老三陈维民是儿子,老二陈维新是女儿。除老大居住在北戴河外,老二和老三都在北京。维民和玉兰与陈老夫妇住在一起。维新住在附近,也经常来看望父母。陈老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陈老虽然90多岁了,但仍然非常关注世界和国家大事。他每天都认真看《人民日报》和大字版《参考消息》、电视中的《新闻连播》和《焦点访谈》以及战争节目。
在国家外国专家局,除陈老外,现在还有3位老红军,他们分别是:四川籍的曲志统、湖南籍的龙舒林和广东籍的罗爱民。好几年前,前浙江省省长万学远在调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后不久说:“浙江省全省的老红军都没有几个,而外专局一个局就有4个。他们是外专局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各届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领导在每年过年过节时,都会带着全局同志的敬意去看望这几位老红军。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
自幼革命气氛熏陶
带伤坚持万里长征
陈旭东于1919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劳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母亲便病故了。父亲陈富贵是村里的一位老共产党员。
井冈山下的永新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六军团的发祥地,闻名全国的“三湾改编”和龙源口大捷就发生在这里。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的起点。龙源口大捷是井冈山斗争的第一个保卫战和红军史上第一个大胜仗,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全盛时期。包括陈福贵一家在内的永新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父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陈旭东年幼时便要求进步,积极向上。1933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当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犯时,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壮大红色队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父亲的鼓励下,刚刚15岁的陈旭东就加入了红军。
陈老对笔者说:“加入红军后,班长带领我站岗放哨,教我打枪。那时年纪小,在部队还是有些想家,想回家。但因路途太远,也没有钱,回不了家。是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环境的锻炼,使我成为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我们劳源村在山沟里面,当时人也不是太多,但参加红军的却有十多个。红军长征结束时,这十多个人中活着的只有我一人。我比他们幸运得多。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胜利得来的不易,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在苏区和长征时,陈旭东曾担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政治委员于立金的警卫员。陈老向笔者提供了一份他一直珍藏着的很有价值的材料。这份材料反映了他所在的红六军团及合编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不少宝贵情况。
这份材料介绍说,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在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赣省委领导下组建的,辖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从1934年8月开始,这一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转战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十倍于我军兵力的围堵,于同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的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0月28日,红二军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约3300人)由黔东向湘西进发,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采取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在战略上牵制了湘鄂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又一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根据地。11月19日,他们也开始长征。突围西征后,强渡澧水、沅水,横扫湘中,进入贵州。在国民党调集十几倍于我的兵力对我进行“围剿”后,我军退出贵州,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翻过雪山,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电令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陕西省静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历时11个月零4天,行程一万六千里的长征。至此,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伟大会师。1936年11月,二方面军配合一、四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沉重打击,对实现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长征中,陈旭东不畏牺牲和艰难困苦,怀着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跟着首长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烂泥巴路往前行。到了宿营地,他们常把雨衣或布什么的搭在树干上,几个人坐在树下背靠背地打个盹,度过漫长的黑夜。饿极了时,就去找些野菜野果充饥。过雪山和草地时,更是风寒饥饿交迫,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陈旭东除了和战友们一样经受艰苦环境和敌人追杀的考验外,还要忍受伤痛的折磨。1935年在贵州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手腕骨头被打断,并在手腕内留下了骨头碎片。但他在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后,又和战友们一道继续长征。这些碎片在手腕内化了脓,一直到延安住进医院以后才被完全取出,伤口才愈合。
陈旭东说:“首长和战友对我都很关怀和照顾。他们不让我拿枪打仗,于立金政委还让我骑他的马。我很怀念和感谢他们。”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太行地区再次负伤
陈旭东的老战友、基建工程兵某部原副政委季宪明在电话中向笔者讲述了他们一起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等情况。
1943年10月间,根据上级指示,陈旭东和季宪明所在的陆军中学六七百人,从河北邢台出发,步行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陈旭东和季宪明等11人在同一个班,11人中只有班长陈旭东等5人有枪,季宪明等另外4人只有手榴弹。一路上,陆军中学的同志们吃尽了千辛万苦。大家有时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一边行走一边打瞌睡。一些同学在冲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光荣牺牲了。他们到达延安时,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延安,朱德总司令、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在延安中央礼堂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说他们在前线很辛苦,到延安以后要自己动手,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有利条件。他们陆军中学的同学被改称为抗大七分校三大队。这一大队又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梯队负责开荒种地,另一梯队负责挖窑洞,盖教室和窑洞,养猪养羊。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没有人烟的荒地上建起了新窑洞、新教室,长出了新鲜蔬菜,出现了成群猪羊。在抗大,陈旭东仍和季宪明在一个班,陈旭东仍是班长。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学习。1945年9月学习结束后,原陆军中学的六七百人又回到了河北一带,并举行了正式的抗大学习结业典礼。滕代远同志在结业典礼仪式上向大家讲了话。
季宪明说:“陈旭东同志不论是在前往延安的路上,还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愧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好同志、好班长。他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是我党的好干部。”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陈旭东在太行山地区担任过新八军(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成为八路军)的特派员,以后又担任过八路军的指导员。1946年在山西寿阳与阎锡山军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连长赵勤漠不幸受伤倒下,陈旭东紧接着又带领战士们往前冲。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下颌,牙齿被打掉。送进野战医院后,护士对他说:“子弹打下一些,就打掉了你的下巴;往上面打,会打瞎你的眼睛。”至今他配着假牙。上次受伤,他被定为三等残疾。这次又受伤,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这次受伤出院以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当组织干事,担负起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连级以上军官的教育工作。陈旭东说:“我们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告诉他们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转业地方单位工作
负责外国专家事业
陈旭东1949年进北京后,转业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委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1954年调到国家外国专家局友谊宾馆任经理、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华大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同苏联达成友好协议,苏联政府同意派1200名各行各业的专家到中国,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解决这批援华苏联专家的居住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果断地挤出宝贵资金建设饭店。1953年,新中国成立了专家工作局,即现在的国家外国专家局,直接隶属国务院。1954年,中国建造起了代表共和国当时最高水平的豪华饭店??西郊专家招待所,即现在的北京友谊宾馆。
陈旭东对笔者说:“刚解放时,友谊宾馆这一带是一片荒地和坟地。友谊宾馆刚建成时,就有五座主楼以及一些配楼,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住在这里的,开始时是苏联专家,这里也被称作‘苏联城’。以后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住在这里。周恩来总理常来这里看望外国专家。”
国家对友谊宾馆这样重视,使陈旭东认识到做好友谊宾馆工作的重要性。他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外国专家服务的工作,使他们感到温暖,像在家里一样。1963年,他调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1968年,陈旭东和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1971年他被调回北京,继续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分管人事、党团和政治思想工作。1982年离休。
关心国家世界大事
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陈旭东的父亲、继母、妹妹分别于1946年、1952年和1943年病故,老家永新也没有其他亲人了,但他还是非常挂念家乡这片红土地。1997年,他和老伴张月棠特地回了一次永新,受到县里的热情接待。陈老本来很想到出生地劳源村看看,但因下大雨,未去成。这次采访,他听说笔者是江西籍人士,是乡亲,特别高兴。笔者到北京友谊宾馆门口后,他的二儿媳任玉兰还专门前来迎接。任玉兰对我说:“听到您要来,今天我父亲很早就起床等候了。”
陈老是1947年与张月棠结婚的。那时他们连队在山西,他是连指导员。连里不少干部、战士是山西襄垣人,张月棠也是襄垣人。他们经连里同志介绍认识,就这样结婚了。至今,他俩相依相伴、相互支撑,一起走过60多个年头了。他俩有3个儿女,老大陈维泰和老三陈维民是儿子,老二陈维新是女儿。除老大居住在北戴河外,老二和老三都在北京。维民和玉兰与陈老夫妇住在一起。维新住在附近,也经常来看望父母。陈老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陈老虽然90多岁了,但仍然非常关注世界和国家大事。他每天都认真看《人民日报》和大字版《参考消息》、电视中的《新闻连播》和《焦点访谈》以及战争节目。
在国家外国专家局,除陈老外,现在还有3位老红军,他们分别是:四川籍的曲志统、湖南籍的龙舒林和广东籍的罗爱民。好几年前,前浙江省省长万学远在调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后不久说:“浙江省全省的老红军都没有几个,而外专局一个局就有4个。他们是外专局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各届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领导在每年过年过节时,都会带着全局同志的敬意去看望这几位老红军。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