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一名言，对于治学和艺术同等重要。对于艺术而言，与其说这是一种高贵的学术品格，不如说是在因袭前人的时弊中，倡导一种独立超拔的艺术风尚。诚然，风骨卓然的士人，是淡于名利的，是超然物外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不为物役，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
　　无独有偶，与李叔同保持一生友谊的夏丏尊，为人善良，慈祥可亲。他和李叔同一样受到学生们的爱戴，他在师范学校任教时，还当过谁也不愿意干的舍监，甘愿为学生们操心服务，学生称李叔同和夏先生是爸爸和妈妈的爱。夏先生原名叫夏勉尊，后来更名勉为丏，是因为当时学校例行选举时，夏先生怕自己被选上，因为“丏”很容易写成丐，只要选举时，写成“丐”的，都视为无效投票，这是夏先生逃名之一例。那一代的文人，惺惺相惜，在弘一法师的遗墨中，有许多是写给夏丏尊的，仅信札就留有百余通。
　　相较之下，再看看近年书坛，重名重利的，似乎是一种普遍，有甚者以书法和篆刻当作权利的外衣，沽名钓誉，也不在少数。即便在高校，从事书法教育，也离不开要搞科研，什么是书法科研？包括发表论文，而且指定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或者参加国家级书法比赛，申请相关课题立项。科研变成了一种晋级和升迁不可或缺的砝码，岂能等闲视之。充斥在我们眼前的很多科研，有的是抄袭拼盘前人的著述，炒冷饭，或者花钱找人代笔来完成，造成许多学术垃圾，这种现象在当下愈演愈烈，但出于功利的需要，人人要面对，如今已经积重难返。
　　据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女儿回忆，王力先生那个时代对待科研并不十分注重，如果像今天这么重视科研，王力先生是很难评职称的。因为他的学术精力并不在此，更多专研古代汉语和传统历史相关文化。对于老一代学人来说，他们不只是在逃名，知耻近乎勇，学术良知，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大家都知晓，中国历史仅有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她死后，确立了一块没有任何文字的墓碑，这就是今天在西安乾陵矗立的著名“无字碑”。本来，碑碣之制，初创于秦代，当时叫作刻石，是当时的统治者用来记录功德的。可是至唐代武则天去世，她的遗嘱是仅立一个“无字碑”，这在当时是匪夷所思的。无字碑的旁边，至今还屹立着武后撰文紀念唐高宗的纪颂碑，她处在女皇的高位，对高宗不吝其辞，彰显功绩，对自己的墓碑，却不赞一词，功过毁誉，任后人评说吧！今天，我们依然不得不钦佩武则天的勇气。她是明智的。
　　刘振荐自《北京晚报》2017年6月8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