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与汉晋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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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项目: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课题名称为《宗教、经学嬗变下的汉末士人活动与文学批评》中期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4YJC751034)。
  摘 要: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不仅是建安时期文学批评高潮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其人其作,对魏晋文艺批评亦有着直接的影响。作为建安名士,被誉为“七子之冠冕”。孔融爱结交名士,与壮节名士多有往来,这是汉末慕士之风的遗存。建安士人对其极为推崇。其政治、文学活动不仅反映出汉末审美风格中特有的悲凉与气骨,更构建了建安诗赋文抗音吐怀、梗概多气、辞尚华丽的艺术品格,促进了汉晋文艺批评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孔融;建安文士;汉晋;文艺批评
  作者简介:王燕(1992.11-),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宋亚莉(1982-),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一
  王粲的诗文凭借“以情见长”在汉晋文艺审美中占有一席之地,孔融的则以其“高志直情”更胜一筹。《后汉书·孔融传》评孔融为“高志直情”,孔融之直情,乃真情也。有真挚友情,有忠国之情,有父母之情,展现在其交友、诗文创作等活动中。
  孔融广泛结交天下好友,每每以真情与人交接。孔融与蔡邕、杨彪等为多年好友,情意深厚。蔡邕死后,孔融心怀念之,“(孔融)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好友已逝,有容貌类似昔日友人者,则见之以慰藉。孔融与友人之深情,从其与友人书信中也可看出,《遗张纮书》、《与王朗书》等字里行间真情流露:
  闻大军西征,足下留镇。不有居者,谁守社稷?深固折衡,亦大勋也。无乃李广之气,循发益怒,乐一当单于,以尽馀愤乎?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离析,无缘会面,为愁叹耳。道有途清,相见岂复难哉?(《遗张纮书》)[1]
  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又遗张纮书》)[2]
  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前见章表,知寻汤武罪己之迹,自投东裔同鲧之罚,览省未周,涕陨潸然。……谈笑有期,勉行自爱。(《与王朗书》)[3]
  孔融与友人的信写的情真意切,与张纮言“但用离析,无缘会面”,又言“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与王朗言“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又言“谈笑有期,勉行自爱”,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友人的思念、期盼,展现了作为儒士的孔融真情的一面。
  孔融之亲情。《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又载孔融因张俭事与母亲、哥哥争死,孔融之孝悌深情于此可见。孔融又尊崇儒学,在北海时,对经学大师郑玄非常尊敬,《后汉书》卷三十五载:“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履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4]孔融的孝悌与遵儒,和他内心深处的忠君爱国思想完全一致。儒家文化中的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引申发挥,对君主之“忠”完全是以对父母之“孝”为前提的,因而由孔融早年的言行可知孔融忠君爱国孝悌之情。然建安时期孔融在入仕曹氏政权后,发表了一系列颠覆和背叛儒家传统的言论,《后汉书》孔融本传载:
  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复生。”[5]
  这些大不敬之言论,从表面看是与儒家传统的背离,然实为忠君爱国尊儒之深情的反面表现,是在世风日下、儒家精神沦丧的环境下,为矫正世俗而对儒家思想任真尚诚层面的强调。孔融对父子母子亲情关系如此轻淡和对父母的“肖”与“不肖”的强调,除去和孔融个人的率真、放诞有关,更是对汉末各割据政权统治者的批评,其目的更有可能在于强调道德情感的真实,却以反道德的表象示人。
  二
  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不仅是建安时期文学批评高潮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其人其作,对魏晋文艺批评亦有着直接的影响。《典论·论文》是建安文论的重要篇章,写作此文的曹丕非常喜欢孔融之文.曹丕搜罗孔融之文,必然对其细加研读,孔融诗文之“气”、“情”以及孔融的行事风格,成为曹丕品论思考的重要对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孔融多有评价: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6]
  曹丕非常欣赏孔融的文章,对孔融之“气”赞赏不已,认为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并在《典论·论文》中专门展开对“文气”的讨论,这些文学理论的发展受益于孔融其人其文颇多,基于对孔融的深切了解,曹丕看到了孔融的弊处:“(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理不胜词”的确是孔融文之弊病,这是孔融诗文气势而铺张所产生的;“杂以嘲戏”则是孔融放诞通脱的外现,曹丕对孔融其人其文看得非常透彻,故而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精到。而《典论·论文》以“融等已逝,唯干著论”作结,也说明《典论·论文》以孔融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孔融对后代的文论也有潜在的影响,孔融《荐祢衡表》:
  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7]
  在《荐祢衡表》有“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说的是祢衡文思有如神助,才思敏捷,无独有偶,汉末建安时期的曹植作品中屡屡有“神思”二字,曹植《陈审举表》中“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8];曹植《宝刀赋》有“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像。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晃<火养>”[9]。从孔融的“神思”到曹植的“神思”,再经《文赋》而《文心雕龙·神思》的明确提出,神思论是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被确立,足以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一脉相承,也说明孔融对后代文论影响之深。   魏晋风度之渊源可上溯到汉末,这一点,已被研究者所重视,如余嘉锡先生指出:“盖魏晋人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作为汉末与魏晋转折时期的名士孔融,魏晋风度以清谈、饮酒、哲思、率性的诸多特征,都在孔融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
  孔融是三国史上的头号酒鬼,爱酒如命,孔融把交友与饮酒当作人生的两大乐事。曹操禁酒,作文《难曹公表制禁酒令》:
  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彘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非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 (《难曹公表制酒禁令》)[10]
  孔融以颇为讽刺的语气大谈酒之种种功劳,尧因酒而建太平,孔子因酒而为圣人,樊哙因酒而奋其怒,孔融之《难曹公表制酒禁令》,固然是与曹操对抗之表现,然也反映了对酒的喜爱。饮酒助兴了孔融的交友之风,放诞之言论,婞直之性情。
  在历史的沉淀中,孔融使用的语言和诸多活动本身融汇成中国古典审美文化语汇精粹,诸如不少成语:孔融让梨,累世通家,小时了了、谈笑自若,不胫而走等。这些被后代广为流传、耳熟能详的成语和习语传达了中国语言艺术审美代代相传的特点,也展示了孔融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孔融,既有浓厚的汉末名士的气骨风韵:桀骜不驯、恃才傲物、重名、崇义、深情;又有建安文士的文采,还有魏晋名士的风度,孔融汉晋文学审美风格与文学批评的构建者,可以说,没有孔融,就没有汉晋文学批评的大发展。
  注释:
  [1]《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837、838页。
  [2]《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838页。
  [3]《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837页。
  [4]《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五》第二十,第1208页。
  [5]《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第2278页。
  [6]《全三国文》卷八,第83頁。
  [7]《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834页。
  [8]《三国志》卷十九《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第428页。
  [9]《全三国文》卷十四,第135页。
  [10]《全后汉文》卷八十三,第84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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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萧统,李善.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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