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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创办的“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的特征。13年来，从最初的500元家底发展到如今的130万元，茅于轼的实践见证了中国民间小额贷款的艰辛历程，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这是一个公布在网上的山西某民间扶贫捐助组织的联系办法：“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号，电话：(010)6852××××。”一个已经持续了13年的项目迄今为止收到的近130万款项，几乎都和这个联系办法有关。
事实上，这只是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直接承办人、这个村的民办教师雒玉鳌还记得，1993年9月，一个叫茅于轼的人将个人现金500元和管理的想法一同托付给了自己，民办小额贷款基金会(以下简称互助基金)就此登场。在成功运作了8年之后，互助基金又被推广到了湍水头村和小寨上村，以统一的运作模式、统一的管理制度、统一的领导，分别实施小额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业务，使有限的资金滚动利用。
现在，互助基金已经从国内众多的小额贷款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媒体关注的对象，除了因为茅于轼的影响力以外，还因为它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色。
比如，它跟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一样，专门服务于贫困人群，不针对中小企业，用于治病和求学的贷款不收利息；比如，它是极少数在国内采取“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组织之一，为了不踩政策的“红线”，以高达6名的利息和茅于轼的影响力向社会上的仁人志士“引资”；比如，为了使资金滚动起来，该基金在扶贫的基础上增加了月息为1名的“付息基金”用于发展生产……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未来我国对于民间金融有所开放的话，该模式将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提供最为宝贵的蓝本。
贷款不白借：用劳动脱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助基金一开始运作，茅于轼就制定了严格的章程。
章程规定，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
一开始，村民不敢到基金贷款，觉得没什么可以抵押。茅于轼叫雒玉鳌告诉大家，贷款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借了钱去生产，赚回来再还给基金。基金就这样逐渐为村民所接受，负责发放贷款的雒玉鳌家也从门可罗雀到外村人都赶来排队贷款。截至2003年8月31日，该项目已经滚动服务当地村民1415次，累计利用扶贫基金125．9万元。村民的还款情况也非常良好，还贷率达到95％。
目前，互助基金所收利息是月息1％，已经远远高出当前的国家银行利率。茅于轼说：“1％的月息是利率最高的那几年定下的，为了方便计算，村民不糊涂，放贷的人也容易操作。通货膨胀率高达25％的时候，这个利率也没变。”
村民的借款手续很简单，只要茅于轼委托的村民3人小组两人以上同意，村民写张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因上学而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人调查核实后方可借款，每笔借款不得超过4000元，如果超过，借款户必须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在1995年以前，龙水头村关于借贷的情况，都是雒玉鳌通过书信汇报给茅于轼看的。茅于轼也通过书信指导基金的使用。茅于轼认为，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也就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更是让欠债者琢磨着该干点事儿。
现在，龙水头村民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几乎全都常年外出打工，自立自强的人增多了，人们已经知道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
茅于轼不断告诉村民，自然条件的落后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闭塞的生活窒息了心灵。水龙头村学校的老师遵照他的嘱托，从没忘记教学生们说三句话：“谢谢，对不起，请原谅。”因为茅于轼说，要让学生们知道怎样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资金来源：开放存款
小额贷款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不短，但由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今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话题才开始在国内受到追捧。不过，研究过乡村银行模式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许多国际组织的资助，该项目很难开展。在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同样受困于此。多年来，茅于轼都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6％的高利率向亲友、国内外机构“化缘”。
目前，互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扶贫基金(出资人不收利息)和付息基金(出资人收取部分利息)两部分。不论哪种性质的基金，所有权都属于出资者本人。出资者如果想抽回贷款，也可以及时办理退资手续。
但遗憾的是，其间本来也有一些国际扶贫机构向茅于轼表达了愿意合作投资的意向，但因受限于中国的金融政策，基金会一直没能接受国际扶贫机构的投资。
残酷的现实让茅于轼及互助基金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基金要持续运作下去，吸收农民存款必不可少。为鼓励农民存钱，一开始利率很高(6％)，后来，为降低运营成本降到3％，但这并没有影响农民们存款的热情，原因在于他们多年来和互助基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3年来，龙水头村民都知道“遥远的、神通广大的”茅老不断地给雒玉鳌写信。信里有时指导基金会的工作，有时告诉大家一些像女孩子为什么应该读书这样的“新说法”，有时他还会给村学校的孩子们寄小报和各种参考资料。
茅于轼的每封信，龙水头村民识字的自己看，不识字的由雒玉鳌念给他们听。“文明、信用、管理、平等”这些字眼就这样渗透进了这个偏僻的山村。当中国的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坏账的困扰时，在龙水头村，人们却恪守信用，实践着十分简单的借贷。
管理：中国式经验
虽然对于尤努斯非常推崇，但在降低贷款风险方面，茅于轼却没有照搬“五人小组”制度，而是采用了一些“中国式”方法。比如，针对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如果谁不还钱就向外公布等，一样“很管用”。
而在互助基金管理的细节方面，茅于轼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流程。比如，暂时不用的基金必须存入银行以保安全；借款到期后，由管理小组成员实施“提醒服务”，提前一周通知借款户并及时办理借款回收业务，以保证基金的滚动利用；每季度由专人如实向村民公布扶贫基金的使用情况；管理小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公”、“三不”的原则等。
现在，水龙头村的村民也大都按着章程的规定行事，有借有还。基金出出进进几百笔款项，没出什么差错。曾经有两户人家暂时还不起贷款，村里就召开了村民会，由还不起钱的人跟大家说明原因，并请村民都来帮助他还，不足的部分，自己再想办法补齐。
对于互助基金95％的还款率，茅于轼很自豪，因为国内300多个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不过，在现实操作中，互助基金的管理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贷款员私自收礼、放贷等。
“幸好没有出现贪污，”茅于轼说，“如果出现了贪 污，那问题会非常严重。”现在，他和互助基金花了大量的力气致力于内部的整改，比如加强人员培训等，希望尽力消除管理中的违规行为。
成果：扶贫的经济学发展
在外界看来，互助基金首先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民间“扶贫”的发展，但为了保证基金会的正常运作，用于治病和上学的借款，一般会控制在总基金的1／3以下。不过，在保证基金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多余部分利息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资助贫困学生。截至2003年，互助基金就帮助了学生40多名。同时，基金会还利用结余利息，从2003年7月起增加了“教育扶贫”项目用来补助低工资教师，并实行每年两次的评比奖励。
不过，现实的压力还是让茅于轼觉得互助基金始终要走上盈利的道路，而尤努斯的成功更加印证了他的观点——扶贫应该转化成一种生产力，而不是消耗。要让利润持续地滚动起来，为社会服务。
2003年，互助基金在贷出的1144笔生产款项中，效益显著。其中，1／10为养殖借款，其经济效益大都为投入的2～5倍；U5为养车户(主要是三轮、四轮)，每天的收入在100～200元；1／2为打工户，打工户的收入至少每天可以达20元(小工)，多的可达50～60元(大工)：UIO为开办小型矿场和加工厂，也可以得到较高的收益；还有1／10为经商借款，包括经营小商铺、小饭馆、流动售货摊等一些小规模的商业活动，从而获得一些稳定的经济收入。
总之，利用这些有限的资金，互助基金实行滚动利用、循环扶助的办法，使村民在享受到扶贫基金帮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心和稳步创收的决心。
等待：合法身份
据悉，在互助基金成功运作了7年之后，前山西省省长孙文盛、临县县长薛万民还投了钱，分到龙水头的政府扶贫资金也进了基金，这都表明政府和老百姓对互助基金的认可。但在现有政策层面上，它仍然属于“非法集资”，在限停的范围。
互助基金在开始向农民吸收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临县支行就下发文件，宣布该基金为“违法集资”，将予以取缔。茅于轼本人也被扣上了“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央行在1999年的相关批文里指出，“一切个人或单位未经批准经营小额信贷都属非法。”
而促使茅于轼加快考虑使基金获得合法身份的，是一份由光彩集团签署的5万元投资捐助协议。为了让这笔钱尽快进入基金发挥作用，他必须给基金找一个合法身份，否则就等于放弃了这笔钱。雒玉鳖拖着有残疾的腿四处奔波，镇里的、县里的领导也都帮忙，但答案是“不符合有关规定，基金无法注册”。
茅于轼没有放弃，1999年年底，在人们都盼望着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他写信给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进行咨询，然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慈善总会、统战部，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现在互助基金挂在“龙水头扶贫协会”之下，终于有了一个名份。
但“现在他们仍然不让我们挂牌，”雒玉鳌说，“地方民政局说，根据2004年颁布的《基金法》，龙水头基金目前130万元的规模达不到注册要求，他们不承认。”
为此，茅于轼又开始了在北京的奔波，“希望国家能够放开政策，让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持续发展下去。”
现在，年迈的茅于轼正慢慢地从他创办的互助基金退出，并将其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虽然13年来互助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但茅于轼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实践没有错。他说：“我们现在是扶贫性质，所以社会上还是一片叫好声。但哪怕与扶贫毫无关系，单从经济方面讲，这件事也有3大好处：一是老百姓能借到钱；二是投资者通过利息能赚钱：三是投资者要交所得税，国家能收到钱。”
“如果这条路可行、能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受益的最终是老百姓。”茅于轼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出一丝激动。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做关于小额贷款研究的课题。“我希望，我们能为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出一些力。”
这是一个公布在网上的山西某民间扶贫捐助组织的联系办法：“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号，电话：(010)6852××××。”一个已经持续了13年的项目迄今为止收到的近130万款项，几乎都和这个联系办法有关。
事实上，这只是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民办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直接承办人、这个村的民办教师雒玉鳌还记得，1993年9月，一个叫茅于轼的人将个人现金500元和管理的想法一同托付给了自己，民办小额贷款基金会(以下简称互助基金)就此登场。在成功运作了8年之后，互助基金又被推广到了湍水头村和小寨上村，以统一的运作模式、统一的管理制度、统一的领导，分别实施小额贷款的发放和回收业务，使有限的资金滚动利用。
现在，互助基金已经从国内众多的小额贷款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媒体关注的对象，除了因为茅于轼的影响力以外，还因为它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色。
比如，它跟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一样，专门服务于贫困人群，不针对中小企业，用于治病和求学的贷款不收利息；比如，它是极少数在国内采取“又存又贷”的小额贷款组织之一，为了不踩政策的“红线”，以高达6名的利息和茅于轼的影响力向社会上的仁人志士“引资”；比如，为了使资金滚动起来，该基金在扶贫的基础上增加了月息为1名的“付息基金”用于发展生产……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未来我国对于民间金融有所开放的话，该模式将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提供最为宝贵的蓝本。
贷款不白借：用劳动脱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互助基金一开始运作，茅于轼就制定了严格的章程。
章程规定，基金有两种用途：“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
一开始，村民不敢到基金贷款，觉得没什么可以抵押。茅于轼叫雒玉鳌告诉大家，贷款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借了钱去生产，赚回来再还给基金。基金就这样逐渐为村民所接受，负责发放贷款的雒玉鳌家也从门可罗雀到外村人都赶来排队贷款。截至2003年8月31日，该项目已经滚动服务当地村民1415次，累计利用扶贫基金125．9万元。村民的还款情况也非常良好，还贷率达到95％。
目前，互助基金所收利息是月息1％，已经远远高出当前的国家银行利率。茅于轼说：“1％的月息是利率最高的那几年定下的，为了方便计算，村民不糊涂，放贷的人也容易操作。通货膨胀率高达25％的时候，这个利率也没变。”
村民的借款手续很简单，只要茅于轼委托的村民3人小组两人以上同意，村民写张借条就可以借钱。治病借款必须出示医院证明，因上学而贷款者必须由管理人员至少两人调查核实后方可借款，每笔借款不得超过4000元，如果超过，借款户必须写申请，经茅于轼批准。
在1995年以前，龙水头村关于借贷的情况，都是雒玉鳌通过书信汇报给茅于轼看的。茅于轼也通过书信指导基金的使用。茅于轼认为，基金帮助村民治病，其实也就是帮他们恢复劳动资本，而借给村民的“付息基金”，更是让欠债者琢磨着该干点事儿。
现在，龙水头村民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力几乎全都常年外出打工，自立自强的人增多了，人们已经知道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贫穷的命运。
茅于轼不断告诉村民，自然条件的落后不是最可怕的，怕的是闭塞的生活窒息了心灵。水龙头村学校的老师遵照他的嘱托，从没忘记教学生们说三句话：“谢谢，对不起，请原谅。”因为茅于轼说，要让学生们知道怎样与外面的世界打交道。
资金来源：开放存款
小额贷款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不短，但由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今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话题才开始在国内受到追捧。不过，研究过乡村银行模式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许多国际组织的资助，该项目很难开展。在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同样受困于此。多年来，茅于轼都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和6％的高利率向亲友、国内外机构“化缘”。
目前，互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分为扶贫基金(出资人不收利息)和付息基金(出资人收取部分利息)两部分。不论哪种性质的基金，所有权都属于出资者本人。出资者如果想抽回贷款，也可以及时办理退资手续。
但遗憾的是，其间本来也有一些国际扶贫机构向茅于轼表达了愿意合作投资的意向，但因受限于中国的金融政策，基金会一直没能接受国际扶贫机构的投资。
残酷的现实让茅于轼及互助基金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基金要持续运作下去，吸收农民存款必不可少。为鼓励农民存钱，一开始利率很高(6％)，后来，为降低运营成本降到3％，但这并没有影响农民们存款的热情，原因在于他们多年来和互助基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3年来，龙水头村民都知道“遥远的、神通广大的”茅老不断地给雒玉鳌写信。信里有时指导基金会的工作，有时告诉大家一些像女孩子为什么应该读书这样的“新说法”，有时他还会给村学校的孩子们寄小报和各种参考资料。
茅于轼的每封信，龙水头村民识字的自己看，不识字的由雒玉鳌念给他们听。“文明、信用、管理、平等”这些字眼就这样渗透进了这个偏僻的山村。当中国的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坏账的困扰时，在龙水头村，人们却恪守信用，实践着十分简单的借贷。
管理：中国式经验
虽然对于尤努斯非常推崇，但在降低贷款风险方面，茅于轼却没有照搬“五人小组”制度，而是采用了一些“中国式”方法。比如，针对中国人好面子的特点，如果谁不还钱就向外公布等，一样“很管用”。
而在互助基金管理的细节方面，茅于轼也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流程。比如，暂时不用的基金必须存入银行以保安全；借款到期后，由管理小组成员实施“提醒服务”，提前一周通知借款户并及时办理借款回收业务，以保证基金的滚动利用；每季度由专人如实向村民公布扶贫基金的使用情况；管理小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公”、“三不”的原则等。
现在，水龙头村的村民也大都按着章程的规定行事，有借有还。基金出出进进几百笔款项，没出什么差错。曾经有两户人家暂时还不起贷款，村里就召开了村民会，由还不起钱的人跟大家说明原因，并请村民都来帮助他还，不足的部分，自己再想办法补齐。
对于互助基金95％的还款率，茅于轼很自豪，因为国内300多个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不过，在现实操作中，互助基金的管理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贷款员私自收礼、放贷等。
“幸好没有出现贪污，”茅于轼说，“如果出现了贪 污，那问题会非常严重。”现在，他和互助基金花了大量的力气致力于内部的整改，比如加强人员培训等，希望尽力消除管理中的违规行为。
成果：扶贫的经济学发展
在外界看来，互助基金首先传达给社会的信息是民间“扶贫”的发展，但为了保证基金会的正常运作，用于治病和上学的借款，一般会控制在总基金的1／3以下。不过，在保证基金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多余部分利息会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资助贫困学生。截至2003年，互助基金就帮助了学生40多名。同时，基金会还利用结余利息，从2003年7月起增加了“教育扶贫”项目用来补助低工资教师，并实行每年两次的评比奖励。
不过，现实的压力还是让茅于轼觉得互助基金始终要走上盈利的道路，而尤努斯的成功更加印证了他的观点——扶贫应该转化成一种生产力，而不是消耗。要让利润持续地滚动起来，为社会服务。
2003年，互助基金在贷出的1144笔生产款项中，效益显著。其中，1／10为养殖借款，其经济效益大都为投入的2～5倍；U5为养车户(主要是三轮、四轮)，每天的收入在100～200元；1／2为打工户，打工户的收入至少每天可以达20元(小工)，多的可达50～60元(大工)：UIO为开办小型矿场和加工厂，也可以得到较高的收益；还有1／10为经商借款，包括经营小商铺、小饭馆、流动售货摊等一些小规模的商业活动，从而获得一些稳定的经济收入。
总之，利用这些有限的资金，互助基金实行滚动利用、循环扶助的办法，使村民在享受到扶贫基金帮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心和稳步创收的决心。
等待：合法身份
据悉，在互助基金成功运作了7年之后，前山西省省长孙文盛、临县县长薛万民还投了钱，分到龙水头的政府扶贫资金也进了基金，这都表明政府和老百姓对互助基金的认可。但在现有政策层面上，它仍然属于“非法集资”，在限停的范围。
互助基金在开始向农民吸收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临县支行就下发文件，宣布该基金为“违法集资”，将予以取缔。茅于轼本人也被扣上了“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央行在1999年的相关批文里指出，“一切个人或单位未经批准经营小额信贷都属非法。”
而促使茅于轼加快考虑使基金获得合法身份的，是一份由光彩集团签署的5万元投资捐助协议。为了让这笔钱尽快进入基金发挥作用，他必须给基金找一个合法身份，否则就等于放弃了这笔钱。雒玉鳖拖着有残疾的腿四处奔波，镇里的、县里的领导也都帮忙，但答案是“不符合有关规定，基金无法注册”。
茅于轼没有放弃，1999年年底，在人们都盼望着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他写信给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进行咨询，然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慈善总会、统战部，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现在互助基金挂在“龙水头扶贫协会”之下，终于有了一个名份。
但“现在他们仍然不让我们挂牌，”雒玉鳌说，“地方民政局说，根据2004年颁布的《基金法》，龙水头基金目前130万元的规模达不到注册要求，他们不承认。”
为此，茅于轼又开始了在北京的奔波，“希望国家能够放开政策，让这样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持续发展下去。”
现在，年迈的茅于轼正慢慢地从他创办的互助基金退出，并将其转交给他开办的慈善学校代为管理。虽然13年来互助基金连个图章都没有，但茅于轼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实践没有错。他说：“我们现在是扶贫性质，所以社会上还是一片叫好声。但哪怕与扶贫毫无关系，单从经济方面讲，这件事也有3大好处：一是老百姓能借到钱；二是投资者通过利息能赚钱：三是投资者要交所得税，国家能收到钱。”
“如果这条路可行、能赚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做，这样受益的最终是老百姓。”茅于轼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出一丝激动。他和他的助手正在做关于小额贷款研究的课题。“我希望，我们能为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出一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