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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传统的银行体系挑战。他们说不能借钱给穷人，因为穷人不会还钱。我们却创立了一套向穷人贷款的银行系统，并且证明，这套系统在商业上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
穷人银行的由来
1974——加拉大饥荒
这次严重的饥荒促使尤努斯开始寻找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对策。
我永远记得那个噩梦，瘦骨嶙峋的人们出现在首都达卡。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是死是活。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过去给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却是残酷的现实。
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这样才能使我摆脱痛苦。
1976——27美元与42个人的生与死
■在一次乡村调查中。尤努斯把27关元借给了42位贫困的村民，以支付他们用以制作竹凳的微薄成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于是，我选择“蚯蚓”的视角贴近贫穷。
结果是我看到了乡村里贫穷日趋恶化，而且很多是由于高利贷者造成的。大家都很需要钱，但是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穷人，所以穷人找高利贷者借钱，高利贷者趁机敲诈，把穷人所有的收益都拿走。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感觉不能忍受。
我带着一个学生去了村子里，把从高利贷者那里借钱的穷人的名字记了下来。名单上一共有42个人，他们所借的钱的总数不过27美元。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课堂上我们谈的根本不是27美元这样的小数目，而是几十亿美元和5年国家规划，还有国家如何通过产业发展来帮助人们消除贫困的话题。我很吃惊，就在～墙之隔，就在校园之外，这些穷人需要的甚至不到一美元，但却没有人把这点钱给他们。
他们中的人一天只挣两美分，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在我看来，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这些穷人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他的经济基础。他的孩子注定将像他和他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拿钱给那42个人。我告诉他们，你们把从放贷者借来的钱还给他们，我无偿借钱给你们。这给穷人带来很大的振奋，也让我深深感动。
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我需要创立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
也是这27美元开始了我创建穷人银行的旅程。
1979——格莱珉雏形
■尤努斯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创立了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分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
我开始向银行游说，让他们贷款给穷人——这实在是一个疯狂的举动。一次，一个银行经理对我说：“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然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1977年10月，我在吉大港乔布拉村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试验分行。从此，我定义小额融资的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只对贫困人口贷款；其二，不需提供任何抵押和担保。
1978年初，孟加拉中央银行组织的“资助乡村穷人”研讨会后，我获得孟加拉中央银行提供的机会，着手在其他商业银行中建立格莱珉分行。
1979年6月，在孟加拉中央银行的指示下，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启动乡村银行项目。我辞去教授职务，开始了银行家生涯。
当时选中试验的地方是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民们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影响。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然而，坦盖尔正处于宛如战时的动荡之中，一个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就这样开始了。
1983——穷人银行诞生
■这一年的10月1日，格莱珉银行正式独立，其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的方式自成一体，被称为“格莱珉模式”。
到1981年底，当我们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出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带l_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菜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即便我获得更多的成功，银行经理的想法还是不会改变，他已经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我应该怎么来改变他们的想法呢?我知道穷人是值得信任的，他们是会还钱的。
于是我向政府申请，希望建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专门针对穷人进行借贷，而且由穷人所有。我又开始进行游说，最后我得到了允许。1983年10月1日，我们在坦盖尔的贾莫基村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了开业典礼。
格莱珉从一个在充满敌意的银行体系中运作的试验项目，转变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这一挑战使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我们的借贷者都非常激动。我们继续遭受孟加拉银行家们的怀疑。但是，从1983年10月起，我们就能以一个同等机构——而且其金融运作绩效超过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身份来坚持我们的立场了。最重要的是，独立使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惊人的速度急速增加着新的支行。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会成为一个为250 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天赋贷款权
■贷款不止是生意，如同食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
穷人之所以穷，是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银行愿意借给富人钱，使富人变得更富；银行不愿意借给穷人钱，使穷人越来越穷。
如果能够向穷人提供起动资金的话，他们也能够赚钱，穷人并不缺乏生存和发展的智慧。贫困是设计失误的结果，是机制失败的结果，而我所做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还穷人予贷款权。
一般说来，人们对格莱珉的成功最感惊奇的，是我们在向贫困地区最穷的穷人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还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最远离实情。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贷款。但是，穷人不同，他们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重陷贫困的旧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抵押对于穷人是没有意义的。
穷人是有创意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1989年，由世界上一些项级建筑师组成的评审团选中了格莱珉的住房项目，授予它阿加·汗国际建筑奖。在开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筑师不断地问我，我们的设计师是谁(获奖的房子仅仅300美元)。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专业建筑师为我们的贷款者做建房设计，那些贷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筑师——正如他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样。穷人最开始可能没有信心，但是一旦他开始做了之后，他的性格就改变了，变得很自信，觉得一切都能搞定。
■把钱贷给妇女，她们更有决心和毅力摆脱贫困。
在孟加拉银行，妇女借款的比例不到1名。这种比例非常可怕，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现象。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努力确保妇女从这～规划中受益。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必定会是那个母亲。
尽管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
事实上，贷款给妇女的效果更为显著。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我们惊奇地发现妇女们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足以克服种种困难——包括固有观念的抵触以及保守宗教人士的反对。如今，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人中，妇女占96名以上。
超越慈善
■从受捐助的贫苦人群来看，慈善会抑制他们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甚至打击他们的自尊与自信。
在我们想帮助穷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向他们提供慈善援助。最经常的情况是，我们利用慈善来回避真相。但是慈善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只是首先通过采取远离穷人的行动而使贫困长存。慈善使我们得以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为穷人的生活担忧。
真正的问题是为所有人创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富国与穷国，有权势的企业和小企业；穷人与富人——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穷人必须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受害者。
从我对穷人做工作的亲身体验中，我完全确信，如果我们把给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我们必须拓宽有关就业的概念，确保甚至最穷的人都得到金融方面的服务，并且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有企业家潜力的人。
打造社会性企业
■企业家完全可能在两个世界里成功地运作：在一个世界里作为常规的逐利者；在另一个世界作为虔诚的社会活动家。
随着我对格莱珉银行取得的成就进行更多的思考，我想向其他的经济学家与决策者们传达这一点，即我们的成功不是一种偏离，而是一种新的企业的特殊范例——一个由我为其贴上“社会良知”的标签的态度所驱使的企业。
其实，格莱珉本质上还是一家银行。如果我们不赢利，如果我们的雇员没有目的，不努力工作的话，我们就会倒闭。所以，在格莱珉，我们总是努力去赢利，以便我们能支付所有的开销，保护自己在未来不受到打击，并且继续扩张。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我们不能纯粹以逐利为目的进行运作。我们的重点集中在股东利益上，而不是他们的投资马上获得现金收益。我们的贷款者就是我们的股东，他们拥有银行总股本的94Z。格莱珉是名副其实的穷人自己的银行。
我深信，正如格莱珉20多年的经验所显示出来的，个人所得并非唯一可能驱动自由企业的燃料。社会性的目标可以取代贪婪，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力，为社会良知驱动的企业可以成为基于贪婪的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格莱珉现在不仅是一家银行，它已经创办了众多成功的企业。我的实践告诉我，如果我们把牌打好的话，为社会良知驱动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做得非常好。经济学必须要展示出，市场经济不仅不一定必须是“嗜血”的资本家的赛场，它还可以是所有想将这个世界向正确方向引领的好人们的竞争场地。
穷人银行的由来
1974——加拉大饥荒
这次严重的饥荒促使尤努斯开始寻找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对策。
我永远记得那个噩梦，瘦骨嶙峋的人们出现在首都达卡。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是死是活。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过去给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却是残酷的现实。
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这样才能使我摆脱痛苦。
1976——27美元与42个人的生与死
■在一次乡村调查中。尤努斯把27关元借给了42位贫困的村民，以支付他们用以制作竹凳的微薄成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于是，我选择“蚯蚓”的视角贴近贫穷。
结果是我看到了乡村里贫穷日趋恶化，而且很多是由于高利贷者造成的。大家都很需要钱，但是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穷人，所以穷人找高利贷者借钱，高利贷者趁机敲诈，把穷人所有的收益都拿走。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感觉不能忍受。
我带着一个学生去了村子里，把从高利贷者那里借钱的穷人的名字记了下来。名单上一共有42个人，他们所借的钱的总数不过27美元。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课堂上我们谈的根本不是27美元这样的小数目，而是几十亿美元和5年国家规划，还有国家如何通过产业发展来帮助人们消除贫困的话题。我很吃惊，就在～墙之隔，就在校园之外，这些穷人需要的甚至不到一美元，但却没有人把这点钱给他们。
他们中的人一天只挣两美分，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在我看来，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这些穷人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他的经济基础。他的孩子注定将像他和他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拿钱给那42个人。我告诉他们，你们把从放贷者借来的钱还给他们，我无偿借钱给你们。这给穷人带来很大的振奋，也让我深深感动。
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我需要创立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
也是这27美元开始了我创建穷人银行的旅程。
1979——格莱珉雏形
■尤努斯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创立了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分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
我开始向银行游说，让他们贷款给穷人——这实在是一个疯狂的举动。一次，一个银行经理对我说：“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然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1977年10月，我在吉大港乔布拉村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试验分行。从此，我定义小额融资的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只对贫困人口贷款；其二，不需提供任何抵押和担保。
1978年初，孟加拉中央银行组织的“资助乡村穷人”研讨会后，我获得孟加拉中央银行提供的机会，着手在其他商业银行中建立格莱珉分行。
1979年6月，在孟加拉中央银行的指示下，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启动乡村银行项目。我辞去教授职务，开始了银行家生涯。
当时选中试验的地方是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民们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影响。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然而，坦盖尔正处于宛如战时的动荡之中，一个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就这样开始了。
1983——穷人银行诞生
■这一年的10月1日，格莱珉银行正式独立，其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的方式自成一体，被称为“格莱珉模式”。
到1981年底，当我们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出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带l_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菜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即便我获得更多的成功，银行经理的想法还是不会改变，他已经有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我应该怎么来改变他们的想法呢?我知道穷人是值得信任的，他们是会还钱的。
于是我向政府申请，希望建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专门针对穷人进行借贷，而且由穷人所有。我又开始进行游说，最后我得到了允许。1983年10月1日，我们在坦盖尔的贾莫基村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了开业典礼。
格莱珉从一个在充满敌意的银行体系中运作的试验项目，转变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这一挑战使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我们的借贷者都非常激动。我们继续遭受孟加拉银行家们的怀疑。但是，从1983年10月起，我们就能以一个同等机构——而且其金融运作绩效超过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身份来坚持我们的立场了。最重要的是，独立使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惊人的速度急速增加着新的支行。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会成为一个为250 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天赋贷款权
■贷款不止是生意，如同食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
穷人之所以穷，是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银行愿意借给富人钱，使富人变得更富；银行不愿意借给穷人钱，使穷人越来越穷。
如果能够向穷人提供起动资金的话，他们也能够赚钱，穷人并不缺乏生存和发展的智慧。贫困是设计失误的结果，是机制失败的结果，而我所做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还穷人予贷款权。
一般说来，人们对格莱珉的成功最感惊奇的，是我们在向贫困地区最穷的穷人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还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最远离实情。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贷款。但是，穷人不同，他们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重陷贫困的旧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抵押对于穷人是没有意义的。
穷人是有创意的。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1989年，由世界上一些项级建筑师组成的评审团选中了格莱珉的住房项目，授予它阿加·汗国际建筑奖。在开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筑师不断地问我，我们的设计师是谁(获奖的房子仅仅300美元)。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专业建筑师为我们的贷款者做建房设计，那些贷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筑师——正如他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样。穷人最开始可能没有信心，但是一旦他开始做了之后，他的性格就改变了，变得很自信，觉得一切都能搞定。
■把钱贷给妇女，她们更有决心和毅力摆脱贫困。
在孟加拉银行，妇女借款的比例不到1名。这种比例非常可怕，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现象。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努力确保妇女从这～规划中受益。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必定会是那个母亲。
尽管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
事实上，贷款给妇女的效果更为显著。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我们惊奇地发现妇女们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足以克服种种困难——包括固有观念的抵触以及保守宗教人士的反对。如今，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人中，妇女占96名以上。
超越慈善
■从受捐助的贫苦人群来看，慈善会抑制他们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甚至打击他们的自尊与自信。
在我们想帮助穷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向他们提供慈善援助。最经常的情况是，我们利用慈善来回避真相。但是慈善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只是首先通过采取远离穷人的行动而使贫困长存。慈善使我们得以继续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为穷人的生活担忧。
真正的问题是为所有人创立一个平等的竞技场——富国与穷国，有权势的企业和小企业；穷人与富人——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穷人必须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受害者。
从我对穷人做工作的亲身体验中，我完全确信，如果我们把给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我们必须拓宽有关就业的概念，确保甚至最穷的人都得到金融方面的服务，并且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有企业家潜力的人。
打造社会性企业
■企业家完全可能在两个世界里成功地运作：在一个世界里作为常规的逐利者；在另一个世界作为虔诚的社会活动家。
随着我对格莱珉银行取得的成就进行更多的思考，我想向其他的经济学家与决策者们传达这一点，即我们的成功不是一种偏离，而是一种新的企业的特殊范例——一个由我为其贴上“社会良知”的标签的态度所驱使的企业。
其实，格莱珉本质上还是一家银行。如果我们不赢利，如果我们的雇员没有目的，不努力工作的话，我们就会倒闭。所以，在格莱珉，我们总是努力去赢利，以便我们能支付所有的开销，保护自己在未来不受到打击，并且继续扩张。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我们不能纯粹以逐利为目的进行运作。我们的重点集中在股东利益上，而不是他们的投资马上获得现金收益。我们的贷款者就是我们的股东，他们拥有银行总股本的94Z。格莱珉是名副其实的穷人自己的银行。
我深信，正如格莱珉20多年的经验所显示出来的，个人所得并非唯一可能驱动自由企业的燃料。社会性的目标可以取代贪婪，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力，为社会良知驱动的企业可以成为基于贪婪的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格莱珉现在不仅是一家银行，它已经创办了众多成功的企业。我的实践告诉我，如果我们把牌打好的话，为社会良知驱动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做得非常好。经济学必须要展示出，市场经济不仅不一定必须是“嗜血”的资本家的赛场，它还可以是所有想将这个世界向正确方向引领的好人们的竞争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