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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傅蔚冈说，“我再也不会这样冲动了！”4月22日上午，西安中院对“药家鑫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方面，法院没有支持张妙家属所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抚养费、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六项536640元的赔偿请求，而是判处民事赔偿45498．5元，这笔赔偿金少到甚至连张妙的停尸费都不够，这当中对张妙2岁儿子的补偿金只有3000元。
34岁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在去饭店吃午饭的途中听说了这份判决的内容，基于帮助张妙家属的冲动他用手机发出了一条微博——从今日起到4月30日00：00，凡转一次本微博，我将为张妙女士的女儿捐助1元人民币……
傅蔚冈冲动到连张妙留下的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没搞清楚就按下了发送微博的确认键。微博其实并不是他善用的交流平台，除了学者头衔，傅蔚冈还有另一个身份——专栏作家，他长期为《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等公共媒体撰写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和农地征收制度的时评，并被网络大量转载。
对于微博，傅蔚冈此前是带有克制的，他认为过分关注微博会使思维“碎片化”，这对他这样一位需要静心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很不利。他低估了微博的力量，这条激情捐款的微博迅速被数以万计次的转发，而后“傅蔚冈的冲动”迅速发酵并逐步演变成网络热点事件。
考虑到个人经济能力，傅蔚冈后来给捐款设置了上限54万元，并透露其中5万元由他承担，争议随后而至，他会不会兑现承诺？他会破产吗？这是不是一次炒作？
傅蔚冈“红”了，短短数日，他从一个不太喜好使用微博的人变成了“微博控”，粉丝量从600多骤升至4万多。他被推到前台，平静的生活由此打破。办公室的宁静不时会被电话铃音打破，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会打电话给他，多是表达与他共同分担捐款的意愿。
用傅蔚冈自己的话讲，长期以来，他以媒体评论者的身份出现，一直在看别人的表演，想不到这次自己却成为了新闻中心的主角。他想到了卞之琳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被问及，如果料想到这条微博的力量有如此巨大，当初还会发吗？他迟疑了一下， “肯定要犹豫。54万，这个数字太让我惧怕了。”
“傅蔚冈的冲动”
去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当地农民张妙，而后由于看到伤者躺在地上记录车牌，担心被追责，他将伤者连刺8刀并致其死亡。由于案件性质恶劣，以及在一审宣判前出现的一些异常，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傅蔚冈2000年从西安理工大学毕业，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后在浙江大学攻读，拿到了博士学位，作为法学学者，这起案件自然引发了他的浓厚兴趣。
4月22日上午，西安中院对“药家鑫案”作出一审判决，傅蔚冈觉得这份判决中关于民事赔偿的部分有可以被理解之处——药家鑫已经超过18周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的父母不需要为他的过错埋单，如果他们没有给药家鑫买过房子的话，可执行的资产也不会多。即使法院判决了4.5万元的赔偿，最后的赔偿款未必会达到这个水准。
即便傅蔚冈能够理解法院的判决，但他仍觉得赔偿额实在太少，应该可以为张妙的家人做些什么。在他的印象中，此前曾有人用微博转发的数量来决定“免费午餐”计划捐款额的方式，为贫困儿童募集了“六七万元”善款。他受此启发：能否在微博上通过“转发一次，捐款一元”的方式为张妙的儿子筹集捐款？
事实上，直到本刊记者采访时，傅蔚冈才明白他的这个印象出现了重大失误，确实有人通过微博转发的方式捐款，但金额却远不止几万元——4月14日，广东商人刘嵘为支持“免费午餐”计划，承诺网友每转一次自己所发布的三条特定微博即捐善款9元，不到一天时间，微博就被转发10万次，刘嵘为此认捐90万元的巨款。
不管怎么说，后来被网友们称作的“傅蔚冈的冲动”开始了。他也自嘲，“自己看起来很理性，但有些时候会做些很出格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同事听，有人肯定了这个想法，甚至提出可以一起分担资金，这更坚定了他这种“冲动”。
于是，当天11点46分，在前往饭店陪客户吃饭的路上，傅蔚冈用手机发下了微博：“从今日起到4月 30日 00：00，凡转一次本微博，我将为张妙女士的女儿捐助1元人民币，有愿意转？！ ”9分钟后，他又发了一条微博：“另增加一条规则：每人只许转一次。”由于是用手机客户端登录，他并不能方便地看到有多少人转发，做规则的补充只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恶搞，反反复复地将那条微博转来转去。
“我当时忽略了微博的力量。”傅蔚冈事后多次提及。按照他最初的设想，当时只有600多个粉丝，转来转去也就几千条，可以承受得起。傅蔚冈夫妇的税前收入是30万元，但对于刚工作没几年的这对年轻夫妇而言，还面临着很多生活的困难，他们每月要还5000多元的房贷，而且90平方米的房子远在上海郊区的九亭，离傅蔚冈的上班地点相当遥远，为此他只能选择在单位附近再租一套房子。妻子经常跟他讲：“我们现阶段首要的目标是在市区买套房子，最好是学区房，解决以后孩子的上学问题。”这种压力一直压在傅蔚冈头上，他们夫妇现在也还没有要孩子。
根据自己的财力，在不知微博已经疯传的情况下，傅蔚冈发微博时估算了一个1万元的捐款心理上限。然而，事情的后果傅蔚冈没有预料到。在午餐的期间，就有很多朋友询问捐款事情的详情，并告至他微博已经被已惊人速度转载。到13时15分，已经有7万人转发了他的微博。
当冲动变为责任
转发的速度和数量都远远超出了傅蔚冈的想象，微博巨大的力量已经把他当初基于同情的小“冲动”变成了一种承诺与责任。“平时总是在报纸的评论版上批评社会诚信不够，怎么轮到自己，戒条就绕道了？”他提醒自己。
考虑再三，傅蔚冈决定践行自己的诺言，但同时也在金额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在用餐时便有几个朋友表示：如果傅蔚冈无力承担，愿意分担。餐后，他和一个朋友商定共同承担捐款，并规定了上限“54万元”——这个数字是被害人向法院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要求的赔偿金额。于是在13时58分，傅蔚冈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发出了第三条微博。
那时傅蔚冈自己在最后的捐款中承担多少，依然是个未知数，只是划定了“大于零小于54万元”的范围。但是有了朋友的支持，他有了底气去承担这份责任：“不是我承担得起，而是我们承担得起。”
傅蔚冈作出这些决定时，他的妻子全然不知。直到22日晚上，他才向妻子说明了捐款的事情与54万的上限，她的妻子首先表现出惊讶，“即便有朋友帮你承担，你出的可能不算多，但一个承诺就花掉了我们以后买房的契税钱。”妻子后来趋于平静，无论傅蔚冈捐多少，她都支持，只是不愿意丈夫过度操心这些事情。
到底承担多少，4月25日傅蔚冈透露大概承担5万元的份额。但共同承担捐款的朋友很生气，“你说了你捐多少钱，外界不就知道我捐了多少。”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别人知道捐款的具体构成。此后，无论面对哪种媒体记者的追问，傅蔚冈都不再透露自己的具体捐款额，仅称“我朋友愿意以我的名义来捐，把出名的机会让给我”。
但质疑随后而至。26日，方舟子连续发微博质疑傅蔚冈，他抓住傅蔚冈捐款的数额不放，质疑其先把捐款上限设为54万，又改口说其能力有限只能捐5万的情况。先说，傅蔚冈打着捐款的名义骗转发为自己打广告，后称其没有半点诚信可言。
26日下午，傅蔚冈在微博上对方舟子的质疑做出回应称：“偶是人，我会犯错误，可能有点虚荣心——那简直是一定的，否则怎么会在网上做这种‘你转一条，我捐一元’的事?何苦呢?羊肉没吃着，还惹得一声臊？花了钱，买了骂声。”而面对《新民周刊》记者，傅蔚冈也坦露了心扉，讲出了自己的一些委屈： “如果我真的是炒作，我会把张妙孩子的性别搞错？我会不直接定好规则，反而再三地补充？我傻瓜到把捐款期限设得那么长？”
“网上确实有一类人质疑我炒作，而且他们觉得我要挟好友做这个事情，又出名又得利，很无耻”，根据如何看待他捐款这件事情，傅蔚冈把网民分为了三类，而另外两类分别是看他拿不出钱笑话的、等待他信用破产的，和觉得他太冲动，劝他能做多少做多少的。最后一类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在傅蔚冈看来，大部分网民还是很好的，他们在微博上不断发私信、留言，要求认捐部分捐款额，与他共担。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但斌愿意出10万元，帮助傅蔚冈实现承诺，河南某集团的一位高管也愿意为他的“头昏脑热买3个小时的单”。4月26日，但斌如约把10万元汇给傅蔚冈，同期汇来的还有一位不肯透露姓名人士所捐赠的1万元。但无论别人捐多少，傅蔚冈都声明，这些款项不算做自己的那些转发微博的捐款。
网民们对傅蔚冈表达支持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删除自己已经转发的微博，减轻傅蔚冈所承担的压力。他虽多次在微博中劝说众人不要进行删除，但效果不是很大。在4月22日，微博发出当天的午夜，数字已经达到了35万，但在此后的7天中仅仅增长了2万多，网民对转发微博的删除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据他自己分析，“或许新鲜劲过去了也影响了转发”。
54万是傅蔚冈捐款的上限，当转发数字不足54万时以转发的数额为准。最后到底要认捐多少钱，不仅傅蔚冈和他的朋友们需要知晓，公众也更是期待。30日零时的转发数据给出了答案——转发371263次，这意味着371263元的捐款。
捐得出还是捐不出
傅蔚冈的“激情捐款”随着微博的持续转发在网络上被热议。钱对于这次捐款的目标受益人——张妙的家属确实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老人需要赡养，孩子需要抚养，还有丧葬费等费用需要解决。但法院仅判决赔偿约4.5万元。张妙家属的代理律师张显为此询问西安中院，法院也给出了相应解释。
张妙的丈夫王辉在22日法院判决后表示赔偿额太少，可能会提出上诉。然而，事情在三天后突转转向，王辉与张显发出了公开信表示不会上诉，支持判决。“对于民事部分，虽然我们认为有不合理之处，如：死亡赔偿金、张妙父母的赡养费属法律之规定，应当支持的却未支持。现在我们需要重申我们的一贯立场：不愿接受带有血的钱，不愿要药家鑫家的钱。所以，我们对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弃上诉。”
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放弃了4.5万元的民事赔偿，“就判决书中药家鑫应向我们支付四万五千余元的赔偿，我们也放弃向药家鑫的追要。要求药家鑫用生命为他的行为来赎罪，虽然药家鑫父母对我们淡漠无情，但我们还是考虑到对方的未来。我们自愿放弃法院所判给我们的民事赔偿，留给药家鑫父母的养老。最后，我们想对药家鑫父母说：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
这份申明更加激起了民间对张妙家属进行经济救助的热情。网友们每天都给张显的微博上留言，发私信，表达希望由其转捐款给张妙家属金钱的意愿，但都被谢绝。而一个叫做周斌的人，则在法院未判决前，就开始筹集张妙孩子成长基金,最终筹得善款21.3万元。
众多的民间举动，依旧数傅蔚冈的认捐活动最受瞩目，但捐款人和目标受益人却一直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直到4月25日，傅蔚冈才通过电话第一次联系到王辉，后者此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微博上已经如火如荼的活动。在这次电话中，傅蔚冈用念书时学的西安方言与对方交谈，王辉表示愿意接受捐款。但是，傅蔚冈并没有告诉当时网络上气氛以及他捐款的金额。
4月26日，当张显对傅蔚冈的捐款了解后，代表张妙家属拒绝接受捐款，理由是“不愿意给傅蔚冈带来巨大的负担，以至于影响到正常生活，这份爱心太重”。随后，王辉也改口成未决定是否接受傅蔚冈捐款，“我没上过学，对这些事也不懂，好心人要捐给我孩子钱，我很感激，现在要和捐款人商量如何使用捐赠所得后，才能确定接不接受。”
此时，傅蔚冈的微博还在被转载，他反复重申会履行自己的承诺。这种坚定也有对公众心理维护的考虑，他认为普通网民如果对自己的网上言论不负责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对于他这样一个学者而言，必须考虑到如有食言会对公众就社会诚信的信心造成怎样的伤害。
4月29日晚，在上海，傅蔚冈终于有了第一次和张显、王辉碰面的机会。出人意料的是，刚一见面，傅蔚冈反而先向王辉致以了歉意，他一直担心这样的捐款活动会使王辉有不适影响。
捐款的事情也有了新的进展。近来面对媒体情绪始终比较低沉的王辉，在谈及捐款的时候，他的陕西话铿锵有力，“如果是捐给娃的，是娃的钱我会给娃用，我不会去动”。但他也说，之所以不太愿意接受捐款，是因为第一次面对这么多钱，有一些害怕，而且也担心没有文化管理不好这些钱，压力实在太大。
傅蔚冈与他们在宾馆里的商讨似乎很顺利，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时间中，傅蔚冈始终使用着西安话。最后的结果傅蔚冈也比较满意，他直接透露“王辉应该会接受”。但捐款的具体给付和使用方式等细节要在一段时间后继续商讨。同时，会注意几点：一、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二、低调进行，不会搞任何仪式化的东西；三、尽最大可能保证孩子的利益。
不久后，张显律师的微博也发出以下文字：“今天我同傅蔚冈先生就他发起的微博捐赠事宜进行了沟通，此事将由傅先生和王辉直接沟通，具体实施方案由他们商议决定。”
“捐款到位后，我可能偶尔跟踪一下资金的使用状况，但绝不是监督。”自始至终，傅蔚冈一直相信，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王辉会处理好这笔钱，作为一个父亲，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儿子好。
下一步如何走？
当冲动逐渐演变为责任，并行将兑现，傅蔚冈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五一假期，他放松了一下紧张的神经。但对他而言，此次激情捐款最终迎来完美收场只是自己抱负的开始。在他看来，任何试图以货币的方式对人的生命进行定价的行为，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贬低。但在很多时候，无价的生命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定价，才能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就像马加爵案，杀害了寝室同学，有一定的金钱补偿给受害人家属，保障基本生活，对他们是很好的抚慰。但事实上，马加爵无力进行民事赔偿。”
傅蔚冈一直在研究类似问题，他认为如果这次微博转发事件一切归于平静，只是让张妙的儿子多了一笔财富，没有对更多的受害人境况有所改变，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希望成立一个民间刑事案件赔偿基金去推动这种改变。
“即便我能够把最后的捐款给予张妙的家属，但是这种个案的冲动却无法解决社会普遍遇到的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不足的状况。激情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365天都保持一种激昂的状态。每个个案要得到解决，只能通过制度性的建设。”而现在的刑事赔偿一般是由政府拨款和加害人的赔偿两部分组成，但去年全国刑事赔偿的资金只有4000多万，这点钱在傅蔚冈看来，真的是杯水车薪。
傅蔚冈说，对他而言，除了呼吁政府的作用，也能以此为契机，推动民间成立这种基金，来进行社会的自我救助，尽一点自己的力量。这种想法的诞生也基于傅蔚冈本身的学术背景。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通过设立构建公私合作的体系来对公共风险的受害者予以赔偿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这个体系包括，国家补偿、商业保险、公共基金、社会保障四块。在他看来，公共基金是比较好的补偿方式，发动社会力量来做，资金运作更加有效率、更负责。
他正在实践自己的构想，“找人筹划并成立一个基金会，今后通过基金会向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被害人家属特别是他们的未成年人子女给予最大程度的帮助。除了被害人和他的家属，我们也会帮助加害人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生活能力的父母。这样，有利于抹平一些人对社会的敌视态度。”
钱对傅蔚冈不是问题，他透露一些企业已经愿意赞助，傅蔚冈会根据筹钱的情况，决定基金会是地方性还是全国性——地方性的大概是400万元，全国性的1200万元左右。而他所在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也启动了一个50万元的研究项目，研究受害人赔偿基金的建立，比较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基金经验，系统梳理国内外的一些经验。
傅蔚冈或许将会面对比“微博捐款”更大的困难，“但这一次，我绝非冲动！”▲
34岁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在去饭店吃午饭的途中听说了这份判决的内容，基于帮助张妙家属的冲动他用手机发出了一条微博——从今日起到4月30日00：00，凡转一次本微博，我将为张妙女士的女儿捐助1元人民币……
傅蔚冈冲动到连张妙留下的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没搞清楚就按下了发送微博的确认键。微博其实并不是他善用的交流平台，除了学者头衔，傅蔚冈还有另一个身份——专栏作家，他长期为《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等公共媒体撰写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和农地征收制度的时评，并被网络大量转载。
对于微博，傅蔚冈此前是带有克制的，他认为过分关注微博会使思维“碎片化”，这对他这样一位需要静心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很不利。他低估了微博的力量，这条激情捐款的微博迅速被数以万计次的转发，而后“傅蔚冈的冲动”迅速发酵并逐步演变成网络热点事件。
考虑到个人经济能力，傅蔚冈后来给捐款设置了上限54万元，并透露其中5万元由他承担，争议随后而至，他会不会兑现承诺？他会破产吗？这是不是一次炒作？
傅蔚冈“红”了，短短数日，他从一个不太喜好使用微博的人变成了“微博控”，粉丝量从600多骤升至4万多。他被推到前台，平静的生活由此打破。办公室的宁静不时会被电话铃音打破，很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会打电话给他，多是表达与他共同分担捐款的意愿。
用傅蔚冈自己的话讲，长期以来，他以媒体评论者的身份出现，一直在看别人的表演，想不到这次自己却成为了新闻中心的主角。他想到了卞之琳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被问及，如果料想到这条微博的力量有如此巨大，当初还会发吗？他迟疑了一下， “肯定要犹豫。54万，这个数字太让我惧怕了。”
“傅蔚冈的冲动”
去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当地农民张妙，而后由于看到伤者躺在地上记录车牌，担心被追责，他将伤者连刺8刀并致其死亡。由于案件性质恶劣，以及在一审宣判前出现的一些异常，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傅蔚冈2000年从西安理工大学毕业，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后在浙江大学攻读，拿到了博士学位，作为法学学者，这起案件自然引发了他的浓厚兴趣。
4月22日上午，西安中院对“药家鑫案”作出一审判决，傅蔚冈觉得这份判决中关于民事赔偿的部分有可以被理解之处——药家鑫已经超过18周岁，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的父母不需要为他的过错埋单，如果他们没有给药家鑫买过房子的话，可执行的资产也不会多。即使法院判决了4.5万元的赔偿，最后的赔偿款未必会达到这个水准。
即便傅蔚冈能够理解法院的判决，但他仍觉得赔偿额实在太少，应该可以为张妙的家人做些什么。在他的印象中，此前曾有人用微博转发的数量来决定“免费午餐”计划捐款额的方式，为贫困儿童募集了“六七万元”善款。他受此启发：能否在微博上通过“转发一次，捐款一元”的方式为张妙的儿子筹集捐款？
事实上，直到本刊记者采访时，傅蔚冈才明白他的这个印象出现了重大失误，确实有人通过微博转发的方式捐款，但金额却远不止几万元——4月14日，广东商人刘嵘为支持“免费午餐”计划，承诺网友每转一次自己所发布的三条特定微博即捐善款9元，不到一天时间，微博就被转发10万次，刘嵘为此认捐90万元的巨款。
不管怎么说，后来被网友们称作的“傅蔚冈的冲动”开始了。他也自嘲，“自己看起来很理性，但有些时候会做些很出格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同事听，有人肯定了这个想法，甚至提出可以一起分担资金，这更坚定了他这种“冲动”。
于是，当天11点46分，在前往饭店陪客户吃饭的路上，傅蔚冈用手机发下了微博：“从今日起到4月 30日 00：00，凡转一次本微博，我将为张妙女士的女儿捐助1元人民币，有愿意转？！ ”9分钟后，他又发了一条微博：“另增加一条规则：每人只许转一次。”由于是用手机客户端登录，他并不能方便地看到有多少人转发，做规则的补充只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恶搞，反反复复地将那条微博转来转去。
“我当时忽略了微博的力量。”傅蔚冈事后多次提及。按照他最初的设想，当时只有600多个粉丝，转来转去也就几千条，可以承受得起。傅蔚冈夫妇的税前收入是30万元，但对于刚工作没几年的这对年轻夫妇而言，还面临着很多生活的困难，他们每月要还5000多元的房贷，而且90平方米的房子远在上海郊区的九亭，离傅蔚冈的上班地点相当遥远，为此他只能选择在单位附近再租一套房子。妻子经常跟他讲：“我们现阶段首要的目标是在市区买套房子，最好是学区房，解决以后孩子的上学问题。”这种压力一直压在傅蔚冈头上，他们夫妇现在也还没有要孩子。
根据自己的财力，在不知微博已经疯传的情况下，傅蔚冈发微博时估算了一个1万元的捐款心理上限。然而，事情的后果傅蔚冈没有预料到。在午餐的期间，就有很多朋友询问捐款事情的详情，并告至他微博已经被已惊人速度转载。到13时15分，已经有7万人转发了他的微博。
当冲动变为责任
转发的速度和数量都远远超出了傅蔚冈的想象，微博巨大的力量已经把他当初基于同情的小“冲动”变成了一种承诺与责任。“平时总是在报纸的评论版上批评社会诚信不够，怎么轮到自己，戒条就绕道了？”他提醒自己。
考虑再三，傅蔚冈决定践行自己的诺言，但同时也在金额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在用餐时便有几个朋友表示：如果傅蔚冈无力承担，愿意分担。餐后，他和一个朋友商定共同承担捐款，并规定了上限“54万元”——这个数字是被害人向法院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要求的赔偿金额。于是在13时58分，傅蔚冈在办公室里用电脑发出了第三条微博。
那时傅蔚冈自己在最后的捐款中承担多少，依然是个未知数，只是划定了“大于零小于54万元”的范围。但是有了朋友的支持，他有了底气去承担这份责任：“不是我承担得起，而是我们承担得起。”
傅蔚冈作出这些决定时，他的妻子全然不知。直到22日晚上，他才向妻子说明了捐款的事情与54万的上限，她的妻子首先表现出惊讶，“即便有朋友帮你承担，你出的可能不算多，但一个承诺就花掉了我们以后买房的契税钱。”妻子后来趋于平静，无论傅蔚冈捐多少，她都支持，只是不愿意丈夫过度操心这些事情。
到底承担多少，4月25日傅蔚冈透露大概承担5万元的份额。但共同承担捐款的朋友很生气，“你说了你捐多少钱，外界不就知道我捐了多少。”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别人知道捐款的具体构成。此后，无论面对哪种媒体记者的追问，傅蔚冈都不再透露自己的具体捐款额，仅称“我朋友愿意以我的名义来捐，把出名的机会让给我”。
但质疑随后而至。26日，方舟子连续发微博质疑傅蔚冈，他抓住傅蔚冈捐款的数额不放，质疑其先把捐款上限设为54万，又改口说其能力有限只能捐5万的情况。先说，傅蔚冈打着捐款的名义骗转发为自己打广告，后称其没有半点诚信可言。
26日下午，傅蔚冈在微博上对方舟子的质疑做出回应称：“偶是人，我会犯错误，可能有点虚荣心——那简直是一定的，否则怎么会在网上做这种‘你转一条，我捐一元’的事?何苦呢?羊肉没吃着，还惹得一声臊？花了钱，买了骂声。”而面对《新民周刊》记者，傅蔚冈也坦露了心扉，讲出了自己的一些委屈： “如果我真的是炒作，我会把张妙孩子的性别搞错？我会不直接定好规则，反而再三地补充？我傻瓜到把捐款期限设得那么长？”
“网上确实有一类人质疑我炒作，而且他们觉得我要挟好友做这个事情，又出名又得利，很无耻”，根据如何看待他捐款这件事情，傅蔚冈把网民分为了三类，而另外两类分别是看他拿不出钱笑话的、等待他信用破产的，和觉得他太冲动，劝他能做多少做多少的。最后一类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在傅蔚冈看来，大部分网民还是很好的，他们在微博上不断发私信、留言，要求认捐部分捐款额，与他共担。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但斌愿意出10万元，帮助傅蔚冈实现承诺，河南某集团的一位高管也愿意为他的“头昏脑热买3个小时的单”。4月26日，但斌如约把10万元汇给傅蔚冈，同期汇来的还有一位不肯透露姓名人士所捐赠的1万元。但无论别人捐多少，傅蔚冈都声明，这些款项不算做自己的那些转发微博的捐款。
网民们对傅蔚冈表达支持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删除自己已经转发的微博，减轻傅蔚冈所承担的压力。他虽多次在微博中劝说众人不要进行删除，但效果不是很大。在4月22日，微博发出当天的午夜，数字已经达到了35万，但在此后的7天中仅仅增长了2万多，网民对转发微博的删除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据他自己分析，“或许新鲜劲过去了也影响了转发”。
54万是傅蔚冈捐款的上限，当转发数字不足54万时以转发的数额为准。最后到底要认捐多少钱，不仅傅蔚冈和他的朋友们需要知晓，公众也更是期待。30日零时的转发数据给出了答案——转发371263次，这意味着371263元的捐款。
捐得出还是捐不出
傅蔚冈的“激情捐款”随着微博的持续转发在网络上被热议。钱对于这次捐款的目标受益人——张妙的家属确实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老人需要赡养，孩子需要抚养，还有丧葬费等费用需要解决。但法院仅判决赔偿约4.5万元。张妙家属的代理律师张显为此询问西安中院，法院也给出了相应解释。
张妙的丈夫王辉在22日法院判决后表示赔偿额太少，可能会提出上诉。然而，事情在三天后突转转向，王辉与张显发出了公开信表示不会上诉，支持判决。“对于民事部分，虽然我们认为有不合理之处，如：死亡赔偿金、张妙父母的赡养费属法律之规定，应当支持的却未支持。现在我们需要重申我们的一贯立场：不愿接受带有血的钱，不愿要药家鑫家的钱。所以，我们对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弃上诉。”
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放弃了4.5万元的民事赔偿，“就判决书中药家鑫应向我们支付四万五千余元的赔偿，我们也放弃向药家鑫的追要。要求药家鑫用生命为他的行为来赎罪，虽然药家鑫父母对我们淡漠无情，但我们还是考虑到对方的未来。我们自愿放弃法院所判给我们的民事赔偿，留给药家鑫父母的养老。最后，我们想对药家鑫父母说：我们农村人并不难缠！你们应该低下你们高昂的头！”
这份申明更加激起了民间对张妙家属进行经济救助的热情。网友们每天都给张显的微博上留言，发私信，表达希望由其转捐款给张妙家属金钱的意愿，但都被谢绝。而一个叫做周斌的人，则在法院未判决前，就开始筹集张妙孩子成长基金,最终筹得善款21.3万元。
众多的民间举动，依旧数傅蔚冈的认捐活动最受瞩目，但捐款人和目标受益人却一直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直到4月25日，傅蔚冈才通过电话第一次联系到王辉，后者此前根本不知道这个微博上已经如火如荼的活动。在这次电话中，傅蔚冈用念书时学的西安方言与对方交谈，王辉表示愿意接受捐款。但是，傅蔚冈并没有告诉当时网络上气氛以及他捐款的金额。
4月26日，当张显对傅蔚冈的捐款了解后，代表张妙家属拒绝接受捐款，理由是“不愿意给傅蔚冈带来巨大的负担，以至于影响到正常生活，这份爱心太重”。随后，王辉也改口成未决定是否接受傅蔚冈捐款，“我没上过学，对这些事也不懂，好心人要捐给我孩子钱，我很感激，现在要和捐款人商量如何使用捐赠所得后，才能确定接不接受。”
此时，傅蔚冈的微博还在被转载，他反复重申会履行自己的承诺。这种坚定也有对公众心理维护的考虑，他认为普通网民如果对自己的网上言论不负责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对于他这样一个学者而言，必须考虑到如有食言会对公众就社会诚信的信心造成怎样的伤害。
4月29日晚，在上海，傅蔚冈终于有了第一次和张显、王辉碰面的机会。出人意料的是，刚一见面，傅蔚冈反而先向王辉致以了歉意，他一直担心这样的捐款活动会使王辉有不适影响。
捐款的事情也有了新的进展。近来面对媒体情绪始终比较低沉的王辉，在谈及捐款的时候，他的陕西话铿锵有力，“如果是捐给娃的，是娃的钱我会给娃用，我不会去动”。但他也说，之所以不太愿意接受捐款，是因为第一次面对这么多钱，有一些害怕，而且也担心没有文化管理不好这些钱，压力实在太大。
傅蔚冈与他们在宾馆里的商讨似乎很顺利，两个多小时的交谈时间中，傅蔚冈始终使用着西安话。最后的结果傅蔚冈也比较满意，他直接透露“王辉应该会接受”。但捐款的具体给付和使用方式等细节要在一段时间后继续商讨。同时，会注意几点：一、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二、低调进行，不会搞任何仪式化的东西；三、尽最大可能保证孩子的利益。
不久后，张显律师的微博也发出以下文字：“今天我同傅蔚冈先生就他发起的微博捐赠事宜进行了沟通，此事将由傅先生和王辉直接沟通，具体实施方案由他们商议决定。”
“捐款到位后，我可能偶尔跟踪一下资金的使用状况，但绝不是监督。”自始至终，傅蔚冈一直相信，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王辉会处理好这笔钱，作为一个父亲，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儿子好。
下一步如何走？
当冲动逐渐演变为责任，并行将兑现，傅蔚冈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五一假期，他放松了一下紧张的神经。但对他而言，此次激情捐款最终迎来完美收场只是自己抱负的开始。在他看来，任何试图以货币的方式对人的生命进行定价的行为，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贬低。但在很多时候，无价的生命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定价，才能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就像马加爵案，杀害了寝室同学，有一定的金钱补偿给受害人家属，保障基本生活，对他们是很好的抚慰。但事实上，马加爵无力进行民事赔偿。”
傅蔚冈一直在研究类似问题，他认为如果这次微博转发事件一切归于平静，只是让张妙的儿子多了一笔财富，没有对更多的受害人境况有所改变，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希望成立一个民间刑事案件赔偿基金去推动这种改变。
“即便我能够把最后的捐款给予张妙的家属，但是这种个案的冲动却无法解决社会普遍遇到的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不足的状况。激情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在365天都保持一种激昂的状态。每个个案要得到解决，只能通过制度性的建设。”而现在的刑事赔偿一般是由政府拨款和加害人的赔偿两部分组成，但去年全国刑事赔偿的资金只有4000多万，这点钱在傅蔚冈看来，真的是杯水车薪。
傅蔚冈说，对他而言，除了呼吁政府的作用，也能以此为契机，推动民间成立这种基金，来进行社会的自我救助，尽一点自己的力量。这种想法的诞生也基于傅蔚冈本身的学术背景。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通过设立构建公私合作的体系来对公共风险的受害者予以赔偿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这个体系包括，国家补偿、商业保险、公共基金、社会保障四块。在他看来，公共基金是比较好的补偿方式，发动社会力量来做，资金运作更加有效率、更负责。
他正在实践自己的构想，“找人筹划并成立一个基金会，今后通过基金会向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被害人家属特别是他们的未成年人子女给予最大程度的帮助。除了被害人和他的家属，我们也会帮助加害人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生活能力的父母。这样，有利于抹平一些人对社会的敌视态度。”
钱对傅蔚冈不是问题，他透露一些企业已经愿意赞助，傅蔚冈会根据筹钱的情况，决定基金会是地方性还是全国性——地方性的大概是400万元，全国性的1200万元左右。而他所在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也启动了一个50万元的研究项目，研究受害人赔偿基金的建立，比较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基金经验，系统梳理国内外的一些经验。
傅蔚冈或许将会面对比“微博捐款”更大的困难，“但这一次，我绝非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