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克劳斯·施瓦布

　　1938 年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拥有弗里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他所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2016 年）被译为30 种语言，引起广泛关注。

编者按：

　　本书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又一力作。他系统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更平等、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力图助推企业、国家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走上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利益相关者模式类似于中国儒家哲学所追求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大同世界新国际格局。
　　在书中，克劳斯·施瓦布梳理了中国、埃塞俄比亚、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企业发展和政策实践，为利益相关者模式在不同层面的落地提供了指导，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
　　以下内容节选自《利益相关者》。

紧随中国而起的新兴市场

　　中国的崛起，事实上助推了新兴市场的大繁荣。纵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2018年的贸易数据，我们就能了解中国崛起对其他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和服务进口国。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中国为多个经济体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每年从这些经济体购入大量商品。
　　以2018年为例，中国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分别进口了价值达370亿美元、30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的石油。澳大利亚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国，在这一年的成交额达600亿美元;中国还从巴西和秘鲁分别进口了价值19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的铁矿石。在钻石和黄金等贵重宝石方面，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是瑞士，其次是南非。此外，中国还从智利和赞比亚进口了铜，价值分别达100亿美元和40亿美元;从泰国进口了各种橡胶，价值达50亿美元。
　　这些都只是原材料。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它开始将部分生产活动外包，将工厂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新的低成本经济体。曾经，中国需要通过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引进某些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能够独立研发这些技术。这使中国能够将生产活动转移至国外，直接进口成品，最后再把这些成品出口至其他国家。
　　因此，就像中国一样，许多新兴市场在过去20年里也纷纷创造了经济奇迹。20世纪90年代，全球开始走上自由贸易之路，上述趋势便于那时缓慢起步;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几年里，这一趋势开始加速发展。根据《金融时报》的计算，在2002—2014年的10多年间，新兴市场的表现一直优于发达市场，这不仅体现在总体经济增长率，而且体现在人均GDP的增长率。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所称的“大合流”：较贫穷的新兴市场在收入和GDP水平上逐渐向较富裕的发达市场靠拢。
　　遗憾的是，近年来，除了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这一趋势已经终结。自2015年以来，30个最大的新兴市场的人均GDP增长率回落到22个最大的发达市场之下。

放眼全局

　　进入21世纪20年代，我们还可能会见证亚非关系的继续深化，这一情况可以与中国的崛起互为补充。几十年来，许多非洲经济体一直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以及充足的融资渠道。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且中国有对非洲投资的意愿，其中一些制约非洲发展的因素现在正在消失。
　　目前，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主要受益国。据布鲁金斯学會统计，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和能源领域，但一旦公路、铁路和电力资源就位，也就为制造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因此，虽然新兴市场的整体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但非洲的一些市场可能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其中一些市场与中国有着重大利益关系。例如，在东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6%～8%，这部分得益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不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整体经济表现十分乐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为许多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带来了财富。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已使大约7.4亿民众摆脱了贫困状态。此外，它还助力其他新兴市场实现更高的增长率，在发展的高峰时期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合流”。
　　这种中国效应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按照某些衡量标准，很多人所说的“亚洲世纪”已经开始。《金融时报》作者瓦伦蒂娜·罗梅伊和约翰·里德在2019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一个显著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在2020年将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这是两个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2000年时，亚洲在全球总产出中的占比只有1/3。如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亚洲正逐渐夺回其曾持续数千年的主导地位。从中国的发展来看，从物联网到人工智能，中国很可能在每个领域都超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保持长达几十年的优势地位。
　　中国的崛起，以及紧随在中国之后的其他新兴市场的崛起，确实是世界历史上不可思议的里程碑式事件。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一点而忽视了全局。
　　整个世界已经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导致自然环境和人类后代的命运都陷入危境。
　　我们首先来看亚洲的环境现状。中国、东南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的许多城市都正在经历环境恶化、污染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9年表示，根据该组织的标准，世界上超过90%的人口所呼吸的空气都是不安全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全都位于亚洲：印度有15个城市上榜;中国和巴基斯坦各有2个城市上榜;还有1个是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近年来，对于中国环境污染情况的严重性，人们的意识已经显著提升，近期的政策变化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类问题的担忧。
　　不平等问题是亚洲经济体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挑战。根据研究机构报告，在印度“实施了以放松管制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深度经济变革之后，不平等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起显著加剧”。到2014年本届政府上台时，印度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历史新高”。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亚洲在内的整个全球经济造成了额外的短期干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之后，西方社会和亚洲社会仍将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发展路径不可持续，以及可能存在的韧性不足问题。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略有删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