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时间开始了”。于上海而言，尤其如此：“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纯洁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
在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用这样的旁白展开他对于上海近一个小时的叙述，这差不多占了片子时长的1／3。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拥挤而有秩序：学生队伍吹着节奏分明的哨子，整齐列队跑步前进；穿著白衬衫、绿军装和蓝衣服的人群涌动在马路上，把公交车围得水泄不通，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骑着自行车，在镜头前匆匆闪过。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东尼奥尼在23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拍摄过上海，他一定会惊异于一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开埠以后，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时的上海在陈腐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显得极其特殊，而其繁华程度也令人惊叹。流行的说法是，巴黎的时尚一周之内就能传递到上海。
旧时的上海，涌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极一时。
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冲霄说，旧时的上海，不仅是远东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货币皆可以在上海的银行兑换，作为贸易港，其自由度比现在要高出许多，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历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华，也不乏狼藉的声名——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会上宣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华人居住的一万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多得不计其数”。至于电视剧《上海滩》中描绘的黑帮作恶及互相杀伐，也确实曾是城市历史的真实段落。
“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原罪”，当然不仅是指上述的社会现实，其深意在于：这座城市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当时对上海的分析吧：“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
动荡，然后凝固
当上海还是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虽也有阶层区分，虽也有高低贵贱，但是，哪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哪有什么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关闭大门。80岁的上海市民周凤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1956年从虹口区搬到现在居住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四川南路时，还能看见“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遗迹并没有被彻底清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也仍在持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上海受到的牵连尤甚。为了把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6.8万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以具体数字说明着人口的变化。
在周凤珍的邻居、70岁的吴连安的记忆中，1953年上海开始有了户口，但那时的户口政策并不十分严格。真正严格起来是在1958年，户口开始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乡下的亲戚来住招待所得开介绍信，即便在家里住，也必须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不要说“红头阿三”，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从1958年开始，上海正式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上海的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熊月之评价，“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话也从此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熊月之认为，“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于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话，据一位在上海多年、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说得上是太杂烩。”
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权力。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举例说，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
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城市被分类为11个级别，同级别的工资在不同级别的城市发放标准不同，上海排在11级城市中的第8级，比北京还高。“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供给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时还能偷偷地把粮票省下来送给内地的亲属。”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在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很多负面印象，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被“革命”的文化
周风珍1946年搬来后，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她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四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造，看不见了，“陈毅来了以后，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南京路上也常年驻扎着“好八连”——一支诞生于1947年，由一群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由20多名解放军干部带领的连队。周凤珍说，“直到现在，每个月的20号，好八连都会在南京路为老百姓剃头、补鞋、磨菜刀、量血压什么的”。
而作为被好八连抵制的对象，被认为有腐蚀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称作“党性教育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自然也要经受最严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不过，这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的过程。
上海协昌是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公司， 由一位沈姓家族创办，中国的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产自这里。现年76岁的唐振亚曾是工厂里的学徒。1949年的大动荡中，沈姓老板选择留在上海。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沈老板的选择看起来是明智的，公私合营的协昌依旧生意兴隆，其生产的“蝴蝶”成为E海乃至全国最知名的缝纫机品牌，工厂为工^提供了保险和免费医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整个上海的缩影——经济迅速复苏并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家失去工厂的实际控制权但仍主导着生产和经营，中产阶级也未受牵连。
唐振亚和他当年的同事阮堯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人感觉情况“不对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仅身为副总经理的沈老板被隔离，连唐振亚这样的技工也要被审查三代。一番折腾后，留给唐振亚一句略显矛盾的结语：无重大问题，不予培养。理由是他曾作过“资本家的学徒”。
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清洗，则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叶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那个时代，“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喜欢看外国小说，聊起外国的生活方式，无意间流露出好感，被资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杀头的!’”在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记忆里，对于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一一比较讲究的上海男人，头上打着金刚钻的发蜡，头是包起来的，还有包屁股的裤子，包腿的小裤脚和尖头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样的形势下，上海女孩子也还是烫头发的。李天纲的小学女老师被揪住强行剃了阴阳头，一个学期没法上课。
不论男女，太紧的裤脚管也被剪掉，从裤脚一直往上剪，有的连短裤都露了出来。李天纲说自己至今记得女孩子们抱头痛哭的神情。“从那以后，好八连的针线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审美意识。”
另一个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领神会的人群是“咋巴”。她们声音尖细，无论讲任何事情，声音都在四五十分贝以上。居住在宁波的上海籍知识分子施卫江概括这个群体：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单位里的工人师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
后来，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这些出现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标准照。
拥挤的，太拥挤的
70岁的上海石库门住户吴连安说，石库门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最早只一家人住，解放以后被收掉了，一些困难户和单位里的人被安排住进来，慢慢地就越来越挤了。
吴连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从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这个石库门里，他每天都要去与住处一江之隔的位于浦东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所住的石库门，原来只有三层，后来房管所在楼顶加了一层，第四层的层高与下面三层明显不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空间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库门的拥挤，是最容易看得見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
但并非只有石库门才拥挤不堪。上海邮政系统的公务员任无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连石库门都没得住”。任无我那时候住在解放前新华书店留下的一个仓库里，仓库被隔成单间，改成了邮政局的单位宿舍。“我们家四口人，住20个平方(米)，已经不算小了。”
任无我住的仓库房，厨房和厕所没有单独的，十几家人共用两个水龙头。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快点，下班得早点赶回来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烧饭。冬天洗澡只能去单位的澡堂，一周开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铅桶提水倒在脚桶里，小孩只能拿个扇子躲到马路上乘凉。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没什么(新)房子，造个房子就是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就是现在的内环线这一块，是现在上海面积的1／10，人口却是现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与此对应的数据，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必然带来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的变化。
任无我谈及上海人的精打细算，“都是群体生活锻炼出来的”。他住仓库的时候，由于水表和电表也是公用的，算账就成了一门学问。十几户轮着算，每月一户主算。这并非是总用电量除以户数那么简单，谁家几个灯泡、谁家熄灯晚、无线电是否算灯泡，都是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算好了贴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没有异议时予以执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为家庭妇男，樊卫国给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其实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窝在家里操持家务，她们希望男人出去挣大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准的作用并不明显，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花在执掌家务上，打家具、修电器、买菜时讨价还价。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后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难称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间一样，每每陷入捉襟见肘之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厂里开动的机器仍为全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轻工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对此，周立波反击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气的外地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粮票吗，是因为我们收入的10斤粮票里有9斤5两都是给了你们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东路附近，它离外滩的距离只有近50米，可能是离外滩最近的石库门里弄。这里的居民谨慎而又热情，面对记者的攀谈，他们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记者的证件，之后会满怀真诚地叫你“不要介意啊”，并乐于以东道主的自豪感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岁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这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奢侈品店，专 卖顶级生活用品，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装、皮鞋、领带、化妆品、女式服装和日用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出人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轻人和“小开”。
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苏北家庭。编剧黄允当时采访了黄浦、静安等商业闹市区的中小商户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户是百年老店、名店，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上海学生意，吃过三年萝卜干，有的再帮师三年，以后当店员、当师傅，其中精明活络的，积点钱和朋友合伙开店，店发了，再拆股各自经营，再发了又开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斤斤计较、讲实惠、小家子气等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心态、习俗、趣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覆盖了伦理关系，由于空间狭窄，形成了你占便宜我就得吃亏的局面，所以在个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讲究谦让的”，樊卫国分析说，“外地人批评上海人势利，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枕头底下也要压几件笔挺的衣服，因为摆脱了熟人社会，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认识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黄金荣、国际饭店、跑马厅、大世界、大光明，旧上海十里洋场里标志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叙述中，有着一丝亲历者的温度。他乐意告诉你，现在的人民广场以前是跑马厅，紧挨着这里的延安东路就是原来的洋泾浜，距这里200米的城隍庙边上，原来遍布着逃荒过来的人栖身的“滚地龙”，“直到上世纪40年代，马路上冻死的人还很常见的”。
上海人见过世面，这是真的，而他们也大多愿意向外人强调：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体制和户口的壁垒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上海虽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作为知青下放贵州19年的上海作家叶辛举例说，上海轻工业的发达，让贵阳单位的出差者变成了拉货的驴子——每个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采购任务，都会受到亲友帮助购物的额外嘱托，扛回从手表到纽扣在内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种特殊身份，未见得比别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被羡慕，被仰视。
上海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感觉不要太好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句话的语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略带炫耀地对自己进行嘉许。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壁垒被部分地拆除，上海这种鹤立鸡群的城市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淡化。对于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显。很难相信，吴连安所住的紧靠外滩的石库门，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黄浦江的过江隧道，地已经开始有些下陷。吴连安随手一指，楼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这原来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现在(与)高楼一比，就是棚户区了”。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国营工厂买断、大龄工人下岗，本地人在升学和就业上相对于外地精英的劣势，这些因素早已经让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中急速地边缘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绪已没那么刺眼，或者说，具备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群已经被进一步的边缘化了。
1990年刚到上海生活的时候，现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结海能感受到明显的“排外”。公交车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她发现乘客听不懂的时候，才改为“冷冰冰”的普通话。“现在与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普通话。”
张结海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上海严重“排外”的时候，恰是这座城市整体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总结说，“过去，上海人有一种盲目的城市优越感，但现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區了，后起的广东、浙江、江苏都在赶上。过去讲普通话，上海人要嘲笑你是乡下人，现在反过来了，讲上海话，人家要说你没层次了。”
“大都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研究城市社会学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开篇写道。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齐美尔经历了柏林从不足60万人的小城市，一跃成长为400万人的大都市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对这种紧张感同身受，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说，“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余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在《上海人》一文里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纯洁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
在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用这样的旁白展开他对于上海近一个小时的叙述，这差不多占了片子时长的1／3。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拥挤而有秩序：学生队伍吹着节奏分明的哨子，整齐列队跑步前进；穿著白衬衫、绿军装和蓝衣服的人群涌动在马路上，把公交车围得水泄不通，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骑着自行车，在镜头前匆匆闪过。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东尼奥尼在23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拍摄过上海，他一定会惊异于一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开埠以后，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被誉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时的上海在陈腐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显得极其特殊，而其繁华程度也令人惊叹。流行的说法是，巴黎的时尚一周之内就能传递到上海。
旧时的上海，涌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极一时。
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冲霄说，旧时的上海，不仅是远东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货币皆可以在上海的银行兑换，作为贸易港，其自由度比现在要高出许多，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历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华，也不乏狼藉的声名——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会上宣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华人居住的一万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多得不计其数”。至于电视剧《上海滩》中描绘的黑帮作恶及互相杀伐，也确实曾是城市历史的真实段落。
“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原罪”，当然不仅是指上述的社会现实，其深意在于：这座城市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当时对上海的分析吧：“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
动荡，然后凝固
当上海还是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虽也有阶层区分，虽也有高低贵贱，但是，哪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哪有什么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关闭大门。80岁的上海市民周凤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1956年从虹口区搬到现在居住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四川南路时，还能看见“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遗迹并没有被彻底清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也仍在持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上海受到的牵连尤甚。为了把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6.8万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以具体数字说明着人口的变化。
在周凤珍的邻居、70岁的吴连安的记忆中，1953年上海开始有了户口，但那时的户口政策并不十分严格。真正严格起来是在1958年，户口开始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乡下的亲戚来住招待所得开介绍信，即便在家里住，也必须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不要说“红头阿三”，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从1958年开始，上海正式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上海的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熊月之评价，“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话也从此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熊月之认为，“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于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话，据一位在上海多年、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说得上是太杂烩。”
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权力。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举例说，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
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城市被分类为11个级别，同级别的工资在不同级别的城市发放标准不同，上海排在11级城市中的第8级，比北京还高。“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供给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时还能偷偷地把粮票省下来送给内地的亲属。”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在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很多负面印象，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被“革命”的文化
周风珍1946年搬来后，至今住在四川南路25弄，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弄。她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四马路(福州路)的“婊子”早已被改造，看不见了，“陈毅来了以后，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南京路上也常年驻扎着“好八连”——一支诞生于1947年，由一群山东翻身农民组建的、由20多名解放军干部带领的连队。周凤珍说，“直到现在，每个月的20号，好八连都会在南京路为老百姓剃头、补鞋、磨菜刀、量血压什么的”。
而作为被好八连抵制的对象，被认为有腐蚀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普通上海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易中天把上海称作“党性教育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
既然是中国商业文明最发达的城市，自然也要经受最严厉的“社会主义改造”。只不过，这改造经历了一个从和风细雨到疾风暴雨的过程。
上海协昌是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公司， 由一位沈姓家族创办，中国的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产自这里。现年76岁的唐振亚曾是工厂里的学徒。1949年的大动荡中，沈姓老板选择留在上海。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沈老板的选择看起来是明智的，公私合营的协昌依旧生意兴隆，其生产的“蝴蝶”成为E海乃至全国最知名的缝纫机品牌，工厂为工^提供了保险和免费医疗，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差不多也是当时整个上海的缩影——经济迅速复苏并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家失去工厂的实际控制权但仍主导着生产和经营，中产阶级也未受牵连。
唐振亚和他当年的同事阮堯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真正让人感觉情况“不对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不仅身为副总经理的沈老板被隔离，连唐振亚这样的技工也要被审查三代。一番折腾后，留给唐振亚一句略显矛盾的结语：无重大问题，不予培养。理由是他曾作过“资本家的学徒”。
针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清洗，则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
上海作家叶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那个时代，“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喜欢看外国小说，聊起外国的生活方式，无意间流露出好感，被资本家出身的叔叔一把制止，‘要杀头的!’”在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记忆里，对于上海普通人而言，革命主要是革“三包一尖”的命一一比较讲究的上海男人，头上打着金刚钻的发蜡，头是包起来的，还有包屁股的裤子，包腿的小裤脚和尖头皮鞋，都在被“革命”之列。
即便那样的形势下，上海女孩子也还是烫头发的。李天纲的小学女老师被揪住强行剃了阴阳头，一个学期没法上课。
不论男女，太紧的裤脚管也被剪掉，从裤脚一直往上剪，有的连短裤都露了出来。李天纲说自己至今记得女孩子们抱头痛哭的神情。“从那以后，好八连的针线包和草鞋成了上海的主流审美意识。”
另一个只有老上海人才心领神会的人群是“咋巴”。她们声音尖细，无论讲任何事情，声音都在四五十分贝以上。居住在宁波的上海籍知识分子施卫江概括这个群体：以低知识层次的中年女性构成，以前的身份大都是国有单位里的工人师傅，以“女大老粗”身份自居而洋洋自得于“腰背硬”，她们大都从事于服务行业，承袭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商业经营态度来服务于大众。
后来，在某些文艺作品中，这些出现在城市“窗口”的人成了上海小市民的标准照。
拥挤的，太拥挤的
70岁的上海石库门住户吴连安说，石库门原来是资本家的房子，最早只一家人住，解放以后被收掉了，一些困难户和单位里的人被安排住进来，慢慢地就越来越挤了。
吴连安自己就是在解放初从虹口搬到了四川南路25弄的这个石库门里，他每天都要去与住处一江之隔的位于浦东的一家化工厂上班。他所住的石库门，原来只有三层，后来房管所在楼顶加了一层，第四层的层高与下面三层明显不一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与空间的矛盾都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矛盾之一。石库门的拥挤，是最容易看得見的表象。1950年，上海市区的居住建筑面积总量约为2360.5万平方米，石库门里弄住宅就有1242.5万平方米，占了总量的52％以上。
但并非只有石库门才拥挤不堪。上海邮政系统的公务员任无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自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窘迫生活，“连石库门都没得住”。任无我那时候住在解放前新华书店留下的一个仓库里，仓库被隔成单间，改成了邮政局的单位宿舍。“我们家四口人，住20个平方(米)，已经不算小了。”
任无我住的仓库房，厨房和厕所没有单独的，十几家人共用两个水龙头。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得快点，下班得早点赶回来洗菜，不然要等到人家洗完了才能烧饭。冬天洗澡只能去单位的澡堂，一周开放一次，而在夏天，大人在家洗澡，用铅桶提水倒在脚桶里，小孩只能拿个扇子躲到马路上乘凉。
“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都没什么(新)房子，造个房子就是大新闻了。那时的上海就是现在的内环线这一块，是现在上海面积的1／10，人口却是现在的一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与此对应的数据，1949年，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89平方米。而到1979年底，将阁楼、灶间、晒台等凡能住人的面积都统计在内，也只有人均4.51平方米。人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必然带来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的变化。
任无我谈及上海人的精打细算，“都是群体生活锻炼出来的”。他住仓库的时候，由于水表和电表也是公用的，算账就成了一门学问。十几户轮着算，每月一户主算。这并非是总用电量除以户数那么简单，谁家几个灯泡、谁家熄灯晚、无线电是否算灯泡，都是必须纳入考虑的范围。算好了贴在外面公示，大家都没有异议时予以执行。
上海男人通常被外地人嘲笑为家庭妇男，樊卫国给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其实上海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窝在家里操持家务，她们希望男人出去挣大钱。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男人在工作上的努力所产生的收益对于改善家庭生活水准的作用并不明显，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花在执掌家务上，打家具、修电器、买菜时讨价还价。
如前所述，上海市民的生活在1949年之后不乏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日子也难称富足，就如同有限的居住空间一样，每每陷入捉襟见肘之困。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工厂里开动的机器仍为全中国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日用必需品，但轻工业的相对发达并没有提升上海市民的生活品质。
据《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1984年以前中央对上海的财政收入实行“统收统支”，上海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地方财政的87％，只剩下13％自用。1985年以后，中央对上海财政政策调整为“核定基数、总额分成”，1988年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即上海每年上缴中央105亿元基数不变，节余自用，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比例才逐渐降了下来。据查，从建国到20世纪末，上海共上缴国家财政收入近4000亿元，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对此，周立波反击嘲笑上海人小家子气的外地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有上海有半斤的粮票吗，是因为我们收入的10斤粮票里有9斤5两都是给了你们外省了。”
四川南路25弄在延安东路附近，它离外滩的距离只有近50米，可能是离外滩最近的石库门里弄。这里的居民谨慎而又热情，面对记者的攀谈，他们先是要求查看一下记者的证件，之后会满怀真诚地叫你“不要介意啊”，并乐于以东道主的自豪感告诉你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住在我们这里的人，以前大多是在附近工作的。”82岁的奚冬泉就是如此，他之前在南京路上的安康洋行做修表工作。在解放前，这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奢侈品店，专 卖顶级生活用品，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名牌西装、皮鞋、领带、化妆品、女式服装和日用品，在这里都能找到。这里出人的都是一些留洋的年轻人和“小开”。
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剧《上海一家人》，描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苏北家庭。编剧黄允当时采访了黄浦、静安等商业闹市区的中小商户和上百位老人。“有的商户是百年老店、名店，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上海学生意，吃过三年萝卜干，有的再帮师三年，以后当店员、当师傅，其中精明活络的，积点钱和朋友合伙开店，店发了，再拆股各自经营，再发了又开分店。上海人口稠密、生存空间拥挤、狭窄，也造就了他们斤斤计较、讲实惠、小家子气等习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市民文化，深刻、持久地影响着上海人的心态、习俗、趣味。”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聚族而居，而上海作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覆盖了伦理关系，由于空间狭窄，形成了你占便宜我就得吃亏的局面，所以在个人利益上，上海人是不大讲究谦让的”，樊卫国分析说，“外地人批评上海人势利，确实存在这个现象，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枕头底下也要压几件笔挺的衣服，因为摆脱了熟人社会，你走在大街上，人家也只认识你的衣服。”
上海的失落
黄金荣、国际饭店、跑马厅、大世界、大光明，旧上海十里洋场里标志性的人名和地名在奚冬泉的叙述中，有着一丝亲历者的温度。他乐意告诉你，现在的人民广场以前是跑马厅，紧挨着这里的延安东路就是原来的洋泾浜，距这里200米的城隍庙边上，原来遍布着逃荒过来的人栖身的“滚地龙”，“直到上世纪40年代，马路上冻死的人还很常见的”。
上海人见过世面，这是真的，而他们也大多愿意向外人强调：我可是见过世面的。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计划体制和户口的壁垒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上海虽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作为知青下放贵州19年的上海作家叶辛举例说，上海轻工业的发达，让贵阳单位的出差者变成了拉货的驴子——每个有幸去上海出差的人，除了完成采购任务，都会受到亲友帮助购物的额外嘱托，扛回从手表到纽扣在内的大包小包。
“阿拉上海人”成了一种特殊身份，未见得比别人富庶多少，但是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在国内有特殊的地位，被羡慕，被仰视。
上海人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感觉不要太好哦。通常情况下，如果这句话的语境涉及自身，就不再是字面的含义，而是略带炫耀地对自己进行嘉许。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壁垒被部分地拆除，上海这种鹤立鸡群的城市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淡化。对于很多上海原住民而言，心理落差尤其明显。很难相信，吴连安所住的紧靠外滩的石库门，居然是一座危房，房子下面就是黄浦江的过江隧道，地已经开始有些下陷。吴连安随手一指，楼道入口洗菜的水槽，已经有了明显的倾斜。这原来可以算是好房子，“但现在(与)高楼一比，就是棚户区了”。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国营工厂买断、大龄工人下岗，本地人在升学和就业上相对于外地精英的劣势，这些因素早已经让上海本地人在新一轮的城市扩张中急速地边缘化。
更多元的上海，排外情绪已没那么刺眼，或者说，具备排外心理基因的人群已经被进一步的边缘化了。
1990年刚到上海生活的时候，现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张结海能感受到明显的“排外”。公交车售票员讲的都是上海话，当她发现乘客听不懂的时候，才改为“冷冰冰”的普通话。“现在与上海人交往，他在搞不清对方身份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普通话。”
张结海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上海严重“排外”的时候，恰是这座城市整体上陷入失落感的年代。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总结说，“过去，上海人有一种盲目的城市优越感，但现在不是GDP最大的地區了，后起的广东、浙江、江苏都在赶上。过去讲普通话，上海人要嘲笑你是乡下人，现在反过来了，讲上海话，人家要说你没层次了。”
“大都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研究城市社会学的德国学者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开篇写道。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齐美尔经历了柏林从不足60万人的小城市，一跃成长为400万人的大都市的变化过程。或许是对这种紧张感同身受，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说，“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余秋雨也看到了上海人性格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他在《上海人》一文里写道：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