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无论是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还是孙立平的《重建社会》,都凸显了社会学者们的努力,即试图将“社会”这一新的维度纳入“国家”和“市场”这一传统二元冲突之中。
　　这一努力不仅将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以“国退民进”VS“国进民退”叙述模式来解读过去30年改革史的过于简约化的缺憾,极大丰富对改革进行“修正主义书写”的可能,会使人们在预测和勾画中国的未来走向时,摆脱坐等国家与市场相互博弈结果的无能为力感。
　　必须承认,国家、市场二元叙事模式有着高度的解释能力和逻辑自洽性。无论是小岗村农民为糊口而签下包地生死约,还是知青回城自谋生路大干个体户,都可以用凡国家失败之处则市场崛起的逻辑来解释,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市场的一路凯歌高奏和国家的步步退让。其言下之意是仅凭市场这只手就可以“打败”国家,进而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其他如“民主化”“法治化”等多重目标则都将在此过程中迎刃而解。这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能同时为官学两界人士共同认可的逻辑所在。
　　然而现实的演进从来不遵循理论的逻辑。市场化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高歌猛进,危机倒逼型的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后陷入了利益集团阻挠和危机匮乏下的双重乏力。鼓吹改革者也因之陷入了双重尴尬境地,要么被动等待更大危机来临以倒逼改革,要么冀望利益集团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主动让渡利益来推进改革。同时,他们还要承担来自因“市场失灵”而利益受损者和不公正地承担市场化改革阵痛代价者的双重责难。一时间,“医改”“教改”“房改”全盘不利皆因“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说法甚嚣尘上,否定“市场”,进而否定改革的春秋笔法也有大行其道之势。
　　更为吊诡的是,原本作为改革对象存在的“国家”却在这个二元叙事中占据了进退裕如的位置:凡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尽可以推给“市场”,凡有利可图之事项,尽可以以“市场不是万能的”为由囊入怀中,而那些实在躲不过去、原本就应该由“国家”来提供的福利,也要以纠正市场化之弊的名目加以推出。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对以“强政府”为核心意旨的“中国模式”的鼓吹也达到了当年新威权主义者所不敢企及的高度。
　　而那些既不迷信“市场”又不盲从“国家”者则蹈入了不可知论的陷阱:市场是有活力的,但确有其非理性的一面,需要国家出面矫正;然而国家又从来不会“适可而止”,总要抓住一切机会扩张自己的边界,直至力有未逮而崩溃。人们有可能走出这二者的循环吗?
　　社会维度的引进,首先使人们可以以超脱于国家和市场的视角来看待改革史。国家依然是“失败”了,但其结果并非是市场的崛起,而是社会利用市场进行自救模式的出现;市场会出现“失灵”,但国家的“出面”不应是“自发”之举,而是应社会的“请托”而为,因此应知所进退。
　　市场与国家均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工具,因此“国家”与“市场”的进退不再是改革业绩的衡量标准,两者间的最佳配置要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归依——社会才是主角。
　　从这个意义上讲,仅仅“发现”社会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让社会成为那个能动的主角。这是一个更加充满挑战意味的新课题。★
　　《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
　　
　　[美]劳伦斯·E.哈里森 著
　　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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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通过个案之间的比较来寻找是哪一类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在文化变革的领域起作用,从而希望创建出一套行动指南,从而促进相关的变革。
　　《国家的比较》
　　
　　[法]马太·杜甘
　　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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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法国当今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在本书中,作者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政治中的现象。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
　　
　　丁三
　　语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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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黄埔学生,胡宗南、桂永清、郑介民、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