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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厦门以“干净”著称，游人络绎不绝。有谁会想到，100多年前的厦门曾是“最脏城市”。那么，它是怎么成为“海上花园”的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多数城市尚未完成现代化改造时，鼓浪屿已处处呈现出现代城市的风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它的建筑，林尔嘉的菽庄花园，黄奕住的观海别墅，黄秀烺的海天堂构，黄仲训的瞰青别墅，日兴街、鼓浪屿市场的数百家商铺……在这些混合了欧美和东南亚、传统和现代风格的建筑外，则是马路、公厕、绿化、公共花园、消防设备、排水管道等现代市政设施。
不知不觉中，一种崭新的城市气质也形成了，人们所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大门之内的私人空间，工部局的报告说，鼓浪屿上的绿化树等现代市政“凡屿民均能加以爱护也”。从各地来到鼓浪屿的人，对本地居民的第一印象是“斯文”，他们遵守秩序、温文尔雅，虽然岛上人口稠密，但依然安静、整洁。
鼓浪屿无疑为厦门通往现代新城之路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从清末起，鼓浪屿与厦门在城市风貌上所呈现出的强烈对比，即开始不断引起人们注意。鼓浪屿原有的民间形式的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在岛上做了基础性的市政建设。工部局出现后，这些市政和公共卫生工作变得更加常态化：从1903年起，鼓浪屿铺设了24123英尺长的地下排水管道；修筑海堤；维护公共码头；建立公共厕所和垃圾箱；雇佣清洁工冲洗排水管道、打扫道路、清理垃圾；隔离传染病患者，等等。1911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在《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中说，这些工作的进展使得鼓浪屿的“道路一直处于良好的保养状态，与中国城市的道路相比更令人满意”。
同一时期的厦门，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这里的环境正好相反”，1910年，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书中写道：“街道狭窄弯曲，石板罅裂，可以直接看到下水道……游客即便小心翼翼也会迷路，没有一条直的街道。除了扭曲之外，有些街道还狭窄得令人头疼，以致你无法打开雨伞走路。”当时厦门最宽的路也不过10～15英尺，这就是主干道了，毕腓力写道：“登上石阶，穿过泥污……你无法想象这些街道是多么令人作呕……众人横冲直撞，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
与今日厦门留给人们的印象截然不同，那时的厦门给外来参观者留下的最突出印象是“脏乱”。1896年《中国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提到厦门：“厦门城里面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尽管列为三等城市，與同级别的其他地方相比，厦门更肮脏。”
民初几年，厦门的市政和公共卫生情况依然没什么改善。到了1920年左右，厦门市区人口已达12万，但市区面积只有5000亩出头，除去泥沼外，实际面积仅4400多亩。地狭人稠加上缺乏管理，导致占道扩建成风，街道因之更加狭窄，在商业繁盛地段，有的路只有1米宽，一年到头不见天日，常年泥泞潮湿。城市环境如此不堪，滋生了大量蚊虫、老鼠，每年春夏间几乎都会发生瘟疫；到了秋冬季节，火灾又极易发生。在鼓浪屿已成为现代城区时，厦门旧城仿佛依然停留在中世纪。
直到1920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1919年，鼓浪屿上的商界领袖林尔嘉在他的菽庄花园内建成了四十四桥，这座桥在落成之日即成为岛上的盛景。这一年，林尔嘉44岁，“四十四桥”即是因他44岁初度而得名，也是从这一年起，随着黄奕住等闽侨富商的归来，林尔嘉开始筹办一个旨在改造厦门的机构，组织开山填海、填池、填河和旧城改造。
1920年，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厦门市政会成立，由林尔嘉任会长，印尼归侨黄奕住任副会长，并聘请留英归来的黄竹友任工程课长；同时，成立市政局，负责执行施工，由当时的思明县县长（厦门建市以前为思明县）任委员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市政会，会所设在当时厦门总商会内。
厦门市政会的成立或许和林尔嘉、黄奕住的经历直接相关。1909年到1922年，林尔嘉连续十余年在鼓浪屿工部局担任唯一之华董，其间，既是工部局完善之前的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时期，也是大批归侨在鼓浪屿上建房盖屋的热潮期。在工部局制定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和《律例》中，关于沟渠、街道、环卫、水井、广告乃至养狗、养羊、放风筝等，都有着极为详细的规定。
毫无疑问，工部局这些市政管理的做法及成效对华界产生了触动，既然中国在努力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那么，完全由中国自己建设、管理的城市为什么不能一改旧貌呢？厦门与鼓浪屿仅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鹭江，难道现代市政就不能以鼓浪屿为起点来到厦门吗？当林尔嘉在考虑这些时，他肯定想到了鼓浪屿工部局的市政管理方式，对此他已拥有足够的经验。
黄奕住在定居鼓浪屿前，也对印尼三宝垄市政委员会的运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机构成立于1906年，虽然其委员不是执法者，但他们非常精通市政建设，在他们的筹划下，荷兰的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来到了三宝垄，三宝垄的城市建设大为改观。
厦门市政会参照了鼓浪屿工部局和三宝垄市政委员会的经验，决定在厦门建设第一条马路。与今天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当时的厦门市政会发挥着城市建设决议机关的作用，执掌各种章程、规划的制定，工程的设计、审议和筹款，甚至可以说，它掌握着厦门市政建设规划的全部权力。
1920年夏，在市民的好奇围观中，厦门的第一条马路——开元路的建设工程开始了。首先是实测路线，规划中的开元路以当时的提督路头为起点，沿提督街横过竹仔街，再抵达浮屿，全长0.7公里，路面宽9.1米，两旁设人行道各2.4米，路基和路面设计仿照英国麦加顿式。1924年，路旁骑楼大部竣工；1926年，混凝土路面铺设完成。
与鼓浪屿不同，当时厦门的正常秩序仍常受政局动荡的困扰，这使得多数闽侨在一开始时对投资旧城改造缺乏信心，资金缺乏拖累了开元路的修建速度。当开元路工程进展到一半时，厦门进入了海军控制时期，这一方面为厦门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秩序，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市政会、市政局被先后取消，市政建设改由地方官员管理主持。幸好，市政会的许多做法得到了沿袭。 开元路的建成直接促成了一场市政建设热潮。这条马路在完工后即成为市民最喜欢的地方，他们茶余饭后来到这里散步，使这条街道很快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路旁的商铺因此加速升值，在利润的驱动下，大批侨资开始加入到旧城改造中来，市政建设与地产开发同步展开。
1920年时，市政会诸人曾忧心忡忡地估计，整个旧城改造需耗费超过1300万元，其中购买旧房的拆迁费用约为300万元，而市政工程款则在1000万以上。有了开元路这个各方受益、良性循环的样本后，侨商有赚无赔。在开元路之后，得益于充沛的资金，其它马路建设次第展开。在整个1920年代，厦禾路、中山路、思明南北路等现代公路一条条完成，编制出密集的道路网，现代厦门的城市框架拉开了。
城市交通事业随着路网的形成而发展起来。在开元路尚在建设之时，市政会就开始计划实现厦门市区与郊区、厦门岛与内地的水陆联运。1928年后，侨资创办的全禾汽车公司与黄奕住长子黄钦书投资创办的海通船务公司实现了水陆联运，使人们可以便利地往返于厦门岛内外。1929年后，闽南各地的汽车公司纷纷与全禾汽车公司签订联票联运协议，至此，凡是在内地有汽车站点的地方，人们都可以一票直达厦门，比以前更快捷、更简便。
这种交通的改善，一如闽侨曾在南洋各地见到的那样，在加快人员流动和商品流动的同时，也在迅速改变着厦门。以人口为例，自开埠以来的多数时间里，厦门人口都不曾超过10万，然而，从1927年起，人口开始猛增，是年为12.7万人；1930年增加到16.5万人；1935年增加到18.1万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移民”色彩，新来人口的籍贯包括全国多个省份。在十余万的厦门市民中，祖籍为厦门者仅有1/3略多，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使厦门融合着省内与省外、南方与北方，一种消除了地域区分、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迎接一切的城市性格也随之诞生。
几乎是与市政建设同步，一场厦门从未有过有的建筑热潮也开始席卷这个城市。
1926年，在鼓浪屿升旗山上，一座名为“榕谷”的花园住宅拔地而起，当它还在建造时，其建造者、菲律宾闽侨李清泉就开始以家族公司的名义，在厦门展开大规模的地产投资、建设。1927年，李清泉及其叔父成立了“李岷兴公司”，一边在鼓浪屿上建造“李家庄”别墅，一边在厦门的中山路、中华路、大同路等地兴建数十幢商住两用楼。此外，李清泉还个人投资35万元，在中山路海口建造了11幢楼房。
李氏家族的影响力在菲律宾华侨中首屈一指，他们的大手笔投资开启了厦门地产热潮。一时间，海内外侨资蜂拥而至，高峰时，厦门的地产公司多达百家，其中规模较大者多为侨资开办。仅仅在1927—1932年间，厦门就新建了主次干道63条，再加上街巷，城市街道总数超过360条，新修街道两旁耸立起1.35万余栋新房。其中，在时人看来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如南普陀附近的华侨新村，拥有大量华丽洋房的新式住宅区也先后落成。现代公园也纷纷出现，如从1927年开始筹建的中山公园，耗资108.48万元，建成后被誉为“华南第一园”。
在李岷兴公司成立的同一年，黄奕住也成立了地产公司“黄聚德堂”，资本额为245万元，为当时厦门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以鼓浪屿上的日兴街为模本，黄奕住在厦门建起更多的骑楼建筑。根据1957年厦门房地产管理处的调查，黄奕住建房多达160余座，建筑面积为4.15万平方米，在这场建筑热潮中位居投资者首位。
李岷兴公司的投资规模仅次于黄聚德堂，但与多数地产公司不同，李清泉更注重基础性的建设。李清泉清末时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书院，亲见香港如何发展成国际性大商港，码头等基础性投资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从1927年起，李清泉仿照香港中区的做法，在厦门海边买下从今天的鹭江道到沙坡尾一带的大片土地，开始了填海造堤、修筑码头的工程。
按照李清泉的设想，码头建设只是一个开始，完工后还要在鹭江道建设百货大楼，把鹭江道的开发和厦门对岸的嵩屿的开发相结合，在嵩屿也建设码头，和厦门的码头构成港口群。后期还要建设造船厂、水泥厂、机械厂以及制糖、造纸、锯木、卷烟、罐头、豆油、酿酒等加工厂，并以漳厦路矿计划中的对闽南、闽西的农、矿开发作为支撑。
可惜，时局没有足够条件支撑他的设想。“闽变”之后，华侨投资厦门的信心顿失，地产热潮随之结束。此后，李清泉虽然勉力完成了填海筑堤工程，并建成了9个码头，但抗战也随之爆发，李清泉尚未来得及看到这些建设展现成效，厦门就已落入日军手中。
从1866年起，厦门海关税务司的报告就一直在观察厦门各方面的进展。1931年，厦门海关税务司侯礼威在《海關十年报告（1922-1931）》中写到了厦门的建设热潮：“本地的健康与卫生条件有了很大进步，而横贯厦门城的污水系统也有了很大改善，街道拓宽工作迅速进展……尤其是在通往厦门码头的五条宽阔的马路两边，数百座旧房屋被拆除了，代之以现代化的、高质量的、用混凝土建造的楼房。”
这份报告还着重提到了厦门、鼓浪屿公用事业的发展：“高效率的厦门自来水厂于1926年竣工，厂内设有水闸、蓄水池、沙土滤水器、臭氧化设备、化学及细菌实验室。水闸高110呎、长400呎，它保证了蓄水池储蓄的水足以完成每天50万加仑的长期供水……厦门自来水厂经营的成功，促使该厂在1931年把供水范围扩大到鼓浪屿。”
在大批归侨定居时，鼓浪屿和厦门就已有了电灯。在厦门，本地绅商陈祖琛于1911年组建了厦门电灯公司，次年投产发电；在鼓浪屿，1913年，英国工程师皮利创建电厂，该厂创办资本为3.7万元，由柴油机带动120千瓦发电机，于当年8月正式供电。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该公司数次转手，1928年，在鼓华侨集股赎买了这家电灯公司。
但是，一直到厦门大规模展开旧城改造之前，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自来水仍是一片空白。因为鼓浪屿和厦门都是海岛，岛上无河流，人们只能凿井取水，但除了鼓浪屿有少数水井的质量还不错外，多数井水盐分重、硬度高，不仅难以入口，连用来洗涤都不合适。这让厦门和鼓浪屿只能依赖于人工的“船仔水”，即运水船从内地运来九龙江水。这些水价昂量少，且不免浑浊，不仅助长了瘟疫，而且在市区失火时，往往因为无水可用而酿成大灾。 1920年，厦门市政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划组建自来水公司。1921年6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了厦门自来水公司即将成立的消息：“厦门富绅林尔嘉与各绅商集合资本，筹办厦门自来水公司……”1922年，林尔嘉积劳成疾，辞去了一切职务到海外养病，厦门自来水公司的组建工作遂由黄奕住接任。
1924年，厦门自来水公司的全部工程在上海招商投标，当年便开始修建。1926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实现首次供水，不仅水质洁净，价格也低于“船仔水”。1927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全面供水，不仅供应市区，也供应往来于厦门的各国商船。经过多国化验，水质堪称东亚最佳，厦门自来水公司也因此获得“远东第一水厂”之美誉。1929年，厦门自来水公司的供水范围开始向鼓浪屿延伸。1932年，鼓浪屿普及自来水。从有自来水供应的时间而言，厦、鼓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和欧美相当，美国在1907年时只有3%的城市供应自来水，到了1920年才上升到37%。
何止是自来水。20世纪20年代，厦、鼓之间还实现了首次电话通话。1907年，林尔嘉在厦门寮仔后创办厦门德律风公司，这是厦门第一家电话公司。随后，一家日商也在鼓浪屿创办了电话公司。但在当时，这两家电话公司不但规模小，也无法实现厦、鼓之间的通话。1919年，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在和林尔嘉共同组织市政会的同时，也开始和林尔嘉商议筹办一家更大的电话公司。
1921年，林尔嘉把德律风公司转让给黄奕住，随后，黄奕住又在鼓浪屿收购了日商的电话公司，厦、鼓之间的电话线路由此统一。1923年，黄奕住在鼓浪屿龙头路设厦门电话公司鼓浪屿接线站，并敷设厦、鼓之间的海底电话电缆，当年实现厦、鼓电话用户之间的首次通话。
厦门作为闽南的中心城市，与闽南各地的城镇有着频繁的商务等联系。待厦门电话公司经营稳定后，黄奕住又从1925年起派人到漳州、石码等地设立电话公司，从鼓浪屿架设电话线到嵩屿，实现厦门、鼓浪屿、漳州各地的线路连接。
到1933年，厦、鼓的电话用户已达2500户，电话普及率为2.1部/千人，位居全国前列。1937年，厦门电话公司计划把电话线路扩展到泉州，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已实施长途电话国有政策，这一设想未能达成。随后抗战爆发，厦门电话公司的设备落入日军之手。
厦门沦陷前夕，黄奕住前往香港，后又避居上海，他没有看到后来的一切。1945年6月5日，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临终训子孙：“‘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之言，信足垂训万世。余毕生谨守，弗敢违失。汝曹勉之。”那一刻，他肯定在回望平生，也会想到诸多未竟之事。像他一样的诸多闽侨，在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不安中走过了自己的一生。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新厦门”蔚然成型了。
这时的厦门迎来了更多的人，他们都对“新厦门”发出赞叹。1929年和1934年，华侨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两次游历厦门后写道：“厦门有许多近代式的高楼，建筑比较坚固，设备也比较适合卫生”，他还说到自来水事业如何改良了公共卫生，“过去十余年的厦门，疬疾常生，但近些年来，却减少了……饮水的改良，也是一个主因。”而在《新兴的厦门》一书中，作者茅乐楠更是高度评价：“從任何方面看来，现在厦门已披上了文明都市的外衣，以前被视为‘世界上最污秽的都市’的称呼，如今已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地狭人稠，缺乏管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多数城市尚未完成现代化改造时，鼓浪屿已处处呈现出现代城市的风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它的建筑，林尔嘉的菽庄花园，黄奕住的观海别墅，黄秀烺的海天堂构，黄仲训的瞰青别墅，日兴街、鼓浪屿市场的数百家商铺……在这些混合了欧美和东南亚、传统和现代风格的建筑外，则是马路、公厕、绿化、公共花园、消防设备、排水管道等现代市政设施。
不知不觉中，一种崭新的城市气质也形成了，人们所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大门之内的私人空间，工部局的报告说，鼓浪屿上的绿化树等现代市政“凡屿民均能加以爱护也”。从各地来到鼓浪屿的人，对本地居民的第一印象是“斯文”，他们遵守秩序、温文尔雅，虽然岛上人口稠密，但依然安静、整洁。
鼓浪屿无疑为厦门通往现代新城之路提供了最好的范本。从清末起，鼓浪屿与厦门在城市风貌上所呈现出的强烈对比，即开始不断引起人们注意。鼓浪屿原有的民间形式的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在岛上做了基础性的市政建设。工部局出现后，这些市政和公共卫生工作变得更加常态化：从1903年起，鼓浪屿铺设了24123英尺长的地下排水管道；修筑海堤；维护公共码头；建立公共厕所和垃圾箱；雇佣清洁工冲洗排水管道、打扫道路、清理垃圾；隔离传染病患者，等等。1911年，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在《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中说，这些工作的进展使得鼓浪屿的“道路一直处于良好的保养状态，与中国城市的道路相比更令人满意”。
同一时期的厦门，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这里的环境正好相反”，1910年，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书中写道：“街道狭窄弯曲，石板罅裂，可以直接看到下水道……游客即便小心翼翼也会迷路，没有一条直的街道。除了扭曲之外，有些街道还狭窄得令人头疼，以致你无法打开雨伞走路。”当时厦门最宽的路也不过10～15英尺，这就是主干道了，毕腓力写道：“登上石阶，穿过泥污……你无法想象这些街道是多么令人作呕……众人横冲直撞，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
与今日厦门留给人们的印象截然不同，那时的厦门给外来参观者留下的最突出印象是“脏乱”。1896年《中国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提到厦门：“厦门城里面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尽管列为三等城市，與同级别的其他地方相比，厦门更肮脏。”
民初几年，厦门的市政和公共卫生情况依然没什么改善。到了1920年左右，厦门市区人口已达12万，但市区面积只有5000亩出头，除去泥沼外，实际面积仅4400多亩。地狭人稠加上缺乏管理，导致占道扩建成风，街道因之更加狭窄，在商业繁盛地段，有的路只有1米宽，一年到头不见天日，常年泥泞潮湿。城市环境如此不堪，滋生了大量蚊虫、老鼠，每年春夏间几乎都会发生瘟疫；到了秋冬季节，火灾又极易发生。在鼓浪屿已成为现代城区时，厦门旧城仿佛依然停留在中世纪。
直到1920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侨商出资，改造厦门】
1919年，鼓浪屿上的商界领袖林尔嘉在他的菽庄花园内建成了四十四桥，这座桥在落成之日即成为岛上的盛景。这一年，林尔嘉44岁，“四十四桥”即是因他44岁初度而得名，也是从这一年起，随着黄奕住等闽侨富商的归来，林尔嘉开始筹办一个旨在改造厦门的机构，组织开山填海、填池、填河和旧城改造。
1920年，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厦门市政会成立，由林尔嘉任会长，印尼归侨黄奕住任副会长，并聘请留英归来的黄竹友任工程课长；同时，成立市政局，负责执行施工，由当时的思明县县长（厦门建市以前为思明县）任委员长。这是中国第一个市政会，会所设在当时厦门总商会内。
厦门市政会的成立或许和林尔嘉、黄奕住的经历直接相关。1909年到1922年，林尔嘉连续十余年在鼓浪屿工部局担任唯一之华董，其间，既是工部局完善之前的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时期，也是大批归侨在鼓浪屿上建房盖屋的热潮期。在工部局制定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和《律例》中，关于沟渠、街道、环卫、水井、广告乃至养狗、养羊、放风筝等，都有着极为详细的规定。
毫无疑问，工部局这些市政管理的做法及成效对华界产生了触动，既然中国在努力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那么，完全由中国自己建设、管理的城市为什么不能一改旧貌呢？厦门与鼓浪屿仅仅隔着一条窄窄的鹭江，难道现代市政就不能以鼓浪屿为起点来到厦门吗？当林尔嘉在考虑这些时，他肯定想到了鼓浪屿工部局的市政管理方式，对此他已拥有足够的经验。
黄奕住在定居鼓浪屿前，也对印尼三宝垄市政委员会的运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机构成立于1906年，虽然其委员不是执法者，但他们非常精通市政建设，在他们的筹划下，荷兰的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来到了三宝垄，三宝垄的城市建设大为改观。
厦门市政会参照了鼓浪屿工部局和三宝垄市政委员会的经验，决定在厦门建设第一条马路。与今天的非政府组织不同，当时的厦门市政会发挥着城市建设决议机关的作用，执掌各种章程、规划的制定，工程的设计、审议和筹款，甚至可以说，它掌握着厦门市政建设规划的全部权力。
【市政建设，吸引移民】
1920年夏，在市民的好奇围观中，厦门的第一条马路——开元路的建设工程开始了。首先是实测路线，规划中的开元路以当时的提督路头为起点，沿提督街横过竹仔街，再抵达浮屿，全长0.7公里，路面宽9.1米，两旁设人行道各2.4米，路基和路面设计仿照英国麦加顿式。1924年，路旁骑楼大部竣工；1926年，混凝土路面铺设完成。
与鼓浪屿不同，当时厦门的正常秩序仍常受政局动荡的困扰，这使得多数闽侨在一开始时对投资旧城改造缺乏信心，资金缺乏拖累了开元路的修建速度。当开元路工程进展到一半时，厦门进入了海军控制时期，这一方面为厦门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秩序，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市政会、市政局被先后取消，市政建设改由地方官员管理主持。幸好，市政会的许多做法得到了沿袭。 开元路的建成直接促成了一场市政建设热潮。这条马路在完工后即成为市民最喜欢的地方，他们茶余饭后来到这里散步，使这条街道很快成为各种活动的中心。路旁的商铺因此加速升值，在利润的驱动下，大批侨资开始加入到旧城改造中来，市政建设与地产开发同步展开。
1920年时，市政会诸人曾忧心忡忡地估计，整个旧城改造需耗费超过1300万元，其中购买旧房的拆迁费用约为300万元，而市政工程款则在1000万以上。有了开元路这个各方受益、良性循环的样本后，侨商有赚无赔。在开元路之后，得益于充沛的资金，其它马路建设次第展开。在整个1920年代，厦禾路、中山路、思明南北路等现代公路一条条完成，编制出密集的道路网，现代厦门的城市框架拉开了。
城市交通事业随着路网的形成而发展起来。在开元路尚在建设之时，市政会就开始计划实现厦门市区与郊区、厦门岛与内地的水陆联运。1928年后，侨资创办的全禾汽车公司与黄奕住长子黄钦书投资创办的海通船务公司实现了水陆联运，使人们可以便利地往返于厦门岛内外。1929年后，闽南各地的汽车公司纷纷与全禾汽车公司签订联票联运协议，至此，凡是在内地有汽车站点的地方，人们都可以一票直达厦门，比以前更快捷、更简便。
这种交通的改善，一如闽侨曾在南洋各地见到的那样，在加快人员流动和商品流动的同时，也在迅速改变着厦门。以人口为例，自开埠以来的多数时间里，厦门人口都不曾超过10万，然而，从1927年起，人口开始猛增，是年为12.7万人；1930年增加到16.5万人；1935年增加到18.1万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经济移民”色彩，新来人口的籍贯包括全国多个省份。在十余万的厦门市民中，祖籍为厦门者仅有1/3略多，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使厦门融合着省内与省外、南方与北方，一种消除了地域区分、以更加包容的态度迎接一切的城市性格也随之诞生。
【建筑热潮，席卷厦门】
几乎是与市政建设同步，一场厦门从未有过有的建筑热潮也开始席卷这个城市。
1926年，在鼓浪屿升旗山上，一座名为“榕谷”的花园住宅拔地而起，当它还在建造时，其建造者、菲律宾闽侨李清泉就开始以家族公司的名义，在厦门展开大规模的地产投资、建设。1927年，李清泉及其叔父成立了“李岷兴公司”，一边在鼓浪屿上建造“李家庄”别墅，一边在厦门的中山路、中华路、大同路等地兴建数十幢商住两用楼。此外，李清泉还个人投资35万元，在中山路海口建造了11幢楼房。
李氏家族的影响力在菲律宾华侨中首屈一指，他们的大手笔投资开启了厦门地产热潮。一时间，海内外侨资蜂拥而至，高峰时，厦门的地产公司多达百家，其中规模较大者多为侨资开办。仅仅在1927—1932年间，厦门就新建了主次干道63条，再加上街巷，城市街道总数超过360条，新修街道两旁耸立起1.35万余栋新房。其中，在时人看来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如南普陀附近的华侨新村，拥有大量华丽洋房的新式住宅区也先后落成。现代公园也纷纷出现，如从1927年开始筹建的中山公园，耗资108.48万元，建成后被誉为“华南第一园”。
在李岷兴公司成立的同一年，黄奕住也成立了地产公司“黄聚德堂”，资本额为245万元，为当时厦门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以鼓浪屿上的日兴街为模本，黄奕住在厦门建起更多的骑楼建筑。根据1957年厦门房地产管理处的调查，黄奕住建房多达160余座，建筑面积为4.15万平方米，在这场建筑热潮中位居投资者首位。
李岷兴公司的投资规模仅次于黄聚德堂，但与多数地产公司不同，李清泉更注重基础性的建设。李清泉清末时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书院，亲见香港如何发展成国际性大商港，码头等基础性投资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从1927年起，李清泉仿照香港中区的做法，在厦门海边买下从今天的鹭江道到沙坡尾一带的大片土地，开始了填海造堤、修筑码头的工程。
按照李清泉的设想，码头建设只是一个开始，完工后还要在鹭江道建设百货大楼，把鹭江道的开发和厦门对岸的嵩屿的开发相结合，在嵩屿也建设码头，和厦门的码头构成港口群。后期还要建设造船厂、水泥厂、机械厂以及制糖、造纸、锯木、卷烟、罐头、豆油、酿酒等加工厂，并以漳厦路矿计划中的对闽南、闽西的农、矿开发作为支撑。
可惜，时局没有足够条件支撑他的设想。“闽变”之后，华侨投资厦门的信心顿失，地产热潮随之结束。此后，李清泉虽然勉力完成了填海筑堤工程，并建成了9个码头，但抗战也随之爆发，李清泉尚未来得及看到这些建设展现成效，厦门就已落入日军手中。
【公用事业，全面铺开】
从1866年起，厦门海关税务司的报告就一直在观察厦门各方面的进展。1931年，厦门海关税务司侯礼威在《海關十年报告（1922-1931）》中写到了厦门的建设热潮：“本地的健康与卫生条件有了很大进步，而横贯厦门城的污水系统也有了很大改善，街道拓宽工作迅速进展……尤其是在通往厦门码头的五条宽阔的马路两边，数百座旧房屋被拆除了，代之以现代化的、高质量的、用混凝土建造的楼房。”
这份报告还着重提到了厦门、鼓浪屿公用事业的发展：“高效率的厦门自来水厂于1926年竣工，厂内设有水闸、蓄水池、沙土滤水器、臭氧化设备、化学及细菌实验室。水闸高110呎、长400呎，它保证了蓄水池储蓄的水足以完成每天50万加仑的长期供水……厦门自来水厂经营的成功，促使该厂在1931年把供水范围扩大到鼓浪屿。”
在大批归侨定居时，鼓浪屿和厦门就已有了电灯。在厦门，本地绅商陈祖琛于1911年组建了厦门电灯公司，次年投产发电；在鼓浪屿，1913年，英国工程师皮利创建电厂，该厂创办资本为3.7万元，由柴油机带动120千瓦发电机，于当年8月正式供电。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该公司数次转手，1928年，在鼓华侨集股赎买了这家电灯公司。
但是，一直到厦门大规模展开旧城改造之前，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自来水仍是一片空白。因为鼓浪屿和厦门都是海岛，岛上无河流，人们只能凿井取水，但除了鼓浪屿有少数水井的质量还不错外，多数井水盐分重、硬度高，不仅难以入口，连用来洗涤都不合适。这让厦门和鼓浪屿只能依赖于人工的“船仔水”，即运水船从内地运来九龙江水。这些水价昂量少，且不免浑浊，不仅助长了瘟疫，而且在市区失火时，往往因为无水可用而酿成大灾。 1920年，厦门市政会成立后即开始筹划组建自来水公司。1921年6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了厦门自来水公司即将成立的消息：“厦门富绅林尔嘉与各绅商集合资本，筹办厦门自来水公司……”1922年，林尔嘉积劳成疾，辞去了一切职务到海外养病，厦门自来水公司的组建工作遂由黄奕住接任。
1924年，厦门自来水公司的全部工程在上海招商投标，当年便开始修建。1926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实现首次供水，不仅水质洁净，价格也低于“船仔水”。1927年，厦门自来水公司全面供水，不仅供应市区，也供应往来于厦门的各国商船。经过多国化验，水质堪称东亚最佳，厦门自来水公司也因此获得“远东第一水厂”之美誉。1929年，厦门自来水公司的供水范围开始向鼓浪屿延伸。1932年，鼓浪屿普及自来水。从有自来水供应的时间而言，厦、鼓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和欧美相当，美国在1907年时只有3%的城市供应自来水，到了1920年才上升到37%。
何止是自来水。20世纪20年代，厦、鼓之间还实现了首次电话通话。1907年，林尔嘉在厦门寮仔后创办厦门德律风公司，这是厦门第一家电话公司。随后，一家日商也在鼓浪屿创办了电话公司。但在当时，这两家电话公司不但规模小，也无法实现厦、鼓之间的通话。1919年，黄奕住定居鼓浪屿，在和林尔嘉共同组织市政会的同时，也开始和林尔嘉商议筹办一家更大的电话公司。
1921年，林尔嘉把德律风公司转让给黄奕住，随后，黄奕住又在鼓浪屿收购了日商的电话公司，厦、鼓之间的电话线路由此统一。1923年，黄奕住在鼓浪屿龙头路设厦门电话公司鼓浪屿接线站，并敷设厦、鼓之间的海底电话电缆，当年实现厦、鼓电话用户之间的首次通话。
厦门作为闽南的中心城市，与闽南各地的城镇有着频繁的商务等联系。待厦门电话公司经营稳定后，黄奕住又从1925年起派人到漳州、石码等地设立电话公司，从鼓浪屿架设电话线到嵩屿，实现厦门、鼓浪屿、漳州各地的线路连接。
到1933年，厦、鼓的电话用户已达2500户，电话普及率为2.1部/千人，位居全国前列。1937年，厦门电话公司计划把电话线路扩展到泉州，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已实施长途电话国有政策，这一设想未能达成。随后抗战爆发，厦门电话公司的设备落入日军之手。
【“新厦门”蔚然成型】
厦门沦陷前夕，黄奕住前往香港，后又避居上海，他没有看到后来的一切。1945年6月5日，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去世，临终训子孙：“‘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之言，信足垂训万世。余毕生谨守，弗敢违失。汝曹勉之。”那一刻，他肯定在回望平生，也会想到诸多未竟之事。像他一样的诸多闽侨，在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不安中走过了自己的一生。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新厦门”蔚然成型了。
这时的厦门迎来了更多的人，他们都对“新厦门”发出赞叹。1929年和1934年，华侨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两次游历厦门后写道：“厦门有许多近代式的高楼，建筑比较坚固，设备也比较适合卫生”，他还说到自来水事业如何改良了公共卫生，“过去十余年的厦门，疬疾常生，但近些年来，却减少了……饮水的改良，也是一个主因。”而在《新兴的厦门》一书中，作者茅乐楠更是高度评价：“從任何方面看来，现在厦门已披上了文明都市的外衣，以前被视为‘世界上最污秽的都市’的称呼，如今已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