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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會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 2010年12月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
——2009年9月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
——2007年10月在韩中文学论坛的演讲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愿意说话的孩子，尤其是喜欢说真话。给我们家里带来很多麻烦，母亲骂我：你再乱说话，找一根麻绳把你的嘴巴封起来。过了几十年后，当我开始写作，发表小说的时候，我使用的笔名叫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重的场合说出实话来。前不久在大陆参加过两三个关于文学讨论的會议，去的时候咬牙切齿地说，打死我也不说话。但是一旦开會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按捺不住地跳起来又要乱说话。本来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一说真话，大家都非常尴尬。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无疑不但对社會无益，对老百姓没有益，也會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正式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會，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我怎么成了小说家》2005年在香港公开大学的演讲
在这期间，我把周围几个村子里那几本书读完之后，就与书本脱离了关系。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相信，想象力是贫困生活和闭塞环境的产物，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可以获得知识，但很难获得想象力，尤其是难以获得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想象力。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与我的二十年用耳朵的阅读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自信，也是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2001年5月在悉尼大学的演讲
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會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會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200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制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有想到这项工作會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會部分改变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我是一个刚从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走出来的农民，用中国的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我开始文学创作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
——1999年在京都大学的演讲
我的文学始自饥饿。我开始文学梦想的时候，差不多像熏子那样大。那时我已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我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牛，因为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和牛说话，和天上的鸟说话，但是牛也不理我，鸟也不理我，我只好自言自语。当自言自语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做着我的白日梦。我梦到的多数是食物：雪白的馒头，香气扑鼻的烧鸡……但馒头不會从天上掉下来，烧鸡也不會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鸟粪。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被划成右派的学中文的大学生，他告诉我，济南一个作家每天三顿吃饺子。当时，我们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饺子。我想，要是每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那时我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
——《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1999年在日本的演讲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 2010年12月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
——2009年9月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做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
——2007年10月在韩中文学论坛的演讲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愿意说话的孩子，尤其是喜欢说真话。给我们家里带来很多麻烦，母亲骂我：你再乱说话，找一根麻绳把你的嘴巴封起来。过了几十年后，当我开始写作，发表小说的时候，我使用的笔名叫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重的场合说出实话来。前不久在大陆参加过两三个关于文学讨论的會议，去的时候咬牙切齿地说，打死我也不说话。但是一旦开會开到一半的时候，就按捺不住地跳起来又要乱说话。本来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一说真话，大家都非常尴尬。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无疑不但对社會无益，对老百姓没有益，也會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正式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會，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我怎么成了小说家》2005年在香港公开大学的演讲
在这期间，我把周围几个村子里那几本书读完之后，就与书本脱离了关系。我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相信，想象力是贫困生活和闭塞环境的产物，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可以获得知识，但很难获得想象力，尤其是难以获得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想象力。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与我的二十年用耳朵的阅读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写作，并且始终充满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自信，也是依赖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2001年5月在悉尼大学的演讲
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會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會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
——2000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制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有想到这项工作會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有想到我的作品會部分改变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我是一个刚从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走出来的农民，用中国的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我开始文学创作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
——1999年在京都大学的演讲
我的文学始自饥饿。我开始文学梦想的时候，差不多像熏子那样大。那时我已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我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牛，因为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和牛说话，和天上的鸟说话，但是牛也不理我，鸟也不理我，我只好自言自语。当自言自语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做着我的白日梦。我梦到的多数是食物：雪白的馒头，香气扑鼻的烧鸡……但馒头不會从天上掉下来，烧鸡也不會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鸟粪。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被划成右派的学中文的大学生，他告诉我，济南一个作家每天三顿吃饺子。当时，我们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饺子。我想，要是每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那时我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
——《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1999年在日本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