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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现代慈善事业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为有效的成就，但对华北地区慈善事业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针对天津的慈善研究更是不多。天津广仁堂存在了长达71年（1878-1949），是北方最大的综合慈善类机构。其成立推动近代慈善理念的更新，促进了天津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通过探究其主要资金来源，可以对了解近代天津社会的慈善机构有所裨益。
关键词：天津 慈善机构 善堂善会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天津广仁堂成立初期就设立了五处救济的重点是不同的救济机构，。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慈善团体，其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能够在乱世中继续经营下去，资金支持必不可少。根据现有资料，广仁堂日常的开销，除了在民间进行募捐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
（一）政府资助
天津的慈善事业较为发达，为了表示对慈善机构举办善举的支持，政府往往拨给一定的款项或以税捐的形式充作慈善经费，如货物捐、斗行捐、乐户捐、赛马捐等收入。慈善团体数目众多且种类庞杂，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并不多，广仁堂就是其中之一。“自本年起每年赏给南米三百石，于江苏海运漕粮项下，在津就近拔领，以广皇仁”。广仁堂成立之初，资金短缺、物品储备不足等情况时有出现，在李鸿章的带动监督下，广仁堂有了第一笔的政府拨款进账，并逐渐增加，先后获得了三洋关经费支持、宁河船捐“以二成五解广仁堂以备养济”以及天津府等府衙的支持。这也为广仁堂成为典型的具有强烈官督民办色彩的慈善机构奠定了基础。在经营并不景气的前期，政府的支持确实给予了广仁堂相当大的动力。
广仁堂虽名义上取得相当多的政府支持，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逐渐下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支持并没有完全到位，或者说支持逐渐萎缩，并不能维持长久。
（二）士绅的捐助
广仁堂是天津地区乃至全国都极少出现的庞大社会慈善团体，其所拥有的善产也是其他团体所不能比拟的。“浙绅严作霖、姚文悼等先后集捐购置恒产，计地产东乡一百零八顷，南乡八里台地方一百顷，纪家庄四五顷，北仓七八顷，共二百余顷”。从这一段关于广仁堂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名下所拥有的部分土地已经达到了三百余顷，“地产外尚有房产，计西南城角附近广开、广兴大街、日租界、闸口东门内共一千八百余间”，除土地外还有房产，除房产外仍有许多利用土地进行的再开发项目，同样是其他团体可望不可即的。因此，政府的资助于民国成立后便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三）放当生息、入股企业或置田、置屋收租
政府的资助、士绅的捐助固然是广仁堂日常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的逐步紧缩以及资源捐助的不确定性，广仁堂为了保障慈善机构资金的正常运转，还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资金的增收。
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当生息。“经费支用本款，则涸可立待，断难经久。此次除建筐开办外，如有余款，应交天津县衙门转发当铺，每月一分生计，以垂永久”，这是创立初期在章程中规定的，可以看出，广仁堂在设立初期，一旦要富余的资金，则会将余款通过县衙转发当铺放贷的方式，达到“钱生钱”的目的，以来实现经营资金的增长，从而保障广仁堂的日常运行。
其次是置地收租。广仁堂的地产相对于全国慈善团体而言，其规模是比较大的，这就给了广仁堂新的生资方式——收租。“光绪□年，以收养孤孀人数日多，经费短绌。查有候补知县宝山族遗塌河淀地亩九十顷零。前由堂内给钱—千二百两将苇地三十余顷归堂收租。此外尚有水田四五十顷，再找银六千两便可一并置买。光绪十年，运使额勒精额委员逐段勘丈。共计孙庄欢坨等处水旱地九十顷零四十三亩八分五厘五毫，详明由运署赋垫加价款内照数拨交，归堂收租，以充经费”。将团体所有的土地，或者是团体内人员享有但无法进行使用的土地进行租赁以获得地租，并借此维系团体的正常活动，甚至留有剩余，这是广仁堂资金来源中较为重要的部分。
再次是投资近代企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作为对外开放先驱的天津，这样的近代企业同样是数不胜数。广仁堂将剩余的资金投入到企業当中，通过占有企业的股份实现企业分红，以此达到增收的目的，“敝堂前入贵公司股份，计五万元，计—千股，领有优先股票息单十套，自一千九百七十八号至—千九百八十七号，历年领到息洋在案。”这个也是广仁堂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资金来源。
最后是依靠自己生产来进行资金整合。广仁堂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活动，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收益。例如女工厂等，这些工厂大部分是在广仁堂富余土地的基础上进行加盖的，除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外，也为团体内的适龄劳动力寻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的出路，值得其他团体的借鉴学习。
天津处于直隶区域，近代灾荒频发，大量难民流入。且受近代西学东渐的风气影响，西方慈善思想传入，使广仁堂能开风气之先。其与当时政府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官方的大力支持，广仁堂才能够维持七十余年不坠，成为京津乃至华北地区有名的慈善机构，也为天津地区大量社会救助机构的创建提供了较好发展条件。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民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 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郭凤岐、陆行素主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关键词：天津 慈善机构 善堂善会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天津广仁堂成立初期就设立了五处救济的重点是不同的救济机构，。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慈善团体，其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能够在乱世中继续经营下去，资金支持必不可少。根据现有资料，广仁堂日常的开销，除了在民间进行募捐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
（一）政府资助
天津的慈善事业较为发达，为了表示对慈善机构举办善举的支持，政府往往拨给一定的款项或以税捐的形式充作慈善经费，如货物捐、斗行捐、乐户捐、赛马捐等收入。慈善团体数目众多且种类庞杂，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并不多，广仁堂就是其中之一。“自本年起每年赏给南米三百石，于江苏海运漕粮项下，在津就近拔领，以广皇仁”。广仁堂成立之初，资金短缺、物品储备不足等情况时有出现，在李鸿章的带动监督下，广仁堂有了第一笔的政府拨款进账，并逐渐增加，先后获得了三洋关经费支持、宁河船捐“以二成五解广仁堂以备养济”以及天津府等府衙的支持。这也为广仁堂成为典型的具有强烈官督民办色彩的慈善机构奠定了基础。在经营并不景气的前期，政府的支持确实给予了广仁堂相当大的动力。
广仁堂虽名义上取得相当多的政府支持，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逐渐下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支持并没有完全到位，或者说支持逐渐萎缩，并不能维持长久。
（二）士绅的捐助
广仁堂是天津地区乃至全国都极少出现的庞大社会慈善团体，其所拥有的善产也是其他团体所不能比拟的。“浙绅严作霖、姚文悼等先后集捐购置恒产，计地产东乡一百零八顷，南乡八里台地方一百顷，纪家庄四五顷，北仓七八顷，共二百余顷”。从这一段关于广仁堂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名下所拥有的部分土地已经达到了三百余顷，“地产外尚有房产，计西南城角附近广开、广兴大街、日租界、闸口东门内共一千八百余间”，除土地外还有房产，除房产外仍有许多利用土地进行的再开发项目，同样是其他团体可望不可即的。因此，政府的资助于民国成立后便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三）放当生息、入股企业或置田、置屋收租
政府的资助、士绅的捐助固然是广仁堂日常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的逐步紧缩以及资源捐助的不确定性，广仁堂为了保障慈善机构资金的正常运转，还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资金的增收。
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当生息。“经费支用本款，则涸可立待，断难经久。此次除建筐开办外，如有余款，应交天津县衙门转发当铺，每月一分生计，以垂永久”，这是创立初期在章程中规定的，可以看出，广仁堂在设立初期，一旦要富余的资金，则会将余款通过县衙转发当铺放贷的方式，达到“钱生钱”的目的，以来实现经营资金的增长，从而保障广仁堂的日常运行。
其次是置地收租。广仁堂的地产相对于全国慈善团体而言，其规模是比较大的，这就给了广仁堂新的生资方式——收租。“光绪□年，以收养孤孀人数日多，经费短绌。查有候补知县宝山族遗塌河淀地亩九十顷零。前由堂内给钱—千二百两将苇地三十余顷归堂收租。此外尚有水田四五十顷，再找银六千两便可一并置买。光绪十年，运使额勒精额委员逐段勘丈。共计孙庄欢坨等处水旱地九十顷零四十三亩八分五厘五毫，详明由运署赋垫加价款内照数拨交，归堂收租，以充经费”。将团体所有的土地，或者是团体内人员享有但无法进行使用的土地进行租赁以获得地租，并借此维系团体的正常活动，甚至留有剩余，这是广仁堂资金来源中较为重要的部分。
再次是投资近代企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作为对外开放先驱的天津，这样的近代企业同样是数不胜数。广仁堂将剩余的资金投入到企業当中，通过占有企业的股份实现企业分红，以此达到增收的目的，“敝堂前入贵公司股份，计五万元，计—千股，领有优先股票息单十套，自一千九百七十八号至—千九百八十七号，历年领到息洋在案。”这个也是广仁堂发展过程中比较关键的资金来源。
最后是依靠自己生产来进行资金整合。广仁堂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活动，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收益。例如女工厂等，这些工厂大部分是在广仁堂富余土地的基础上进行加盖的，除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外，也为团体内的适龄劳动力寻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的出路，值得其他团体的借鉴学习。
天津处于直隶区域，近代灾荒频发，大量难民流入。且受近代西学东渐的风气影响，西方慈善思想传入，使广仁堂能开风气之先。其与当时政府也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也正是官方的大力支持，广仁堂才能够维持七十余年不坠，成为京津乃至华北地区有名的慈善机构，也为天津地区大量社会救助机构的创建提供了较好发展条件。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民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2] 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郭凤岐、陆行素主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