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刚上高一。因为上学早，我比周围的同学都小。我穿着印有史努比的娃娃衫、七分裤，就跑去报到了。在教室门前，被一个穿白衬衫的大男生拦住：“喂，小朋友，你找人?”小朋友?我愣了愣，确定他是对我说话，然后摇摇头：“我来报到。”我故意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以显示我的身份。
　　“白衬衫”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惊奇，我知道那惊奇来自何处，他看我太小了呗。果然，他问：“你多大了?”我反问：“你管这个干什么?”“白衬衫”微笑地说：“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
　　果然，人不可貌相。他看我像小朋友，我看他也不像老师。纯白衬衫、浅蓝色牛仔裤、运动鞋，整个人站在讲台上，显得过分瘦削。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被在座的女生打趣。“白衬衫”就欠欠身子，把脸别过去，还是藏不住他发红的脸颊。他站在那里，像一株委屈的竹子。
　　他叫俞可，教我们几何，平时总是带着三角尺和圆规，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是刚毕业的大男孩，他腼腆，羞涩，书生气，经常被班上的捣蛋鬼气得手足无措，或是被那些开朗、成熟的女生打趣得无言以对，但是他对教书是很上心的。
　　那时的我，是懵懂的小屁孩，因为年纪小，女生们不带我玩。我只好自娱自乐，从城东区的老图书馆借来很多闲书，慢慢看着，时不时写些酸文假醋的小文，按着杂志地址投过去。希望被慧眼识珠的编辑发现，把我的文章变成铅字。
　　一次几何课，因为惦记着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我就把书放在几何课本旁边，看几眼三毛，再瞟一眼黑板。正看到精彩的地方，俞可走下来了。他就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撒哈拉的故事》上。糟了，八成要把我的书没收了。俞可只是用手指点点那本书，用一种很随意的口气说：“注意了，刚才你桌上落了一只虫子。”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心中还是很感谢他的。不想，放学的时候，他把我留下来了。“你喜欢看书?”他问，还没等我回答，他自己又说：“把这个爱好坚持下去吧。”他说这话的口吻，完全不像一个老师，更像一个长我几岁的哥哥。
　　我带着点惭愧的口气告诉他，我在偷偷写文章，然后给杂志社寄去。我以为他会笑话我，他只是静静听了我的话，然后讲起了自己的理想。他喜欢建筑，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但是出生在农村的他，因经济条件所限，只能读师范院校。他选择了数学，借着三角尺和圆规画出简单几何图形，并在心里把它们升腾为建筑图形。
　　怪不得呢，他的图画得又好又快，在粉笔线条背后，藏着他的理想。我壮起胆子问：那你想过去实现这个理想吗?他很坚定地说：“当然，即使现在没有条件，有朝一日，也要实现的。”我又问：“怎样才能实现呢。”“挣钱，去读建筑学的研究生。”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说出来了，“去东南大学，那里的建筑系很有名的。”
　　东南大学，我重复着这四个字，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学校在哪里。俞可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继续说：“在南京，那个有很多梧桐树的城市。”
　　听到这句话，我俯下身，从地上拾起一片树叶。正是一枚梧桐树叶，初秋，梧桐树叶已经转黄，形状如小小的手掌，上面清晰的叶脉如手掌上的纹线。“喏，你看，这就是梧桐树叶吧。”我把这枚叶子递给他：“若干年后，我们在东南大学相见吧，到时请赠我这枚梧桐树叶，而我，也会赠你我发表的文章。”俞可笑了，他的笑是那么孩子气。他点点头，说：“好的，我们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吧。”
　　以后的日子，仍是呼啦啦如风吹一般往前走。但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小孩儿了，我心中，有了自己的目标，发表很多很多文章。转眼间，我就升高二了，但是俞可不再教我们班了。有人说，他带班的成绩不好，领导安排他只教高一新生。我的心中，有小小的难过：他的几何图画得那么好，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建筑师，而不是一名普通的高中老师。
　　再见俞可，就是在校园里匆匆打个招呼，他仍旧随身带着三角尺和圆规。他给我一个清朗的笑，孩子气的笑，但也只是一个笑容，没有多余的话。很快，我的高中岁月就过去了，我上了大学，真的开始了写字生涯。陆陆续续写了十几万字，发在不同的杂志上。
　　今年五一，我去了南京，在东南大学校门口的书报亭，买到了最新一期刊有我文章的杂志。我漫步校园，百年历史的东南大学，植有很多很多的梧桐树，枝叶把天空都遮掩成了翠绿色。来来往往的学生，在我身边走过。我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我在等待一个人，走上前，赠我一枚梧桐树叶，一枚来自2002年秋天的梧桐树叶。然后，我也会双手捧上我的文章，对他说：你瞧，我并没有失约。
　　过往的学生啊，你们可曾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浅色牛仔裤的建筑系的大男生，如若见到，请告诉他，有一个女孩在此等候。她穿过了十年的历历光阴，来到了这里，为了完成那个秋天他们的约定，关于理想和坚持的约定。
　　编辑　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