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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治安状况就是公共安全状况，由此所构建出来的公众安全感和公共安全状况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如果一个城市社会治安越有序，那么公众的安全感就越强，但我国目前社会治安秩序还是停留于依靠警力而非法律来维护的阶段。从上海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国际与国内因素交互作用，上海已经处于国际经验中的“社会问题凸显期”，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同时并存，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牵制，这些都给城市的公共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成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要确保公众安全感的持续提升，除了继续落实具体措施之外，还需要从观念层面强化一些思想认识，包括协力打通信息沟通渠道、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做精做强网络安全保障职能。
关键词：公众安全感；风险沟通；公信力；网络安全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2.011
实有人口超过2400万、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上海已经处于国际经验中的“社会问题凸显期”，城市公共安全随之进入高风险阶段。第三方调查机构零点公司最新出炉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公众安全感达到83.91。当下关注上海的城市安全，除了这些与公众安全感有关的或是直接代表公众安全感的数字，还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思考——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的新常态，如何实现公众安全感的持续提升，以为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城市的安全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一、全面理解公众安全感的内涵
1988年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主持的“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中把公众安全感定义为：“公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民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保护程度的综合的心态反应。”这一定义揭示出了公众安全感的三层内涵：第一，公众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既然具有主观性，那就可能得出因人而异的结论。第二，公众安全感的客观来源是社会治安状况，是源于客观的主观感受。既然是客观的状况，就意味着一旦公民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遭受到了直接或是间接不法侵害，则势必产生消极的评价。第三，这种主观源于客观的感受具有时间性，即公众安全感是具体的，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有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分。
这一定义只是对于社会治安状况有序或是无序的评价，属于狭义的公众安全感，也是本文考量上海社会公众安全感的基本视角。狭义的公众安全感是与公众的社会生活密切度最高的一种公共安全感，从这层意义而言，公众安全感又可称为公共安全感。社会治安状况就是公共安全状况，由此所构建出来的公众安全感和公共安全状况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如果一个城市社会治安越有序，那么公众的安全感就越强，这种安全感就是一种公共安全感，反之则弱。所以，公共安全感就成为一个城市社会公众人身与财产安全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由这一定义还可见，公众安全感作为人的主观意识范畴，它的形成是多个直接或间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本人遭受过不法刑事犯罪侵害或亲眼目睹过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这是最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二是由于亲属、邻里、同事、朋友等亲近或熟悉的人员遭受过不法侵害，也会感受到不安全，因为安全感是一种可传染、易受舆论影响的感性认识。三是由于一些媒介过分加大了对犯罪及打击犯罪细节的宣传，导致社会负面情绪的聚集而感到不安全。四是公安机关整体破案率不高使得公众感到不安全。案件虽然发了，但倘若破得了，公众安全感就能得到弥补或重新修复；倘若案件发了且又破不了，随着数量的增多，公众就会丧失安全感。五是基层警力相对不足，公众见警率不高，也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安全缺乏保障的感觉。从这层意义来看，也说明我国目前社会治安秩序还是停留于依靠警力而非法律来维护的阶段。另外，据跟踪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数量过多、流动性过大等也一直是公众感觉不安全的因素之一。
二、当下上海城市发展中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两大因素分析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国发2014第51号文件《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新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截至2014年末，我国6座超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作为其中之一，从上海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国际与国内因素交互作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同时并存，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牵制，这些都给城市的公共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成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上海城市的诸多特点客观上给上海的公共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上海无疑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地位重要、城市规模大、人员流动复杂、开放性强等都是其显著特征，城市发展具有极大优势性，但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公共安全的严峻挑战。如开放性在为上海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安全隐患越来越多，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国际国内恐怖袭击事件的多发极大降低了上海公众的安全感。巨大的城市规模带来的也必是高度密集的人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汇聚，这就使得城市的安全问题形成一个立体化的网络空间，从天上到地下，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从传统到非传统，新的风险源不断出现。同时，上海的重要地位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破坏的目标，任何一个“捕风捉影”般的信息都可能引发社会公众极大的恐慌，并容易被扩大化为社会危机。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衡量指标的不稳定性变化也使得公众的安全感难以持续保证。社会治安作为一个城市公共安全的首要方面，是整个城市得以有序运行和市民安定生活的重要保障，也一直是上海在城市管理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公布了一份全球城市安全指数报告，该报告中列出了全球最安全的50大城市。其中，上海位列中国内地第一，全球第30名。这一方面说明上海的社会安全具有相当的保障，但还是需要从社会治安状况衡量指标来全面考量社会安全状况。 社会治安状况是对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矛盾与因素的统称，多以犯罪、一般违法、不安定因素、安全隐患等为主要表现形式，构成一个综合指标。社会治安的状况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是最直观、最敏感和最现实的，下文仅分析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和每万人治安案件发案率。
每万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是指每年度刑事（治安）案件立案数量与年末常住人口的万分比，前者是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衡量地区社会治安状况的指标，数值越小说明该地区的治安越好，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治安越不好。图1和图2分别是上海相应年份的数据。
从图1可见，上海市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在2006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出现下降趋势，2010年达到最低值，到2014年又有小幅回升，这些总体表明上海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是好转的、可控的。从图2可见，上海市每万人治安案件发案率从2000年之后逐年上升，2006年達到较高值，同样在2010年出现最低值，但在2014年出现了采集数据年份的最高值。这两组数据的共同之处在于，2006年左右都是高峰期，2010年则是明显的低峰期，这显然是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对于社会治安秩序的严格管控紧密相关。几年来，刑事案件发案率虽然偏低，但刑事案件，特别是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一经媒体、社区、人际等方式传播之后，对公众安全感的负面影响则会持续很久；而治安案件虽然社会危害程度较轻，但由于案发率较高，而且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都是与社会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由此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也最为直接。所以总体而言，上海社会治安状况衡量指标的忽高忽低也说明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因素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具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是上海城市发展至今而形成的客观特点，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对现实生活中社会治安状况的切实感受，这是思考当下上海城市发展中影响公众安全感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
三、当前形势下提升公众安全感的理论思考
对于公众安全感的提升，目前上海并不缺乏具体措施，如整治非法客运、整治“群租”行为、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加强“城中村”社会管理等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并且在上海城市社会安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对于今后的持续发展而言，理论的思考显然更为关键。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所在地。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如城市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预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将当下的后工业社会比喻为“文明的火山”，认为后工业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由于风险而导致的突发事件在城市尤为突出，之后，风险与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成为城市公共安全所面对的全新挑战。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早在2004年就提出，城市的规模越庞大，功能越复杂，公共安全方面潜在的危机也就越明显。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林尚立教授也曾经从集聚与分化的角度，研究分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现代城市的产生是一个集聚的结果，而城市的发展则是分化的体现这些分化在不断产生新的发展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这些对于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城市而言必是未来发展的特点所在，也是今后上海提升公众安全感所必然面临的基本社会状况。要确保公众安全感的持续提升，除了继续落实具体措施之外，还需要从观念层面强化一些思想认识。
（一）要协力打通信息沟通渠道，在最大程度上促使公众对风险的主观判断与风险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之间达到信息对等
任何不安全因素都是一种风险因子。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事件的反应行为方式以其对事件的认知及相应的态度为前提，对风险事件的反应亦是如此.因此，要增进公众的安全感就不能忽视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程度。
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这就意味着，社会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往往不是基于风险事件本身，而是基于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知，公众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主观猜测和不正确判断往往比客观的风险事件本身更易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以小区的入室盗窃案件发案为例。此类案件的高发意味着居住在小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有可能遭受财产损失，必定影响小区居民对公共环境安全感的评价，人们期望了解案件如何发生，又该如何防范，当这些期望得不到满足时，除了自身产生紧张恐慌的情绪之外，谣言还会随之而起，由此就加深了公众不安全感。可见，往往是由于无知、不知、未知而导致公众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增加。倘若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能了解得越全面，就越能客观地看待该事件的结果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事件的反应也会更加理性和适当。来自公安等执法权威部门的风险沟通就是这样一种保证公众全面客观获取风险事件信息的有效手段。面对风险的有效信息沟通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发布国家或公安机关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措施和法规等，由此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级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对于社会治安治理方面的信息对等，进而减少公众风险认知偏差、克服无谓恐慌情绪，并产生理性的行为反应。
（二）要全面认识公安机关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以提升公信力为基础保障公众安全感的持续获得
公众安全感的提升除了需要满足面对风险的有效信息沟通之外，还取决于公众对这些公开信息的信任程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影响力。如果公众对于公安机关在沟通中所公开的信息没有信任度，那么，公开的信息再多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涉及的就是公安机关公信力的问题，公信力是公众安全感能否持续获得的关键。
笔者曾撰文指出，公安机关公信力就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履行执法职权活动，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信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公众基于信任而赋予公安机关各职能部门治理社会治安秩序等公共事务的权力，从而产生相应的公安职能行为，这些行为体现的就是警方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并稳定化，公众就能从公安机关的警务行为中获得公共秩序与生命财产保障的安全感，这就是与信任感或公信力相伴随的公共安全感。而且，公安机关公信力与公众安全感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因为公安机关具备公信力，所以公众能从警方的行为中获取安全感；也因为公众能获得安全感，所以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将持续提升。反之，如果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履行职权的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认知偏差的话，则完全可能由此丧失安全感，究其本质，实为一种心理的不安全感。因此，要培育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要求公安机关重视公信力意识培养，全面认识公安机关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要自身过硬，更要让社会公众能感受到执法管理工作的公正，通过依法履行社会公众赋予的对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等进行管理的权力，满足公众对公共秩序与生命财产安全的持续获得感。
（三）要充分做精做强网络安全保障职能，通过正确处理网络信息与公众安全感的关系来保障公众安全
在当今网络媒体无限发达的时代，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很难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要实现现实社会中公安机关公信力与社会公众安全感之间的正向关系，更需要借由网络发力，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互动性强、共享度高、传播成本低等诸多优点，为公众安全感的提升提供新的最便捷的平台。
正如贝克所认为的那样，“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从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在传统社会，由于人际交往的单一、信息数量的有限等诸多因素，传统纸质媒体在发布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一起风险事件如何宣传、如何发布口径等完全可以控制，如此这般反而可能对社会公众提升安全感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作用。然而，在现代互联网盛行的时代，网络媒体对于一般公众的风险感知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由于消息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使得人们真假难辨，导致对风险事件的严重化和扩大化猜疑，也可能由于信息查询的便捷而增加对风险事件的鉴别力和判断力，最终减少恐慌情绪。换而言之，在新媒体领域，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而是网民往往第一时间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其数量之大、构成之复杂势必深刻影响舆论环境的生成，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甚至会产生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并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影响公众的判断与认知，由此使得公众的不安全感由网络发酵升温转而影响现实社会。因此，需要通过做精做强网络安全保障职能，建立这一新媒体的权威的公共安全信息发布平台，抢占先机，唯有如此，方能破坏网络虚拟社会不安全土壤得以成熟的条件，最终为公众安全感的形成提供可靠的社会环境。
责任编辑：张炜
关键词：公众安全感；风险沟通；公信力；网络安全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2.011
实有人口超过2400万、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上海已经处于国际经验中的“社会问题凸显期”，城市公共安全随之进入高风险阶段。第三方调查机构零点公司最新出炉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公众安全感达到83.91。当下关注上海的城市安全，除了这些与公众安全感有关的或是直接代表公众安全感的数字，还需要有更多的理论思考——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的新常态，如何实现公众安全感的持续提升，以为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城市的安全运行提供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一、全面理解公众安全感的内涵
1988年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主持的“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中把公众安全感定义为：“公民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民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和保护程度的综合的心态反应。”这一定义揭示出了公众安全感的三层内涵：第一，公众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既然具有主观性，那就可能得出因人而异的结论。第二，公众安全感的客观来源是社会治安状况，是源于客观的主观感受。既然是客观的状况，就意味着一旦公民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遭受到了直接或是间接不法侵害，则势必产生消极的评价。第三，这种主观源于客观的感受具有时间性，即公众安全感是具体的，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形式，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有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分。
这一定义只是对于社会治安状况有序或是无序的评价，属于狭义的公众安全感，也是本文考量上海社会公众安全感的基本视角。狭义的公众安全感是与公众的社会生活密切度最高的一种公共安全感，从这层意义而言，公众安全感又可称为公共安全感。社会治安状况就是公共安全状况，由此所构建出来的公众安全感和公共安全状况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如果一个城市社会治安越有序，那么公众的安全感就越强，这种安全感就是一种公共安全感，反之则弱。所以，公共安全感就成为一个城市社会公众人身与财产安全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由这一定义还可见，公众安全感作为人的主观意识范畴，它的形成是多个直接或间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本人遭受过不法刑事犯罪侵害或亲眼目睹过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这是最强烈的不安全感的来源。二是由于亲属、邻里、同事、朋友等亲近或熟悉的人员遭受过不法侵害，也会感受到不安全，因为安全感是一种可传染、易受舆论影响的感性认识。三是由于一些媒介过分加大了对犯罪及打击犯罪细节的宣传，导致社会负面情绪的聚集而感到不安全。四是公安机关整体破案率不高使得公众感到不安全。案件虽然发了，但倘若破得了，公众安全感就能得到弥补或重新修复；倘若案件发了且又破不了，随着数量的增多，公众就会丧失安全感。五是基层警力相对不足，公众见警率不高，也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安全缺乏保障的感觉。从这层意义来看，也说明我国目前社会治安秩序还是停留于依靠警力而非法律来维护的阶段。另外，据跟踪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数量过多、流动性过大等也一直是公众感觉不安全的因素之一。
二、当下上海城市发展中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两大因素分析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国发2014第51号文件《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新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截至2014年末，我国6座超大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作为其中之一，从上海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国际与国内因素交互作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同时并存，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牵制，这些都给城市的公共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成为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上海城市的诸多特点客观上给上海的公共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上海无疑是我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地位重要、城市规模大、人员流动复杂、开放性强等都是其显著特征，城市发展具有极大优势性，但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公共安全的严峻挑战。如开放性在为上海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安全隐患越来越多，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国际国内恐怖袭击事件的多发极大降低了上海公众的安全感。巨大的城市规模带来的也必是高度密集的人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汇聚，这就使得城市的安全问题形成一个立体化的网络空间，从天上到地下，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从传统到非传统，新的风险源不断出现。同时，上海的重要地位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破坏的目标，任何一个“捕风捉影”般的信息都可能引发社会公众极大的恐慌，并容易被扩大化为社会危机。
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衡量指标的不稳定性变化也使得公众的安全感难以持续保证。社会治安作为一个城市公共安全的首要方面，是整个城市得以有序运行和市民安定生活的重要保障，也一直是上海在城市管理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公布了一份全球城市安全指数报告，该报告中列出了全球最安全的50大城市。其中，上海位列中国内地第一，全球第30名。这一方面说明上海的社会安全具有相当的保障，但还是需要从社会治安状况衡量指标来全面考量社会安全状况。 社会治安状况是对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矛盾与因素的统称，多以犯罪、一般违法、不安定因素、安全隐患等为主要表现形式，构成一个综合指标。社会治安的状况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是最直观、最敏感和最现实的，下文仅分析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和每万人治安案件发案率。
每万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是指每年度刑事（治安）案件立案数量与年末常住人口的万分比，前者是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衡量地区社会治安状况的指标，数值越小说明该地区的治安越好，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治安越不好。图1和图2分别是上海相应年份的数据。
从图1可见，上海市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在2006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出现下降趋势，2010年达到最低值，到2014年又有小幅回升，这些总体表明上海城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是好转的、可控的。从图2可见，上海市每万人治安案件发案率从2000年之后逐年上升，2006年達到较高值，同样在2010年出现最低值，但在2014年出现了采集数据年份的最高值。这两组数据的共同之处在于，2006年左右都是高峰期，2010年则是明显的低峰期，这显然是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对于社会治安秩序的严格管控紧密相关。几年来，刑事案件发案率虽然偏低，但刑事案件，特别是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一经媒体、社区、人际等方式传播之后，对公众安全感的负面影响则会持续很久；而治安案件虽然社会危害程度较轻，但由于案发率较高，而且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都是与社会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由此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也最为直接。所以总体而言，上海社会治安状况衡量指标的忽高忽低也说明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因素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具有不确定性。
一方面是上海城市发展至今而形成的客观特点，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对现实生活中社会治安状况的切实感受，这是思考当下上海城市发展中影响公众安全感不可忽视的两大因素。
三、当前形势下提升公众安全感的理论思考
对于公众安全感的提升，目前上海并不缺乏具体措施，如整治非法客运、整治“群租”行为、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加强“城中村”社会管理等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并且在上海城市社会安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对于今后的持续发展而言，理论的思考显然更为关键。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所在地。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如城市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预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将当下的后工业社会比喻为“文明的火山”，认为后工业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由于风险而导致的突发事件在城市尤为突出，之后，风险与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并成为城市公共安全所面对的全新挑战。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早在2004年就提出，城市的规模越庞大，功能越复杂，公共安全方面潜在的危机也就越明显。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林尚立教授也曾经从集聚与分化的角度，研究分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现代城市的产生是一个集聚的结果，而城市的发展则是分化的体现这些分化在不断产生新的发展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这些对于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城市而言必是未来发展的特点所在，也是今后上海提升公众安全感所必然面临的基本社会状况。要确保公众安全感的持续提升，除了继续落实具体措施之外，还需要从观念层面强化一些思想认识。
（一）要协力打通信息沟通渠道，在最大程度上促使公众对风险的主观判断与风险发生的客观可能性之间达到信息对等
任何不安全因素都是一种风险因子。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事件的反应行为方式以其对事件的认知及相应的态度为前提，对风险事件的反应亦是如此.因此，要增进公众的安全感就不能忽视公众对风险的认知程度。
贝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这就意味着，社会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往往不是基于风险事件本身，而是基于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知，公众对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主观猜测和不正确判断往往比客观的风险事件本身更易产生不利的影响和后果。以小区的入室盗窃案件发案为例。此类案件的高发意味着居住在小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有可能遭受财产损失，必定影响小区居民对公共环境安全感的评价，人们期望了解案件如何发生，又该如何防范，当这些期望得不到满足时，除了自身产生紧张恐慌的情绪之外，谣言还会随之而起，由此就加深了公众不安全感。可见，往往是由于无知、不知、未知而导致公众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增加。倘若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能了解得越全面，就越能客观地看待该事件的结果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事件的反应也会更加理性和适当。来自公安等执法权威部门的风险沟通就是这样一种保证公众全面客观获取风险事件信息的有效手段。面对风险的有效信息沟通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发布国家或公安机关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措施和法规等，由此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各级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对于社会治安治理方面的信息对等，进而减少公众风险认知偏差、克服无谓恐慌情绪，并产生理性的行为反应。
（二）要全面认识公安机关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以提升公信力为基础保障公众安全感的持续获得
公众安全感的提升除了需要满足面对风险的有效信息沟通之外，还取决于公众对这些公开信息的信任程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影响力。如果公众对于公安机关在沟通中所公开的信息没有信任度，那么，公开的信息再多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涉及的就是公安机关公信力的问题，公信力是公众安全感能否持续获得的关键。
笔者曾撰文指出，公安机关公信力就是指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履行执法职权活动，依据于自身的信用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信任程度。信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公众基于信任而赋予公安机关各职能部门治理社会治安秩序等公共事务的权力，从而产生相应的公安职能行为，这些行为体现的就是警方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并稳定化，公众就能从公安机关的警务行为中获得公共秩序与生命财产保障的安全感，这就是与信任感或公信力相伴随的公共安全感。而且，公安机关公信力与公众安全感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因为公安机关具备公信力，所以公众能从警方的行为中获取安全感；也因为公众能获得安全感，所以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将持续提升。反之，如果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履行职权的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认知偏差的话，则完全可能由此丧失安全感，究其本质，实为一种心理的不安全感。因此，要培育公安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要求公安机关重视公信力意识培养，全面认识公安机关公信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要自身过硬，更要让社会公众能感受到执法管理工作的公正，通过依法履行社会公众赋予的对社会安全和公共秩序等进行管理的权力，满足公众对公共秩序与生命财产安全的持续获得感。
（三）要充分做精做强网络安全保障职能，通过正确处理网络信息与公众安全感的关系来保障公众安全
在当今网络媒体无限发达的时代，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很难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要实现现实社会中公安机关公信力与社会公众安全感之间的正向关系，更需要借由网络发力，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互动性强、共享度高、传播成本低等诸多优点，为公众安全感的提升提供新的最便捷的平台。
正如贝克所认为的那样，“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从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在传统社会，由于人际交往的单一、信息数量的有限等诸多因素，传统纸质媒体在发布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一起风险事件如何宣传、如何发布口径等完全可以控制，如此这般反而可能对社会公众提升安全感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作用。然而，在现代互联网盛行的时代，网络媒体对于一般公众的风险感知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由于消息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使得人们真假难辨，导致对风险事件的严重化和扩大化猜疑，也可能由于信息查询的便捷而增加对风险事件的鉴别力和判断力，最终减少恐慌情绪。换而言之，在新媒体领域，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而是网民往往第一时间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其数量之大、构成之复杂势必深刻影响舆论环境的生成，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甚至会产生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并以极其迅猛的速度影响公众的判断与认知，由此使得公众的不安全感由网络发酵升温转而影响现实社会。因此，需要通过做精做强网络安全保障职能，建立这一新媒体的权威的公共安全信息发布平台，抢占先机，唯有如此，方能破坏网络虚拟社会不安全土壤得以成熟的条件，最终为公众安全感的形成提供可靠的社会环境。
责任编辑：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