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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建国以来，以宗族关系、村规民约为基础的传统公共空间不断弱化，以国家行政力量为基础的正式公共空间迅速崛起和强化。改革开放后，国家行政力量的抽离与市场经济不断侵蚀，正式公共空间开始收缩，“富人治村”和“讲闲话的小店”将共同体推向原子化、分散化的局面。随着高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时代的到来，村庄正式公共空间遭到严重破坏，村庄秩序分崩离析，基于和谐促进会的治理性公共空间应时而生，有效地修复了空间中的社会关联，对村庄公共空间的重塑和村庄秩序的重构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和谐促进会；传统公共空间；正式公共空间；治理性公共空间
一、问题提出与田野概况
公共空间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有重要的意义。公共空间因其特有的性质，为社会中有差异的个体提供了一个能够自由交流、各抒己见、有利于相互融合的平台，可以凭借特定的空间将社会关联和人际交往结构固定下来，产生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社会关系。公共空间也被译为公众领域或公共领域，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并且能够包容和促进人们在其中聚集与交往的公共性质的平台。
哈贝马斯受到阿伦特的影响，在继承和批判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将这种理论发扬光大。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的规范和合理性是通过自由辩论和理性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与传统习俗、政治强权没有多大关系，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和社会规则。该理论主要强调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民众对拥有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哈贝马斯没有明确提出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但学者们在对其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发现，公共空间是其公共领域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继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借助公共领域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他们从中国社会内部着眼，来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解释模式。萧邦齐、罗威廉、玛丽·兰金、戴维·斯朗特等学者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城市中存在很多类似于公共领域的现象，如“公用事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中间领域、“非国家活动”等领域。黄宗智在深入剖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后，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可以运用于中国实际中的。基于此，他用该概念分析了清代、民国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展开的，而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农村的公共空间上。朱静辉认为，村庄公共空间满足了村民公共交往和民间互助的需求，以及在熟悉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中来寻求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的需求，它是维系乡村社会的整合和秩序的基础。韩鹏云发现，随着现代性向乡村的延伸和市场经济的渗透，公共空间正面临急剧萎缩，而农民个体意义领域也正在发生重大转型。杜姣基于村庄协会的考察发现，协会将村庄中的老年人聚集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之内，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空间上的保护机制。
关于农村公共空间的分类，因其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李小云、孙丽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五大类型，即生活型公共空间、休闲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项目型公共空间和村民自发组织进行活动而产生的公共空间。曹海林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不同，将公共空间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公共空间，它的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的行政力量；另一种是非正式公共空间，它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王玲以川北呈村为个案对象，尝试性地将村庄公共空间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神异性公共空间、日常性公共空间、政治性公共空间。
上述学者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型构结构、主要特征所划分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交叉渗透的，划分的界限并不明显，一种公共空间可能包含了另一种，或者是两种公共空间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李小云和孙丽划分的事件型公共空间其实是可以包括休闲型公共空间的，而王玲划分的三种公共空间中的日常性和政治性公共空间在集体时代是可以划归为同一种公共空间的。所以，为了方便说明与研究，笔者根据公共空间的形成原因，将其划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因组织的存在而进行交往产生关联的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因公共事件的发生而形成的时段性公共空间）、场域型公共空间（因某种功能场域的存在而聚集起来的流动性较强的公共空间）。此外，曹海林区分了正式与非正式公共空间，在早期农村社会中，的确由这两种公共空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可能还存在村庄内外互动产生的第三种公共空间，基于和谐促进会产生的公共空间就是这第三种公共空间。
基于和谐促进会产生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集中了民间智慧与力量，经由政府认可的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手段。这种公共空间对于流入地社会的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流入地村庄的秩序重构方面。这种公共空间不仅对因传统公共空间缺位和正式公共空间弱化而导致沦为原子化状态的R村村庄公共空间有修复作用，并且对于修复和加强公共空间内各活动主体之间的社会关联也有重要作用。这种公共空间实际上与学者们所研究的以“治理”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具有很好的社会治理功能，所以，笔者将这种公共空间称之为治理性公共空间，并将其划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和场域型公共空间三种公共空间。笔者将以R村为例，通过对治理性公共空间的产生背景、内部状况、运作机制和功能作用的分析，来阐释流动人口背景下村庄公共空间的重构。
R村位于慈溪市的中部，主要以陈姓为主。全村共有村民小组65个，全村共有2202户，本地人口5588人，当前外来人口2500人，党员195人。在R村及R村周围，围绕着多个工业区和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发达的私营经济，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到R村打工。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R村经济的飞速发展，还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偏见、信任机制的缺失造成了R村新型二元结构的产生一一本地人与流动人口成为两条平行线存在于村庄中，冷漠和暴力一再盘旋于村庄上空。为了解决由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2006年，R村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会不仅缓和了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冲突，更是实现了流动人口由“外地人”到“新慈溪人”的身份转型。 二、村庄公共空间的历史转型
在新世纪之前，正式公共空间与非正式公共空间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非正式公共空间，也可以称为传统公共空间，它是以村庄内部的传统文化、社会习惯，以及村民的现实需求为动因的由村庄自发生成的公共空间；而正式公共空间是由于国家施加于村庄的行政力量逐步嵌入村庄而形成的，这种行政力量来自于村庄外部，来自于国家上层，包括村庄的村委会、村集体企业等。它们将村民们紧密地联合起来，使其拥有文化联结、经济联结、政治联结等多种综合性的联结方式，共同承担起了村庄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维系着村庄的社会秩序。所以，当村庄公共空间退化或者崩溃时，乡村社会的秩序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结果。从建国以来，R村以宗族关系、村规民约为基础的传统公共空间的退化，以国家行政力量为基础的正式公共空间的崛起，到改革开放后，国家行政力量的抽离与市场经济不断侵蚀下，正式公共空间不断弱化，“富人治村”和“讲闲话的小店”更将R村这个共同体推向原子化、分散化的局面。
（一）1949年以前：传统公共空间的退化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人们对村庄有一个共通的认识范式，即“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具体而言，传统社会中，国家由无数个村庄构成，村庄中又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国家对于村庄的直接控制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国家在村庄公共事务上的缺席以及家庭的过于弱小，村庄中的集体性工程必须依靠全村村民共同来完成，包括村庄安全、农田水利等。共同的行动将村民在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村庄的村规民约、社会伦理与村庄舆论等规范也成为联结村民的重要形式。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传统习俗，包括宗族主义、祭祀等活动都被视作是封建社会的残余，是新社会不可容纳的糟粕，祠堂、庙宇等公共场所被严重破坏。而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人们不得不将这种传统习俗搁置，传统公共空间中公共活动无法开展。强大的市场体系在国门洞开时疯狂肆虐本土社会，R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被严重破坏。在多重革命的冲击之后，传统村庄公共空间逐步退化。但这并不表示，传统公共空间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至今存留在村庄公共空间中，与其他公共空间一起构成了村庄公共空间，只是它的角色功能已然不再重要，同宗同族的概念在村民们的心中逐渐淡化。
（二）1949～1978年间：正式公共空间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开始全面侵入传统村庄中。R村这个自然村落，开始了由地方性社区到国家行政社区的改造过程。党组织建设和政策下乡使得村庄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行政权力逐步浸透村庄运行的脉络，侵入和控制村庄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阶层，R村成为了国家乡村动员中的一员。至此，传统的村庄公共空间逐步被这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行政控制主导的正式公共空间取代，村庄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带有浓重政治气息的公共空间。这种行政嵌入的正式公共空间在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逐步膨胀达到巅峰。
集体时代的公共空间无所不在，它通过共同生活、集体劳动的方式将村庄中的个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公共空间漫布在村庄的毛细血管中。村口的饭堂、村边的棉花地、生产队长的家里、演戏的晒谷地里，这些都可以视作公共空间，村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公共话题。这些公共空间在正式公共空间的控制下共同构成了R村这个大的公共空间。村民集体生产活动、批斗大会、样板戏的演出等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取代传统习俗和文化构成的活动，将村民以一种强化控制的手段形式联系起来。
（三）1978～2000年间：“富人治村”与“讲闲话的小店”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民公社的解体，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缺失，高度强化控制的正式公共空间逐渐步入萎缩的境地。原来的“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被乡（镇）一村一村民小组所取代。村委会成为村落管理的主要角色，它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控制等职能，它既要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调解纠纷、维护治安，也要为村民的日程经济生产、文化娱乐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
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R村的正式公共空间就由整个R村缩小到村委会和村委会办公室中。村民们不再热情地关注公共事务，他们将精力投注于自身发展和家庭温饱的努力中。所以，关注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就落到了富有且清闲的村中富人手里。富人们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垄断了村庄的治理。当选后的富人却将其他村民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让所有村民知道村子的事务和信息，这样办事不顺利”。“富人治村”的蔓延势头强劲，这使得村民们无法参与公共事务，他们纷纷退出公共生活。王福德、赵晓峰与林辉煌、陈锋认为富人治村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不断侵入村庄，造成了村庄内部经济分化，而带来了政治的垄断现象，富人们以经济实力来改变社会关联，形成自身的社会资本优势，在村庄的治理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普通村民在这种现象中往往会选择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沉默。
在“富人治村”的年代，普通村民们的公共生活主要集中“讲闲话”的小店。普通村民的公共生活变成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休闲活动，村民们不关心村庄治理的，而是只关心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私事。这造成了村庄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R村已经无力维系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当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一旦抽离，传统村庄公共空间又没有回归的情况下，村庄中因经济分化而产生的社会分层使得村民们原有的社会关联被破坏和隔离，村庄认同感越来越低，整个村庄走向了陌生化和原子化。
三、村庄公共空间的重构
在21世纪初期，R村所属的慈溪市依靠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效应与地处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到R村打工。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R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R村的社会管理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境况。R村传统的村委会和党委会的两委会基层模式暴露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按照现行的户籍制度，R村基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只局限于登记、暂住证办理，而无法提供正常的党团活动、子女就学、文娱活动和权益维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以，客观上，R村的流动人口是游离于R村整个的社会管理之外的。加之，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偏见、信任机制的缺失造成了R村新型二元结构的产生，本地人与流动人口成为两条平行线存在于村庄中，冷漠和暴力一再盘旋于村庄上空。 为了解决由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2006年，R村成立了和谐促进会，R村书记担任会长，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担任名誉副会长，另有村干部、企业家代表、外来工代表做副会长和理事；下设维权、矛盾调处、公益、计划生育等工作委员会，村干部、企业代表等担任委员会主任；其下再按各个治保大队分片，由治保大队队长担任片长，每个片区再按人数分组，由外来工担任组长。
和谐促进会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其固定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在场的情境，为人际交往和社会关联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公共性的特定空间。基于和谐促进会产生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经由政府认可的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手段。这种公共空间实际上与学者们所研究的以“治理”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是一脉相承的，它对于流入地社会的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流入地村庄的秩序重构方面。所以，笔者将这种公共空间称之为治理性公共空间。为了方便研究与说明，笔者将其划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和场域型公共空间三种公共空间。详见表1。
（一）组织型公共空间及其特征
和谐促进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为组织成员提供了能够自由、平等交流的机会与空间，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稳定下来，形成一种组织型的公共空间。会员代表大会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圆桌会议”，它往往把“圆桌会议”作为组织学习与深度汇谈的一种组织形式，所有与会者，无论是本地代表还是外地代表，他们可以不论身份与级别围桌落座，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大家发表自己的想法与意见，彼此之间平等、自由地交流与学习，不受来自身份、权威的束缚，呈现一种扁平化的特征。
组织型公共空间，相较于其他公共空间而言，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组织性。这种组织性具体来说，就是在空间中存在着一定的组织管理性，并且具备一定的组织结构，是在组织这种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空间，而空间中的主体也因既是组织成员又是空间成员的双重身份而具有一定的特性。在组织型公共空间中的主体，首先是组织的主体，其次才是公共空间的主体，所以，这种空间的主体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公共空间主体的特性。
第一，组织型公共空间拥有确定的空间主体。组织型公共空间是依托组织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它主要是以组织成员为主体开展各种公共活动，所以，组织型公共空间中的主体主要就是组织成员或者是成员代表，据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二，组织型公共空间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组织中成员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就决定了组织型公共空间中主体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和谐促进会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R村的秩序，将村庄中的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紧密地联系起来，打破原先的平行状态，使得R村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局面。所以，成员们对组织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这种高度认同使得组织成为一个社会有机体。
（二）事件型公共空间及其特征
事件型公共空间是因公共事件的发生而形成的时段性公共空间。这种非正式聚会为村庄中成员的见面、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场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村庄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庄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冬日送温暖、端午龙舟赛等公共活动都会通过事件型公共空间开展起来。露天舞台形成的非正式聚会就属于事件型公共空间，它在某一时段内，因组织活动开展的需要，将原本无论是陌生还是熟悉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和沟通。和谐促进会将露天舞台作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为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与沟通的空间，在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和谐促进会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展开，往往是依托露天舞台进行的。这种露天舞台一般会搭建在村落的空旷场地、废弃的戏台或者是村小学的操场上。事件型公共空间呈现的集体性活动无疑是村民们的精神盛宴，它们不仅能够给村民带来视听的享受，同时也是基层政府和和谐促进会获得他们认同的重要契机和通道。露天舞台发挥着构建一种能够加强邻里交流，加深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感情的公共空间的作用。
事件型公共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非正式的聚会。和谐促进会借助事件型公共空间来开展各种活动，例如在植树节的村庄绿化活动、学习成员先进事迹活动等，都因为某个事件或原因、目的而将人们聚集在一定的空间中。事件型公共空间虽然是基于和谐促进会这个组织的公共空间的一种，或多或少是具备一些组织特征的，各种事件型公共空间的建立需要被组织起来。但是，这种公共空间组织的背后是一种不成文的号召。不管是在公共空间中的成员，还是空间中的具体活动，他们没有被强制，也不是十分严谨的具体安排，没有刻意的正式性。可以说，事件型公共空间更多的类似于一种非正式的聚会。空间和成员都是休闲式的。露天舞台是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为目的建立起来的一种事件型公共空间。在露天舞台上的表演者一般都是来自不同地域的流动人口和本地村民的代表，他们在舞台上将自己家乡的文化表演得淋漓尽致。实际上，贯穿于整个活动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观众席中，本地村民和流动人口时不时对节目进行品评，他们相互交流着、沟通着。整个露天舞台都洋溢着一种非正式聚会的轻松、愉快的气息。露天舞台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和认同，很多生活、生产中的纠纷与矛盾，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往往能在不经意间顺利消除。
（三）场域型公共空间及其特征
场域型公共空间，是指具有确定性场域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具有场域的确定性和成员的不确定性，场域中的主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却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拓展。和谐促进会成立时的初衷就是更好地为本地居民和村落中的流动人口服务，发挥一切力量，尽可能解决人们在生活中、工作中、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和谐促进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是独具一格的，它将固定站点和高流动的人口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即由和谐促进会中的代表人员或者志愿者设置固定的求助地点或者联系方式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这种模式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一种场域型公共空间，提供服务的场域是确定的，但来求助的对象是高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的，场域的高辐射力将前来求助的对象与场域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结方式。 在R村，来自贵州担任村和谐促进会副秘书长的小江，专门设立了求助电话，并在村中贵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开了一家名为“贵州小店”的超市。在平时接触贵州老乡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贵州人在慈溪处境的艰难一一当时在慈溪发生的重大的“打、砸、抢、偷、劫、盗”等恶性案件几乎都与贵州人有关，村庄附近的工业园和民营企业纷纷明确表示“拒绝招贵州人”，而村子中的村民也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贵州人。他决定要为贵州老乡们做些事情，至少是能够缓解当前局面的事情。2006年，小江加入了当时兴起的村和谐促进会，并凭借群众的信任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村和谐促进会的副秘书长。之后的日子里，小江印了一大摞的名片，上面标注着“有困难，找老乡”，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他每天不辞辛劳地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村子中和附近的工业园区散发名片。小江凭借原先在工厂中做生产副经理时积累起来的人脉和关系网资源，切切实实地希望能为老乡们找工作做担保。
至今为止，小江的热线电话和“贵州小店”成为家喻户晓的服务供给地，老乡们都喜欢来找他帮忙，甚至很多下岗后在家待业的本地人也喜欢找他帮忙。很多时候，小江热线往往几分钟就要响起一次，有时候甚至忙到占线，而“贵州小店”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
场域型公共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拥有确定的场域。这里的场域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如小江在为老乡介绍工作和为处理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到处奔波，俨然就是一个活动着的贵州小店。但是无论是具象的贵州小店，还是抽象的贵州小店，始终是可以确定下来的。在场域型公共空间中建立起来的服务体系和服务功能已经将场域作为某一确定的标签而存在了。无论是四川小店、安徽小店或者R村村庄中的其他各种类型的小店，它们被人们认为是消费的场域，这与贵州小店的服务供给站的形象功能是不一样的。贵州小店的功能不会在简单的场地移植之后而被复制到其他地方。
场域型公共空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空间中成员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贵州小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欢迎任何人进入这里。到贵州小店来猎取各种信息、化解矛盾、寻求帮助的人是形形色色的，他们中有本地村民、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口、企业主、房屋出租人等，只要是需要到贵州小店寻求帮助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这些前来贵州小店的人们并不会长期驻扎在这里，他们会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离开，可能其中一人前脚刚走，后面一人就紧跟进来了。所以，贵州小店中的流动性非常大。这种公共空间中成员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既是一种复杂的原因，也是一种有利的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在R村村庄公共空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可以发现有两种重要的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种是来自村庄内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指在村庄内部形成的依据村庄的政治、文化、经济状态而形成，在村民们共同实践中固定下来的村民们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以及由这种规范准则形成的村庄关系状态；第二种是来自村庄外部的国家行政力量的嵌入，这种力量是国家对村庄干预的结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行政力量主导的村庄公共空间的建构方式。
R村公共空间的转型，深刻说明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是难以维持村庄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的持久性的。在村庄秩序的建构中，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行政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随着村庄自治空间不断的拓展，村民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就日益凸显，他们将拥有更大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公共空间，更多的自主参与公共活动的权利。稳定的国家行政干预和村庄内生秩序，给村庄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形式的社会关联的构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和谐促进会是当地政府主导、R村基层社会自治的结果，既是R村村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也是当地政府对村庄自治的支持的体现。R村创造性地依托和谐促进会这个民间组织，来修复因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到来而崩溃的村庄公共空间。和谐促进会在R村秩序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可以说是一项制度创新。从R村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发挥政府的主导性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是村落秩序建构与村庄公共空间重塑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所在。
责任编辑：张炜
关键词：和谐促进会；传统公共空间；正式公共空间；治理性公共空间
一、问题提出与田野概况
公共空间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有重要的意义。公共空间因其特有的性质，为社会中有差异的个体提供了一个能够自由交流、各抒己见、有利于相互融合的平台，可以凭借特定的空间将社会关联和人际交往结构固定下来，产生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社会关系。公共空间也被译为公众领域或公共领域，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并且能够包容和促进人们在其中聚集与交往的公共性质的平台。
哈贝马斯受到阿伦特的影响，在继承和批判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基础上，将这种理论发扬光大。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的规范和合理性是通过自由辩论和理性反思而建立起来的，与传统习俗、政治强权没有多大关系，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和社会规则。该理论主要强调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民众对拥有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哈贝马斯没有明确提出公共空间这一概念，但学者们在对其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发现，公共空间是其公共领域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继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借助公共领域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他们从中国社会内部着眼，来解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解释模式。萧邦齐、罗威廉、玛丽·兰金、戴维·斯朗特等学者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城市中存在很多类似于公共领域的现象，如“公用事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中间领域、“非国家活动”等领域。黄宗智在深入剖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后，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可以运用于中国实际中的。基于此，他用该概念分析了清代、民国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展开的，而中国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农村的公共空间上。朱静辉认为，村庄公共空间满足了村民公共交往和民间互助的需求，以及在熟悉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中来寻求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的需求，它是维系乡村社会的整合和秩序的基础。韩鹏云发现，随着现代性向乡村的延伸和市场经济的渗透，公共空间正面临急剧萎缩，而农民个体意义领域也正在发生重大转型。杜姣基于村庄协会的考察发现，协会将村庄中的老年人聚集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之内，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空间上的保护机制。
关于农村公共空间的分类，因其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李小云、孙丽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五大类型，即生活型公共空间、休闲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项目型公共空间和村民自发组织进行活动而产生的公共空间。曹海林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不同，将公共空间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的公共空间，它的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外部的行政力量；另一种是非正式公共空间，它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王玲以川北呈村为个案对象，尝试性地将村庄公共空间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神异性公共空间、日常性公共空间、政治性公共空间。
上述学者根据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型构结构、主要特征所划分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交叉渗透的，划分的界限并不明显，一种公共空间可能包含了另一种，或者是两种公共空间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李小云和孙丽划分的事件型公共空间其实是可以包括休闲型公共空间的，而王玲划分的三种公共空间中的日常性和政治性公共空间在集体时代是可以划归为同一种公共空间的。所以，为了方便说明与研究，笔者根据公共空间的形成原因，将其划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因组织的存在而进行交往产生关联的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因公共事件的发生而形成的时段性公共空间）、场域型公共空间（因某种功能场域的存在而聚集起来的流动性较强的公共空间）。此外，曹海林区分了正式与非正式公共空间，在早期农村社会中，的确由这两种公共空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可能还存在村庄内外互动产生的第三种公共空间，基于和谐促进会产生的公共空间就是这第三种公共空间。
基于和谐促进会产生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集中了民间智慧与力量，经由政府认可的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手段。这种公共空间对于流入地社会的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流入地村庄的秩序重构方面。这种公共空间不仅对因传统公共空间缺位和正式公共空间弱化而导致沦为原子化状态的R村村庄公共空间有修复作用，并且对于修复和加强公共空间内各活动主体之间的社会关联也有重要作用。这种公共空间实际上与学者们所研究的以“治理”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具有很好的社会治理功能，所以，笔者将这种公共空间称之为治理性公共空间，并将其划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和场域型公共空间三种公共空间。笔者将以R村为例，通过对治理性公共空间的产生背景、内部状况、运作机制和功能作用的分析，来阐释流动人口背景下村庄公共空间的重构。
R村位于慈溪市的中部，主要以陈姓为主。全村共有村民小组65个，全村共有2202户，本地人口5588人，当前外来人口2500人，党员195人。在R村及R村周围，围绕着多个工业区和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发达的私营经济，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到R村打工。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到来，不仅带来了R村经济的飞速发展，还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偏见、信任机制的缺失造成了R村新型二元结构的产生一一本地人与流动人口成为两条平行线存在于村庄中，冷漠和暴力一再盘旋于村庄上空。为了解决由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2006年，R村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和谐促进会不仅缓和了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冲突，更是实现了流动人口由“外地人”到“新慈溪人”的身份转型。 二、村庄公共空间的历史转型
在新世纪之前，正式公共空间与非正式公共空间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非正式公共空间，也可以称为传统公共空间，它是以村庄内部的传统文化、社会习惯，以及村民的现实需求为动因的由村庄自发生成的公共空间；而正式公共空间是由于国家施加于村庄的行政力量逐步嵌入村庄而形成的，这种行政力量来自于村庄外部，来自于国家上层，包括村庄的村委会、村集体企业等。它们将村民们紧密地联合起来，使其拥有文化联结、经济联结、政治联结等多种综合性的联结方式，共同承担起了村庄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维系着村庄的社会秩序。所以，当村庄公共空间退化或者崩溃时，乡村社会的秩序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结果。从建国以来，R村以宗族关系、村规民约为基础的传统公共空间的退化，以国家行政力量为基础的正式公共空间的崛起，到改革开放后，国家行政力量的抽离与市场经济不断侵蚀下，正式公共空间不断弱化，“富人治村”和“讲闲话的小店”更将R村这个共同体推向原子化、分散化的局面。
（一）1949年以前：传统公共空间的退化
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人们对村庄有一个共通的认识范式，即“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具体而言，传统社会中，国家由无数个村庄构成，村庄中又有各种各样的事物，国家对于村庄的直接控制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国家在村庄公共事务上的缺席以及家庭的过于弱小，村庄中的集体性工程必须依靠全村村民共同来完成，包括村庄安全、农田水利等。共同的行动将村民在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村庄的村规民约、社会伦理与村庄舆论等规范也成为联结村民的重要形式。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各种传统习俗，包括宗族主义、祭祀等活动都被视作是封建社会的残余，是新社会不可容纳的糟粕，祠堂、庙宇等公共场所被严重破坏。而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人们不得不将这种传统习俗搁置，传统公共空间中公共活动无法开展。强大的市场体系在国门洞开时疯狂肆虐本土社会，R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活被严重破坏。在多重革命的冲击之后，传统村庄公共空间逐步退化。但这并不表示，传统公共空间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至今存留在村庄公共空间中，与其他公共空间一起构成了村庄公共空间，只是它的角色功能已然不再重要，同宗同族的概念在村民们的心中逐渐淡化。
（二）1949～1978年间：正式公共空间的崛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政权开始全面侵入传统村庄中。R村这个自然村落，开始了由地方性社区到国家行政社区的改造过程。党组织建设和政策下乡使得村庄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行政权力逐步浸透村庄运行的脉络，侵入和控制村庄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阶层，R村成为了国家乡村动员中的一员。至此，传统的村庄公共空间逐步被这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行政控制主导的正式公共空间取代，村庄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带有浓重政治气息的公共空间。这种行政嵌入的正式公共空间在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逐步膨胀达到巅峰。
集体时代的公共空间无所不在，它通过共同生活、集体劳动的方式将村庄中的个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公共空间漫布在村庄的毛细血管中。村口的饭堂、村边的棉花地、生产队长的家里、演戏的晒谷地里，这些都可以视作公共空间，村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公共话题。这些公共空间在正式公共空间的控制下共同构成了R村这个大的公共空间。村民集体生产活动、批斗大会、样板戏的演出等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取代传统习俗和文化构成的活动，将村民以一种强化控制的手段形式联系起来。
（三）1978～2000年间：“富人治村”与“讲闲话的小店”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民公社的解体，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缺失，高度强化控制的正式公共空间逐渐步入萎缩的境地。原来的“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被乡（镇）一村一村民小组所取代。村委会成为村落管理的主要角色，它承担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控制等职能，它既要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调解纠纷、维护治安，也要为村民的日程经济生产、文化娱乐提供公共服务和帮助。
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R村的正式公共空间就由整个R村缩小到村委会和村委会办公室中。村民们不再热情地关注公共事务，他们将精力投注于自身发展和家庭温饱的努力中。所以，关注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就落到了富有且清闲的村中富人手里。富人们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垄断了村庄的治理。当选后的富人却将其他村民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让所有村民知道村子的事务和信息，这样办事不顺利”。“富人治村”的蔓延势头强劲，这使得村民们无法参与公共事务，他们纷纷退出公共生活。王福德、赵晓峰与林辉煌、陈锋认为富人治村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不断侵入村庄，造成了村庄内部经济分化，而带来了政治的垄断现象，富人们以经济实力来改变社会关联，形成自身的社会资本优势，在村庄的治理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普通村民在这种现象中往往会选择对村庄公共事务的沉默。
在“富人治村”的年代，普通村民们的公共生活主要集中“讲闲话”的小店。普通村民的公共生活变成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休闲活动，村民们不关心村庄治理的，而是只关心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私事。这造成了村庄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R村已经无力维系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当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一旦抽离，传统村庄公共空间又没有回归的情况下，村庄中因经济分化而产生的社会分层使得村民们原有的社会关联被破坏和隔离，村庄认同感越来越低，整个村庄走向了陌生化和原子化。
三、村庄公共空间的重构
在21世纪初期，R村所属的慈溪市依靠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效应与地处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小企业遍地开花，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到R村打工。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到来，一方面带来了R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R村的社会管理出现了捉襟见肘的境况。R村传统的村委会和党委会的两委会基层模式暴露出了巨大的局限性。按照现行的户籍制度，R村基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只局限于登记、暂住证办理，而无法提供正常的党团活动、子女就学、文娱活动和权益维护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以，客观上，R村的流动人口是游离于R村整个的社会管理之外的。加之，本地人对流动人口的偏见、信任机制的缺失造成了R村新型二元结构的产生，本地人与流动人口成为两条平行线存在于村庄中，冷漠和暴力一再盘旋于村庄上空。 为了解决由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2006年，R村成立了和谐促进会，R村书记担任会长，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担任名誉副会长，另有村干部、企业家代表、外来工代表做副会长和理事；下设维权、矛盾调处、公益、计划生育等工作委员会，村干部、企业代表等担任委员会主任；其下再按各个治保大队分片，由治保大队队长担任片长，每个片区再按人数分组，由外来工担任组长。
和谐促进会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其固定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在场的情境，为人际交往和社会关联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公共性的特定空间。基于和谐促进会产生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经由政府认可的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手段。这种公共空间实际上与学者们所研究的以“治理”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是一脉相承的，它对于流入地社会的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流入地村庄的秩序重构方面。所以，笔者将这种公共空间称之为治理性公共空间。为了方便研究与说明，笔者将其划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和场域型公共空间三种公共空间。详见表1。
（一）组织型公共空间及其特征
和谐促进会的会员代表大会为组织成员提供了能够自由、平等交流的机会与空间，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稳定下来，形成一种组织型的公共空间。会员代表大会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圆桌会议”，它往往把“圆桌会议”作为组织学习与深度汇谈的一种组织形式，所有与会者，无论是本地代表还是外地代表，他们可以不论身份与级别围桌落座，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大家发表自己的想法与意见，彼此之间平等、自由地交流与学习，不受来自身份、权威的束缚，呈现一种扁平化的特征。
组织型公共空间，相较于其他公共空间而言，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组织性。这种组织性具体来说，就是在空间中存在着一定的组织管理性，并且具备一定的组织结构，是在组织这种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空间，而空间中的主体也因既是组织成员又是空间成员的双重身份而具有一定的特性。在组织型公共空间中的主体，首先是组织的主体，其次才是公共空间的主体，所以，这种空间的主体具备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公共空间主体的特性。
第一，组织型公共空间拥有确定的空间主体。组织型公共空间是依托组织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它主要是以组织成员为主体开展各种公共活动，所以，组织型公共空间中的主体主要就是组织成员或者是成员代表，据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第二，组织型公共空间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组织中成员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就决定了组织型公共空间中主体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和谐促进会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R村的秩序，将村庄中的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紧密地联系起来，打破原先的平行状态，使得R村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局面。所以，成员们对组织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这种高度认同使得组织成为一个社会有机体。
（二）事件型公共空间及其特征
事件型公共空间是因公共事件的发生而形成的时段性公共空间。这种非正式聚会为村庄中成员的见面、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场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村庄公共空间的空缺，满足了村庄公共性精神互动的需要。冬日送温暖、端午龙舟赛等公共活动都会通过事件型公共空间开展起来。露天舞台形成的非正式聚会就属于事件型公共空间，它在某一时段内，因组织活动开展的需要，将原本无论是陌生还是熟悉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和沟通。和谐促进会将露天舞台作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为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与沟通的空间，在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和谐促进会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展开，往往是依托露天舞台进行的。这种露天舞台一般会搭建在村落的空旷场地、废弃的戏台或者是村小学的操场上。事件型公共空间呈现的集体性活动无疑是村民们的精神盛宴，它们不仅能够给村民带来视听的享受，同时也是基层政府和和谐促进会获得他们认同的重要契机和通道。露天舞台发挥着构建一种能够加强邻里交流，加深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感情的公共空间的作用。
事件型公共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非正式的聚会。和谐促进会借助事件型公共空间来开展各种活动，例如在植树节的村庄绿化活动、学习成员先进事迹活动等，都因为某个事件或原因、目的而将人们聚集在一定的空间中。事件型公共空间虽然是基于和谐促进会这个组织的公共空间的一种，或多或少是具备一些组织特征的，各种事件型公共空间的建立需要被组织起来。但是，这种公共空间组织的背后是一种不成文的号召。不管是在公共空间中的成员，还是空间中的具体活动，他们没有被强制，也不是十分严谨的具体安排，没有刻意的正式性。可以说，事件型公共空间更多的类似于一种非正式的聚会。空间和成员都是休闲式的。露天舞台是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为目的建立起来的一种事件型公共空间。在露天舞台上的表演者一般都是来自不同地域的流动人口和本地村民的代表，他们在舞台上将自己家乡的文化表演得淋漓尽致。实际上，贯穿于整个活动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观众席中，本地村民和流动人口时不时对节目进行品评，他们相互交流着、沟通着。整个露天舞台都洋溢着一种非正式聚会的轻松、愉快的气息。露天舞台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和认同，很多生活、生产中的纠纷与矛盾，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中往往能在不经意间顺利消除。
（三）场域型公共空间及其特征
场域型公共空间，是指具有确定性场域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具有场域的确定性和成员的不确定性，场域中的主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却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拓展。和谐促进会成立时的初衷就是更好地为本地居民和村落中的流动人口服务，发挥一切力量，尽可能解决人们在生活中、工作中、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和谐促进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是独具一格的，它将固定站点和高流动的人口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即由和谐促进会中的代表人员或者志愿者设置固定的求助地点或者联系方式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这种模式逐渐稳定下来，形成一种场域型公共空间，提供服务的场域是确定的，但来求助的对象是高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的，场域的高辐射力将前来求助的对象与场域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结方式。 在R村，来自贵州担任村和谐促进会副秘书长的小江，专门设立了求助电话，并在村中贵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开了一家名为“贵州小店”的超市。在平时接触贵州老乡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贵州人在慈溪处境的艰难一一当时在慈溪发生的重大的“打、砸、抢、偷、劫、盗”等恶性案件几乎都与贵州人有关，村庄附近的工业园和民营企业纷纷明确表示“拒绝招贵州人”，而村子中的村民也不愿意将房子出租给贵州人。他决定要为贵州老乡们做些事情，至少是能够缓解当前局面的事情。2006年，小江加入了当时兴起的村和谐促进会，并凭借群众的信任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村和谐促进会的副秘书长。之后的日子里，小江印了一大摞的名片，上面标注着“有困难，找老乡”，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他每天不辞辛劳地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村子中和附近的工业园区散发名片。小江凭借原先在工厂中做生产副经理时积累起来的人脉和关系网资源，切切实实地希望能为老乡们找工作做担保。
至今为止，小江的热线电话和“贵州小店”成为家喻户晓的服务供给地，老乡们都喜欢来找他帮忙，甚至很多下岗后在家待业的本地人也喜欢找他帮忙。很多时候，小江热线往往几分钟就要响起一次，有时候甚至忙到占线，而“贵州小店”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
场域型公共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拥有确定的场域。这里的场域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如小江在为老乡介绍工作和为处理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到处奔波，俨然就是一个活动着的贵州小店。但是无论是具象的贵州小店，还是抽象的贵州小店，始终是可以确定下来的。在场域型公共空间中建立起来的服务体系和服务功能已经将场域作为某一确定的标签而存在了。无论是四川小店、安徽小店或者R村村庄中的其他各种类型的小店，它们被人们认为是消费的场域，这与贵州小店的服务供给站的形象功能是不一样的。贵州小店的功能不会在简单的场地移植之后而被复制到其他地方。
场域型公共空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空间中成员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贵州小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欢迎任何人进入这里。到贵州小店来猎取各种信息、化解矛盾、寻求帮助的人是形形色色的，他们中有本地村民、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口、企业主、房屋出租人等，只要是需要到贵州小店寻求帮助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这些前来贵州小店的人们并不会长期驻扎在这里，他们会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离开，可能其中一人前脚刚走，后面一人就紧跟进来了。所以，贵州小店中的流动性非常大。这种公共空间中成员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既是一种复杂的原因，也是一种有利的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在R村村庄公共空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可以发现有两种重要的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种是来自村庄内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指在村庄内部形成的依据村庄的政治、文化、经济状态而形成，在村民们共同实践中固定下来的村民们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以及由这种规范准则形成的村庄关系状态；第二种是来自村庄外部的国家行政力量的嵌入，这种力量是国家对村庄干预的结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行政力量主导的村庄公共空间的建构方式。
R村公共空间的转型，深刻说明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仅仅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是难以维持村庄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的持久性的。在村庄秩序的建构中，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行政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随着村庄自治空间不断的拓展，村民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就日益凸显，他们将拥有更大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公共空间，更多的自主参与公共活动的权利。稳定的国家行政干预和村庄内生秩序，给村庄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形式的社会关联的构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和谐促进会是当地政府主导、R村基层社会自治的结果，既是R村村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也是当地政府对村庄自治的支持的体现。R村创造性地依托和谐促进会这个民间组织，来修复因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到来而崩溃的村庄公共空间。和谐促进会在R村秩序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可以说是一项制度创新。从R村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发挥政府的主导性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是村落秩序建构与村庄公共空间重塑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所在。
责任编辑：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