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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报刊审读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在新闻传播活动中越来越受关注。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审读工作的地位。之后，在面对我国报业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时。审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审读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1992年，《报刊之友》创刊后开设了《审读探索》专栏，对审读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2000年4月，薛耀晗著《报刊审读初探》一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第一本关于报刊审读的书，其具有一定的开创价值，有评价称其出版“初步形成了报刊审读理论体系”。2004年，《中国出版》第11期刊登了石峰名为《大力加强报刊审读工作，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服务》的文章，作者就如何提高审读工作的整体水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08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首程的《报刊审读》一书，此书对我国报刊审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一番系统研究。按照王首程先生的定义，“报刊审读是各级政府报刊管理部门组织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从报道原则、内容导向、编校质量和出版规范等方面对报刊出版物进行阅读，并提出分析与评价意见，供政府报刊管理部门决策思考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行政管理制度”。
此外，随着学界对媒介批评研究的日渐深入，审读也由于和媒介批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常常成为讨论的话题。关于审读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媒介批评的研究范畴进行讨论，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新闻审读”与“媒介批评”这组概念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还存在争议：认为报刊审读是媒介批评的一种具体形式、认为报刊审读不能作为媒介批评的表现形式及认为报刊审读不能简单地归人媒介批评的范畴。
作为学者们的一家之言，上述看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在文献的梳理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暧昧不清或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颇引人思考。由此可见，新闻审读之于媒介批评并不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审读由报刊开始，因此，本文选择了报刊审读作为研究对象，对审读与媒介批评的相同及相异之处进行分析，最终对报刊审读是否属于媒介批评这一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相同点
刘建明先生在《媒介批评通论》中，最早开始讨论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的关系。他认为“媒介管理的批评在内涵上和报刊审读有诸多重合之处，因此宣传部门的阅评就是报刊审读”。内涵上的重合与否暂且不论，单看学界早已达成共识的、媒介批评的核心概念即“价值判断”与报刊审读的“评价意见”所具有的相通之处，即得知它缘何会被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且两者都是成文后发挥效用，很多审读文章倘若通过网络等渠道公开发表，也是质量颇高的批评文本。但是，在对“媒介批评”自身概念不明晰、理论构建尚未完成之时，即把报刊审读冠以“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名，既不够有说服力，也没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讨论了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相同点后，笔者也对两者的不同点进行了考量。
媒介批评与报刊审读的不同点
二者的主体地位不同。审读主体与审讀客体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机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审读机构有强大的支撑力量在支持。1988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对审读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1990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重庆召开首届报刊审读工作研讨会，对审读的重要性、必要性、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研讨。2001年，通过全国报刊审读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审读工作的通知》的发布，审读的重点、提高审读质量的方法、建立审读的网络系统等有了明确规定。2002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审读工作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都成立了报刊审读小组，陆续配置了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读工作人员，并聘任了一批兼职审读专家，初步搭建了报刊审读网络。
2005年9月30日以前，报刊审读工作一直是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文件为指导。2005年12月1日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新修订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两个规定第一次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确立了审读在报刊管理中的地位，明确了审读工作的职责与程序。这使报刊审读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大大提升，并由于制度的确立而成为报刊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报刊出版的行政依据和基本手段。
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指从事媒介批评的个人和组织。组织体系是监督和批评媒介的制度保证。西方的媒介批评组织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行业外的批评组织、媒介行业内部的批评机构、新闻委员会及业内专业组织。由于把媒介批评视为除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和行业自律的第四种监督媒介的力量，媒介批评组织始终强调其独立性。他们所做的价值判断没有行政强制力可言。批评家群体算是媒介批评主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他们具有“文化能力”，将大众传播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其批评与见解往往会受到传媒和社会的重视，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和人们的尊重。但是他们的价值评判依然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二者的操作流程不同。“报刊审读”在操作流程上非常注重程序。一次完整的报刊审读活动的程序有以下几个步骤：接受委托一阅读样本一发现情况一初步判断一研究论证一提交报告一管理决策一审读反馈。其中管理决策即是指管理部门根据审读员提交的书面审读报告，作出相应的决策，对媒体作出相应的批评或处罚。如发现某一新闻媒介出现严重错误，如舆论导向问题、政策宣传问题等，管理部门会采取严厉的措施责其纠正，甚至处以查封、停刊的惩罚。根据石峰《大力加强报刊审读工作，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服务》中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各地新闻出版局通过开展审读，对20种严重违纪违规报刊给予停办或停业整顿的处理，对100多种报刊给予了通报批评。2002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规报刊116种。2003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规报刊161种。今年(注：2004年)上半年各地已经查处违纪违规报刊75种。”审读反馈是给予管理机构和媒体交流的机会，其主要目的在于能通过交流弥合审读和被审读之间的分歧，增进媒体对审读的理解。
媒介批评由于没有行政强制力，因此管理决策这一步骤可以忽略不计，反馈交流也不常出现。媒介批评在操作规程上没有严格的程序性，也没有过分完整的管理制度，在具体操作中，不同的媒介批评组织的模式与流程也不尽相同。学院派的批评意见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发表，韩国的媒介批评组织“韩国新闻伦理委员会”会将批评结果刊登在新闻界刊物《新闻与广 播》的“审议”专栏里；美国报纸内部设立的媒体监察员会每天听取读者投诉。有时对供职的报纸进行批评，有时则针对读者的批评进行申辩，还常就重大新闻学问题如客观性、隐私权等进行讨论。
二者的依据及侧重点不同。中国内地虽然至今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的国家法律，但由政府机构在立法部门监管下制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已较为完备，对出版物进行审读的依据就是这些行政命令。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在《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审读工作的6条标准，涵盖了思想政治、出版秩序、版面综合、刊登广告、社会效益、内部管理质量等报刊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提出阶段性的审读重点与要求。依法审读是审读活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现在，报刊审读工作主要以内容导向管理为重点，围绕是否依法出版、方向是否偏离出版宗旨和编辑方针、内容是否违反出版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编校质量是否符合内容要求、刊登广告是否违反有关规定来展开。违规出版现象是报刊审读工作在日常审读活动中重点关注的内容。除内容导向外，出版规范也是审读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出版形式规范、语言文字使用规范、编校程序及方法规范、印刷质量规范等方面。
西方社会媒介批评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媒介文化研究，学术界把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学理化是其鲜明的特征。对不同文化研究派别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继承的同时，研究者也继承了其批判的姿态。既然是把媒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有哪些途径，每一种途径基于什么样的假设，问什么问题，采用什么分析方法，这些问题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它也没有绝对正确的范式。除了受阶级意识的影响与制约，它也以人类社会永恒的准则为指导，包括正义、理性、道德等。国际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媒介批评范式呈现出以下两种倾向：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最早的媒介批评形式在美国被称为“报业批评”，主要侧重于对报业的伦理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逐渐走向系统化，演变为“新闻批评”，研究者的思路也在不断开阔。如今，媒介批评小到新闻报道的手法、传播内容的伦理批评，大到媒介内容的社会意义，都在其讨论的范围之列。
当前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建构仍然滞后于实践，学理化的范式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根据暨南大学刘薇的硕士论文《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思考》中的定量分析，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主要以政治标准、伦理标准、专业标准和法律标准为主。内容方面涉及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20个主题，关注到了媒介发展的宏观、中观及微观层次，其中以对媒介违反专业规范、道德规范、价值规范的行为和现象等中观层面的内容为主要诉求点。
二者的功能和价值追求不同。审读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对刚步入市场化进程的中国报业起到了重要的督促作用，但它也是一项基础性的监管手段，其功能在于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监督管理。石峰先生认为，“做好报刊审读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需要以及繁荣报刊产业的需要”。报刊审读沟通了媒体与主管部门，管理者通过报刊审读，期望报刊为社会提供持续正面、正确引导的重任。在政治导向、政策导向、思想导向、生活导向、审美导向、科学导向上为管理者服务。其社会功能表现为控制、管理和协调功能。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总结道：“放眼未来，新闻自由只能以一种可以问责的自由而继续存在。”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体的一种约束，它被赋予了专业自律的性质。美国新闻史上，媒介批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可见媒介批评也具有维护媒介权利的作用。
随着媒体自身权利的扩大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本身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独立的媒体监督机构所发挥的媒介批评角色是促进传媒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批评是为了建构。它守望媒介的价值正义，富有人文理想，力图实现社会公众对媒介的独立评判和全面监督，使新闻媒介成为社会公器。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筆者认为，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属于两个“小同大异”的概念，两者在内涵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报刊审读是在中国报刊体制下，由党和政府的宣传、出版主管部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进行批评管理的一种形式。从广义的理解来看，它可以被纳入媒介批评的研究范围，但必须注意的是，两者的关系处于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中。究竟审读的文本能否等同于媒介批评的文本应该由具体文本来确定。从狭义的理解来看，报刊审读并不能与媒介批评混为一谈。今后，随着法治的完善、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媒介与社会的发展，也许报刊审读机制会逐渐被独立运作的媒介监督机构所取代。我国的学术界也会在吸收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成果的同时，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自主创造新的理论形态，创造中国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形成中国媒介批评的流派，最终将两者各归其位。
此外，随着学界对媒介批评研究的日渐深入，审读也由于和媒介批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常常成为讨论的话题。关于审读究竟应不应该纳入媒介批评的研究范畴进行讨论，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新闻审读”与“媒介批评”这组概念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还存在争议：认为报刊审读是媒介批评的一种具体形式、认为报刊审读不能作为媒介批评的表现形式及认为报刊审读不能简单地归人媒介批评的范畴。
作为学者们的一家之言，上述看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在文献的梳理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暧昧不清或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颇引人思考。由此可见，新闻审读之于媒介批评并不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审读由报刊开始，因此，本文选择了报刊审读作为研究对象，对审读与媒介批评的相同及相异之处进行分析，最终对报刊审读是否属于媒介批评这一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相同点
刘建明先生在《媒介批评通论》中，最早开始讨论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的关系。他认为“媒介管理的批评在内涵上和报刊审读有诸多重合之处，因此宣传部门的阅评就是报刊审读”。内涵上的重合与否暂且不论，单看学界早已达成共识的、媒介批评的核心概念即“价值判断”与报刊审读的“评价意见”所具有的相通之处，即得知它缘何会被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且两者都是成文后发挥效用，很多审读文章倘若通过网络等渠道公开发表，也是质量颇高的批评文本。但是，在对“媒介批评”自身概念不明晰、理论构建尚未完成之时，即把报刊审读冠以“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名，既不够有说服力，也没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在讨论了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相同点后，笔者也对两者的不同点进行了考量。
媒介批评与报刊审读的不同点
二者的主体地位不同。审读主体与审讀客体之间的关系是行政机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审读机构有强大的支撑力量在支持。1988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对审读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1990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重庆召开首届报刊审读工作研讨会，对审读的重要性、必要性、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研讨。2001年，通过全国报刊审读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报刊审读工作的通知》的发布，审读的重点、提高审读质量的方法、建立审读的网络系统等有了明确规定。2002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对加强和改进审读工作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统一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都成立了报刊审读小组，陆续配置了一定数量的专职审读工作人员，并聘任了一批兼职审读专家，初步搭建了报刊审读网络。
2005年9月30日以前，报刊审读工作一直是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文件为指导。2005年12月1日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新修订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两个规定第一次以行政规章的形式，确立了审读在报刊管理中的地位，明确了审读工作的职责与程序。这使报刊审读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大大提升，并由于制度的确立而成为报刊管理部门依法管理报刊出版的行政依据和基本手段。
媒介批评的主体，是指从事媒介批评的个人和组织。组织体系是监督和批评媒介的制度保证。西方的媒介批评组织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行业外的批评组织、媒介行业内部的批评机构、新闻委员会及业内专业组织。由于把媒介批评视为除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和行业自律的第四种监督媒介的力量，媒介批评组织始终强调其独立性。他们所做的价值判断没有行政强制力可言。批评家群体算是媒介批评主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他们具有“文化能力”，将大众传播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其批评与见解往往会受到传媒和社会的重视，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和人们的尊重。但是他们的价值评判依然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二者的操作流程不同。“报刊审读”在操作流程上非常注重程序。一次完整的报刊审读活动的程序有以下几个步骤：接受委托一阅读样本一发现情况一初步判断一研究论证一提交报告一管理决策一审读反馈。其中管理决策即是指管理部门根据审读员提交的书面审读报告，作出相应的决策，对媒体作出相应的批评或处罚。如发现某一新闻媒介出现严重错误，如舆论导向问题、政策宣传问题等，管理部门会采取严厉的措施责其纠正，甚至处以查封、停刊的惩罚。根据石峰《大力加强报刊审读工作，更好地为监管工作服务》中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各地新闻出版局通过开展审读，对20种严重违纪违规报刊给予停办或停业整顿的处理，对100多种报刊给予了通报批评。2002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规报刊116种。2003年全国共查处违纪违规报刊161种。今年(注：2004年)上半年各地已经查处违纪违规报刊75种。”审读反馈是给予管理机构和媒体交流的机会，其主要目的在于能通过交流弥合审读和被审读之间的分歧，增进媒体对审读的理解。
媒介批评由于没有行政强制力，因此管理决策这一步骤可以忽略不计，反馈交流也不常出现。媒介批评在操作规程上没有严格的程序性，也没有过分完整的管理制度，在具体操作中，不同的媒介批评组织的模式与流程也不尽相同。学院派的批评意见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发表，韩国的媒介批评组织“韩国新闻伦理委员会”会将批评结果刊登在新闻界刊物《新闻与广 播》的“审议”专栏里；美国报纸内部设立的媒体监察员会每天听取读者投诉。有时对供职的报纸进行批评，有时则针对读者的批评进行申辩，还常就重大新闻学问题如客观性、隐私权等进行讨论。
二者的依据及侧重点不同。中国内地虽然至今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的国家法律，但由政府机构在立法部门监管下制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已较为完备，对出版物进行审读的依据就是这些行政命令。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在《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书审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审读工作的6条标准，涵盖了思想政治、出版秩序、版面综合、刊登广告、社会效益、内部管理质量等报刊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提出阶段性的审读重点与要求。依法审读是审读活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现在，报刊审读工作主要以内容导向管理为重点，围绕是否依法出版、方向是否偏离出版宗旨和编辑方针、内容是否违反出版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编校质量是否符合内容要求、刊登广告是否违反有关规定来展开。违规出版现象是报刊审读工作在日常审读活动中重点关注的内容。除内容导向外，出版规范也是审读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出版形式规范、语言文字使用规范、编校程序及方法规范、印刷质量规范等方面。
西方社会媒介批评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媒介文化研究，学术界把媒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学理化是其鲜明的特征。对不同文化研究派别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继承的同时，研究者也继承了其批判的姿态。既然是把媒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有哪些途径，每一种途径基于什么样的假设，问什么问题，采用什么分析方法，这些问题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它也没有绝对正确的范式。除了受阶级意识的影响与制约，它也以人类社会永恒的准则为指导，包括正义、理性、道德等。国际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媒介批评范式呈现出以下两种倾向：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最早的媒介批评形式在美国被称为“报业批评”，主要侧重于对报业的伦理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逐渐走向系统化，演变为“新闻批评”，研究者的思路也在不断开阔。如今，媒介批评小到新闻报道的手法、传播内容的伦理批评，大到媒介内容的社会意义，都在其讨论的范围之列。
当前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建构仍然滞后于实践，学理化的范式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根据暨南大学刘薇的硕士论文《我国媒介批评的现状与思考》中的定量分析，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主要以政治标准、伦理标准、专业标准和法律标准为主。内容方面涉及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等20个主题，关注到了媒介发展的宏观、中观及微观层次，其中以对媒介违反专业规范、道德规范、价值规范的行为和现象等中观层面的内容为主要诉求点。
二者的功能和价值追求不同。审读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对刚步入市场化进程的中国报业起到了重要的督促作用，但它也是一项基础性的监管手段，其功能在于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对新闻事业的监督管理。石峰先生认为，“做好报刊审读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需要以及繁荣报刊产业的需要”。报刊审读沟通了媒体与主管部门，管理者通过报刊审读，期望报刊为社会提供持续正面、正确引导的重任。在政治导向、政策导向、思想导向、生活导向、审美导向、科学导向上为管理者服务。其社会功能表现为控制、管理和协调功能。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总结道：“放眼未来，新闻自由只能以一种可以问责的自由而继续存在。”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体的一种约束，它被赋予了专业自律的性质。美国新闻史上，媒介批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立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可见媒介批评也具有维护媒介权利的作用。
随着媒体自身权利的扩大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本身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独立的媒体监督机构所发挥的媒介批评角色是促进传媒业健康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批评是为了建构。它守望媒介的价值正义，富有人文理想，力图实现社会公众对媒介的独立评判和全面监督，使新闻媒介成为社会公器。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筆者认为，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属于两个“小同大异”的概念，两者在内涵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报刊审读是在中国报刊体制下，由党和政府的宣传、出版主管部门、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进行批评管理的一种形式。从广义的理解来看，它可以被纳入媒介批评的研究范围，但必须注意的是，两者的关系处于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中。究竟审读的文本能否等同于媒介批评的文本应该由具体文本来确定。从狭义的理解来看，报刊审读并不能与媒介批评混为一谈。今后，随着法治的完善、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媒介与社会的发展，也许报刊审读机制会逐渐被独立运作的媒介监督机构所取代。我国的学术界也会在吸收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成果的同时，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自主创造新的理论形态，创造中国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形成中国媒介批评的流派，最终将两者各归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