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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因为后来战争不断，中共中央多次迁移，以致当时的档案原件除上报共产国际部分以外，基本都散失了，给后来党史研究工作带来很大麻烦。1956年底，杨尚昆随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曾到莫斯科档案馆查看1920年到1921年间有关中共建党的档案史料，苏联政府当即归还了一小部分档案原件。1989年苏联解体后，更多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档案被解密，为当代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文根据相关档案史料，将中共“一大”召开前后的部分经历作一简要介绍。
“一大”召开的曲折经历
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获知：经过长期的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即刻派遣马林、尼柯尔斯基来华，协助组织召开中共“一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代表7月20日前后陆续齐聚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还有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原本确定徐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家安也是党的“一大”代表，因其联络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德容被北洋政府逮捕，一年多后才获释。在此期间，徐州共产主义小组与北京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联系中断，因而错过了参加党的“一大”的机会。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根据会议议程，23日～24日，由张国焘报告筹备经过，说明会议的重要性，提出讨论问题，然后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汇报情况，成立党纲和工作决议起草委员会。 25日～26日起草文件。27日～29日讨论《党纲草案》和工作决议草案。
但就在30日晚间，有个陌生人突然闯进会议地点，随后连称走错门了即退了出去。这一突然变故，立即引起富有丰富经验的马林的高度警觉，意识到来者一定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马上分散转移到李达家里。大部分代表刚离开（李汉俊、陈公博没有走），就来了30多个法租界巡捕闯进会场。由于没发现任何证据，警告几句离去。到达李达家的代表立即商议新会址问题，最终听取了李达夫人王会晤的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开。王会晤曾在嘉兴读书，对那里很熟悉，又有熟人在那里开办游船业务，可以租船在船上开会。
嘉兴南湖离上海有一百多公里。7月31日清晨，王会悟即赶早班车提前来到嘉兴南湖，为会议继续进行做了相应的准备。其他会议代表到中午时分也陆续抵达，由于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为安全起见，后来的会议就没有让他们参加。
中共“一大”会议成立了中央工作部，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部长。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不仅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是中国人民谋求翻身解放、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开端。
“南陈北李”均未与会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为什么素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均未出席党的“一大”？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份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会议能够稍微推迟，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都可能出席。
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共产国际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合法身份已被确认，但当时还缺乏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即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共产国际指令身负重要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立即协助中共尽快召开“一大”会议。关于这一点，李达（陈独秀离开上海期间，委托李达主持上海党务工作）曾在其自传中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
党的“一大”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仍被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有任何职务，难免有些遗憾，从目前的史料记载分析，还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具体原因还有待继续探讨。
党的“一大”到底哪天结束
党的“一大”会议到底是哪天结束的？由于参考资料的来源不同，党史研究界说法也不统一，分别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和8月5日等几种不同说法。说8月5日闭会，是采用了苏俄保存下来的资料，这个日期肯定不对，因为苏俄保存的资料是党的“一大”呈报给他们的会议议程，会议原定是8月5日闭会，但上海会议中途出现了意外，会议地点转移到了嘉兴南湖，根本没有按原计划进行。至于会议又在南湖游船上开了多长时间，结合当时的老报刊史料综合分析，会期应该很短，很可能在7月31日这天当晚就已经闭会了。
据相关报刊史料记载：当年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一带突然遭受龙卷风袭击，如此天灾给当地民生带来的损失极大。据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栏刊载一则新闻可以证实：“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嘉兴突然阴云遮日，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 而当时参加南湖会议的亲历者，在后来根本无人提及此事。
“一大”代表人数之争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与会者的回忆各有出入，因而党史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遵照中央一贯说法，认为“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只是在最后加了一句“参加大会的还有包惠僧”，并在注释中说明包惠僧为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则改称有“13名代表”，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得以确认，但被冠以了“陈独秀指定”的说明。
还有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上海会议撤离后，李汉俊、陈公博并没有撤离，其他代表临时去了李达家里，决定到南湖开会，他们二人都没去。另外，何叔衡在上海会议期间也离开了会场，提前回了湖南。因此，在南湖开会的代表只有10人。次日凌晨，陈公博住所隔壁发生一起凶杀案，他联想到特务、警察前来会场搜捕的险况，不免有些后怕，就在代表们转移途中，他不辞而别地径直跑回了老家。
“一大”召开前的党员人数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党史理论界最早说法是有53人, 依据是:1921年11月,在中共
"一大"闭幕四个月后,由董必武、李汉俊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发现有多名党员的党籍都在“一大”之前。现将已基本被认定在党的“一大”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64名党员名单开列如下，以示缅怀。
上海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沈泽民、袁振英、李季、李中、陈德容、宋介、董亦湘、瞿秋白。
北京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梦雄、缪伯英（女）、范鸿劼、黄日葵、李梅羹、李骏、张太雷、朱务善、江皓、金家凤、毛一鸣。
湖北组：董必武、陈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健、刘子通、黄负生、赵子俊、张梅先、陆沉。
湖南组：毛泽东、何叔衡、萧铮。
广东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杨匏安。
山东组：王尽美、邓恩铭。
东京组：施存统、周佛海。
巴黎支部：张申府、刘清杨（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
此外，还有哈尔滨、天津、南京、徐州、成都、重庆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党员和在俄罗斯加入俄共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证据而难以认定，但他们同样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求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给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应该倍加珍惜这一光荣称号，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自觉维护党的形象，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各项任务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
“一大”召开的曲折经历
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获知：经过长期的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即刻派遣马林、尼柯尔斯基来华，协助组织召开中共“一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代表7月20日前后陆续齐聚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和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还有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原本确定徐州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家安也是党的“一大”代表，因其联络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德容被北洋政府逮捕，一年多后才获释。在此期间，徐州共产主义小组与北京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联系中断，因而错过了参加党的“一大”的机会。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根据会议议程，23日～24日，由张国焘报告筹备经过，说明会议的重要性，提出讨论问题，然后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汇报情况，成立党纲和工作决议起草委员会。 25日～26日起草文件。27日～29日讨论《党纲草案》和工作决议草案。
但就在30日晚间，有个陌生人突然闯进会议地点，随后连称走错门了即退了出去。这一突然变故，立即引起富有丰富经验的马林的高度警觉，意识到来者一定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马上分散转移到李达家里。大部分代表刚离开（李汉俊、陈公博没有走），就来了30多个法租界巡捕闯进会场。由于没发现任何证据，警告几句离去。到达李达家的代表立即商议新会址问题，最终听取了李达夫人王会晤的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开。王会晤曾在嘉兴读书，对那里很熟悉，又有熟人在那里开办游船业务，可以租船在船上开会。
嘉兴南湖离上海有一百多公里。7月31日清晨，王会悟即赶早班车提前来到嘉兴南湖，为会议继续进行做了相应的准备。其他会议代表到中午时分也陆续抵达，由于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为安全起见，后来的会议就没有让他们参加。
中共“一大”会议成立了中央工作部，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部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部长。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不仅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是中国人民谋求翻身解放、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开端。
“南陈北李”均未与会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为什么素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均未出席党的“一大”？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南陈北李”工作繁忙是肯定的，但仅以此作为他们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之后的9月份就回到了上海。所以，如果会议能够稍微推迟，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都可能出席。
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共产国际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合法身份已被确认，但当时还缺乏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即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共产国际指令身负重要使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立即协助中共尽快召开“一大”会议。关于这一点，李达（陈独秀离开上海期间，委托李达主持上海党务工作）曾在其自传中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
党的“一大”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仍被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但同样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却没有在中央有任何职务，难免有些遗憾，从目前的史料记载分析，还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具体原因还有待继续探讨。
党的“一大”到底哪天结束
党的“一大”会议到底是哪天结束的？由于参考资料的来源不同，党史研究界说法也不统一，分别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和8月5日等几种不同说法。说8月5日闭会，是采用了苏俄保存下来的资料，这个日期肯定不对，因为苏俄保存的资料是党的“一大”呈报给他们的会议议程，会议原定是8月5日闭会，但上海会议中途出现了意外，会议地点转移到了嘉兴南湖，根本没有按原计划进行。至于会议又在南湖游船上开了多长时间，结合当时的老报刊史料综合分析，会期应该很短，很可能在7月31日这天当晚就已经闭会了。
据相关报刊史料记载：当年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一带突然遭受龙卷风袭击，如此天灾给当地民生带来的损失极大。据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栏刊载一则新闻可以证实：“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嘉兴突然阴云遮日，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 而当时参加南湖会议的亲历者，在后来根本无人提及此事。
“一大”代表人数之争
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与会者的回忆各有出入，因而党史研究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遵照中央一贯说法，认为“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只是在最后加了一句“参加大会的还有包惠僧”，并在注释中说明包惠僧为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则改称有“13名代表”，包惠僧的代表身份得以确认，但被冠以了“陈独秀指定”的说明。
还有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上海会议撤离后，李汉俊、陈公博并没有撤离，其他代表临时去了李达家里，决定到南湖开会，他们二人都没去。另外，何叔衡在上海会议期间也离开了会场，提前回了湖南。因此，在南湖开会的代表只有10人。次日凌晨，陈公博住所隔壁发生一起凶杀案，他联想到特务、警察前来会场搜捕的险况，不免有些后怕，就在代表们转移途中，他不辞而别地径直跑回了老家。
“一大”召开前的党员人数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到底有多少中共党员,党史理论界最早说法是有53人, 依据是:1921年11月,在中共
"一大"闭幕四个月后,由董必武、李汉俊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发现有多名党员的党籍都在“一大”之前。现将已基本被认定在党的“一大”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64名党员名单开列如下，以示缅怀。
上海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沈泽民、袁振英、李季、李中、陈德容、宋介、董亦湘、瞿秋白。
北京组：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梦雄、缪伯英（女）、范鸿劼、黄日葵、李梅羹、李骏、张太雷、朱务善、江皓、金家凤、毛一鸣。
湖北组：董必武、陈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张国恩、赵子健、刘子通、黄负生、赵子俊、张梅先、陆沉。
湖南组：毛泽东、何叔衡、萧铮。
广东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杨匏安。
山东组：王尽美、邓恩铭。
东京组：施存统、周佛海。
巴黎支部：张申府、刘清杨（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
此外，还有哈尔滨、天津、南京、徐州、成都、重庆等共产主义小组的党员和在俄罗斯加入俄共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证据而难以认定，但他们同样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求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给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我们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应该倍加珍惜这一光荣称号，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自觉维护党的形象，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各项任务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