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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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法人犯罪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惩罚法人犯罪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意义。作者在评述否定法人犯罪观点时,强调应冲破自然人犯罪的传统理论羁绊,从法人是个社会有机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法人犯罪的特殊规律。在论证法人犯罪的概念、特征及对法人犯罪采用“两罚制”时指出,法人犯罪不同于“单位犯罪”,因后者的涵义更广泛;法人犯罪是一个主体,即法人组织体本身,而不是“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法人和自然人)”;在惩罚犯罪法人的同时之所以惩罚某些法人成员,是因为后者对法人犯罪负有重大罪责,其根据是法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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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法人犯罪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惩罚法人犯罪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重要意义。作者在评述否定法人犯罪观点时,强调应冲破自然人犯罪的传统理论羁绊,从法人是个社会有机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法人犯罪的特殊规律。在论证法人犯罪的概念、特征及对法人犯罪采用“两罚制”时指出,法人犯罪不同于“单位犯罪”,因后者的涵义更广泛;法人犯罪是一个主体,即法人组织体本身,而不是“一个犯罪,两个犯罪主体(法人和自然人)”;在惩罚犯罪法人的同时之所以惩罚某些法人成员,是因为后者对法人犯罪负有重大罪责,其根据是法人犯罪所引起的连带刑事责任。但这同罪及无辜、刑事株连制度有原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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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颁布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五四宪法首先规定了戒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戒严”(第31条第18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第40条)。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没有规定戒严。八二宪法对戒严的原则规定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第67条第20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第80条);国务院“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
<正> 近几年来,法人能否作为犯罪主体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题之一。法人犯罪肯定说与否定说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立法上究竟应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以便作出最佳的选择。虽然理论界对此问题还有争论,但从立法的趋势来看,作出惩罚法人犯罪的规定已是势在必行。本文以肯定法人犯罪为前提,探讨一下法人犯罪的立法问题。
<正> 台湾《东方杂志》1988年21卷11期刊登刘清波的长篇文章《论艾滋病之预防和法律之实用及其立法与原理》,介绍了艾滋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情况与各国纷纷采取的预防措施,现将其中与立法有关的部分摘要如下: 一、各国宪法所普遍保护的公民人身自由权、隐私权与医院及其他治疗机构对艾滋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的处理、管制、隔离权是否冲突?
<正> 伍柳村、左振声在《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民愤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其主要理由有: 1.“民愤论”没有理论上的依据。首先,按照刑事责任的原则,犯罪者只应就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刑罚严厉程度的差别,也只能从犯罪者本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中去寻找依据。犯罪者不应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加重犯罪者的刑罚的重要依据,否则,就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因此,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从根本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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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8年元月21日公布施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人民从事的事业,是一场新的革命。本文提出了一个发人思考、很有见地的观点,即:1954年宪法,是记载和保证中国的第一次革命的宪法;1982年宪法则是记载和保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宪法。时代要求宪法有变和不变两个方面。宪法的修改必须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
目前,证券立法工作已经提到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作者在本文中通过对国外、海外证券法律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和证券管理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证券立法的对策性建议。作者认为:我国证券立法应重点参照美国、日本和台湾模式;定名为“证券法”;赋予证券主管机构以广泛的职权,合理设计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关系;采用公开原则(注册制)与实质管理(核准制)相结合,适当偏重公开原则;禁止内幕人员利用内部信息从事交易;按照国际通例规范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和证券商自律组织。
<正> 1992年2月24日,《深圳特区报》在猴年新春评论之三《论敢闯》中,明确提出要“敢闯不合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8月14日和28日,《文汇报》以“不合时宜的现行法律能否突破”为题展开讨论。在此前后,一些报刊在论及改革与现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