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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炜博士的理解，“漂”一族是依靠专业技能在异地谋生的人，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艺术工作、管理工作、专业领域等。
当然这个跟知识阶层有一定关联的词特指的还是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人群，几年之后开始大行其道。如果不考虑这个时代背景，那毛泽东、鲁迅等人都是“北漂”。
“漂”是分流派的，现在能够把一把辛酸漂流史汇聚得成卷成策的大概还是三大家族——北漂、沪漂、粤漂。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漂的方向，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资源多少区分了城市的好坏，捆绑人们几十年的户口只有在这些“好”城市里才有价值，它成了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后壁垒。
中国早在先秦时就开始把人民固着于土地上，这是为了适应农耕社会的发展，在古代，除了学子和行商，很少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土离乡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民国时一度松动的人口流动，在1950年代户籍制度实行后戛然而止。
人想动，又动不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期盼，这种都市情结很少有机会能够解开，唯一的渠道就是高考恢复后的分配。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废止是漂一代肇始的土壤。这群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毕业的大学生们心中还自矜着“天之骄子”的身份，毕业后的工作安排却是满目苍茫，要么是去了不合意的地方，要么是找了不称心的工作。
最终挣扎着摆脱了可以衣食无忧的熟人网络，一卷行李一个梦奔向了大都市。
作为新的城市移民，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功动机，没有人脉、没有父母可以依赖，没有退路，移民人群要比他周围的人更加勤奋、努力。
“我能找人帮忙。”这句在熟人社会中常可听到的话在这个群体中声音小了很多。
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更需要心理上的慰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异性台租、闪婚、一夜情等，也因为他们处在城乡间的夹缝里，可以看到周末夫妻、不礼而婚、同居经年而不婚的状况的增多，伴随着漂一族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老人从外地来到城市，寄居老人、空巢家庭也在增多。
漂一代尽管实现了前人的城市梦，但他们心理的郁结更多，对他们而言，自己就像一个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脱不去那种漂泊的心境。
这种移民心态注定要伴随终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漂”的这代人没有根，为什么会这样?
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这是一种移民心态，不仅是“漂”这群人，凡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我在内，我是毕业后国家分配到这个城市里工作的，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我依然觉得我的圈子很窄，而且这圈子里没有亲属网络，都是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结识的朋友、同学，这张人脉网是很薄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都市人类学教授)：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后天一些变化的社会网络取代，在一种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普遍会产生不安定感。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这样移居到一个城市很久的人有归属感吗?
李炜：我到目前为止依然不认同我是北京人，但我也很难说是老家的人，乡音没有了，也不会回去了。
周大鸣：很难说，我1982年大学毕业留在广州，但是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湖南人，但我的孩子已經更认同广州，他已经听不懂湖南话，但会说广东话。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才算有了根?
李炜：这也很复杂。简单说，我在大学毕业时，寝室里作过一个讨论。有个同学说：我这下落户到北京，总算成北京人了。另一个同学说：我可没有觉得我是北京人，我儿子才会是北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解释：什么时候我儿子能用我的关系在这儿给他办事儿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北京人了，我没有这个资源，我在这儿没爹没妈，没得靠。
中国新闻周刊：“漂”就意味着根的断裂吗?
李炜：“根”是在农耕时代的大家族定居文化下产生的。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他们的学者很早就提出，大规模的城市化最终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造成传统大家族的肢解。比如我们现在毕业之后的求职，工业化社会是让你跟着资源走，来到资源汇聚的新城市后，你自然淡漠了和家乡那个大家族在生活上的联系。
工业社会构建核心家庭，而且工业社会的离婚率很高，因为跟流动变迁有关系。很多大学生谈着谈着恋爱到毕业时就分了，因为各奔各的资源。传统社会这种情况就非常少。
周大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流动性的增强，这种流动有空间上的流动，比如移民。有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社会阶层的流动。总体来说，社会越发达，流动性越大。流动带来信息量的增加，同时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同居的增加、婚育越来越晚、新型邻里关系的建立等等，在变化中，各种意外就比较多，与传统的环境联系也越来越少。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断裂在文化传承上会有什么影响?
李炜：“漂”的这群人是缔造都市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某个角度讲，因为这些人是异地来的，他们会为城市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
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慢慢也会淡漠，比如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它是靠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才能不断强化，言传身教之后才能传递，父母生病，你服侍在旁才会让父母觉得孝顺，你的下一辈才会照样去学。你在空间上离开了，传递自然就减弱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城市化，“漂”这群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李炜：对于城市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二产、三产进行的城市发展。比如北京现在是越来越典型以三产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职业上的分化，它需要投资者、经营者、专业的技能人员，也需要体力劳动者，形成现在的城市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整个工业化社会里面的一个枢纽般的阶层。而“漂”的这类人大部分是这个层面的人群，基本上是以管理、知识、技能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群，通常是一些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艺术人员。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城市社会里面足够的中间阶层，是橄榄形社会的中间部分。
一般来说他们提供了这个城市里的最重要的一个生态人群。而且我觉得从社会价值观上来讲这些人通常更开放，更具自主性。这个人群是知识性的，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他们的流动可以为社会带来活跃。
周大鸣：中心城市在资讯、就业机会、经济资源方面占有着中小城市和乡村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也是外地人口“漂”进中心城市的动力之一，在漂动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在城市生根发展，也有些人在大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同样也带来了大城市的信息和新的观念。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漂”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吗?
李炜：伴随着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10年，20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大约在40％。指的是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对于城市化，标准不一样，但通常城镇人口占人口的50％是国际上一般的线。这样算的话，就算我们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还要走十年，更何况我们现在40％的城市化率在很多地方还是“制造”出来的。
周大鸣：如果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这样的漂动会越来越多，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到达一定阶段，一部分人会从大城市出走，慢慢平衡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美国也曾经经历了10至20年的急速变动期，之后开始慢慢稳定，现在有正常的流动，也有形成很多世居的人群，我想中国也会有类似的过程。
当然这个跟知识阶层有一定关联的词特指的还是90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人群，几年之后开始大行其道。如果不考虑这个时代背景，那毛泽东、鲁迅等人都是“北漂”。
“漂”是分流派的，现在能够把一把辛酸漂流史汇聚得成卷成策的大概还是三大家族——北漂、沪漂、粤漂。汇聚大量资源的城市始终是漂的方向，这也是人口流动的动因。资源多少区分了城市的好坏，捆绑人们几十年的户口只有在这些“好”城市里才有价值，它成了阻碍人口流动的最后壁垒。
中国早在先秦时就开始把人民固着于土地上，这是为了适应农耕社会的发展，在古代，除了学子和行商，很少有人离开自己的故乡。离土离乡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民国时一度松动的人口流动，在1950年代户籍制度实行后戛然而止。
人想动，又动不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期盼，这种都市情结很少有机会能够解开，唯一的渠道就是高考恢复后的分配。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废止是漂一代肇始的土壤。这群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毕业的大学生们心中还自矜着“天之骄子”的身份，毕业后的工作安排却是满目苍茫，要么是去了不合意的地方，要么是找了不称心的工作。
最终挣扎着摆脱了可以衣食无忧的熟人网络，一卷行李一个梦奔向了大都市。
作为新的城市移民，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功动机，没有人脉、没有父母可以依赖，没有退路，移民人群要比他周围的人更加勤奋、努力。
“我能找人帮忙。”这句在熟人社会中常可听到的话在这个群体中声音小了很多。
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更需要心理上的慰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异性台租、闪婚、一夜情等，也因为他们处在城乡间的夹缝里，可以看到周末夫妻、不礼而婚、同居经年而不婚的状况的增多，伴随着漂一族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老人从外地来到城市，寄居老人、空巢家庭也在增多。
漂一代尽管实现了前人的城市梦，但他们心理的郁结更多，对他们而言，自己就像一个四处飘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脱不去那种漂泊的心境。
这种移民心态注定要伴随终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中国新闻周刊：都说“漂”的这代人没有根，为什么会这样?
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这是一种移民心态，不仅是“漂”这群人，凡是从一个地方移居到另一个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我在内，我是毕业后国家分配到这个城市里工作的，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我依然觉得我的圈子很窄，而且这圈子里没有亲属网络，都是自己在社会上交往结识的朋友、同学，这张人脉网是很薄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都市人类学教授)：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后天一些变化的社会网络取代，在一种剧烈的变动期，人们普遍会产生不安定感。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这样移居到一个城市很久的人有归属感吗?
李炜：我到目前为止依然不认同我是北京人，但我也很难说是老家的人，乡音没有了，也不会回去了。
周大鸣：很难说，我1982年大学毕业留在广州，但是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湖南人，但我的孩子已經更认同广州，他已经听不懂湖南话，但会说广东话。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才算有了根?
李炜：这也很复杂。简单说，我在大学毕业时，寝室里作过一个讨论。有个同学说：我这下落户到北京，总算成北京人了。另一个同学说：我可没有觉得我是北京人，我儿子才会是北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解释：什么时候我儿子能用我的关系在这儿给他办事儿了，那个时候他就是北京人了，我没有这个资源，我在这儿没爹没妈，没得靠。
中国新闻周刊：“漂”就意味着根的断裂吗?
李炜：“根”是在农耕时代的大家族定居文化下产生的。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他们的学者很早就提出，大规模的城市化最终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造成传统大家族的肢解。比如我们现在毕业之后的求职，工业化社会是让你跟着资源走，来到资源汇聚的新城市后，你自然淡漠了和家乡那个大家族在生活上的联系。
工业社会构建核心家庭，而且工业社会的离婚率很高，因为跟流动变迁有关系。很多大学生谈着谈着恋爱到毕业时就分了，因为各奔各的资源。传统社会这种情况就非常少。
周大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流动性的增强，这种流动有空间上的流动，比如移民。有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社会阶层的流动。总体来说，社会越发达，流动性越大。流动带来信息量的增加，同时产生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同居的增加、婚育越来越晚、新型邻里关系的建立等等，在变化中，各种意外就比较多，与传统的环境联系也越来越少。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断裂在文化传承上会有什么影响?
李炜：“漂”的这群人是缔造都市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某个角度讲，因为这些人是异地来的，他们会为城市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异质性。
传统文化在这种背景下慢慢也会淡漠，比如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它是靠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才能不断强化，言传身教之后才能传递，父母生病，你服侍在旁才会让父母觉得孝顺，你的下一辈才会照样去学。你在空间上离开了，传递自然就减弱了。
中国新闻周刊：对中国的城市化，“漂”这群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李炜：对于城市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目前中国基本上还是围绕着二产、三产进行的城市发展。比如北京现在是越来越典型以三产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职业上的分化，它需要投资者、经营者、专业的技能人员，也需要体力劳动者，形成现在的城市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整个工业化社会里面的一个枢纽般的阶层。而“漂”的这类人大部分是这个层面的人群，基本上是以管理、知识、技能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群，通常是一些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艺术人员。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城市社会里面足够的中间阶层，是橄榄形社会的中间部分。
一般来说他们提供了这个城市里的最重要的一个生态人群。而且我觉得从社会价值观上来讲这些人通常更开放，更具自主性。这个人群是知识性的，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能是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他们的流动可以为社会带来活跃。
周大鸣：中心城市在资讯、就业机会、经济资源方面占有着中小城市和乡村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也是外地人口“漂”进中心城市的动力之一，在漂动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在城市生根发展，也有些人在大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同样也带来了大城市的信息和新的观念。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漂”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吗?
李炜：伴随着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10年，20年。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大约在40％。指的是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对于城市化，标准不一样，但通常城镇人口占人口的50％是国际上一般的线。这样算的话，就算我们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还要走十年，更何况我们现在40％的城市化率在很多地方还是“制造”出来的。
周大鸣：如果地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这样的漂动会越来越多，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到达一定阶段，一部分人会从大城市出走，慢慢平衡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美国也曾经经历了10至20年的急速变动期，之后开始慢慢稳定，现在有正常的流动，也有形成很多世居的人群，我想中国也会有类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