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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可以亲身感知的范围，人们通过媒体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经过自我选择、带有自我态度的“拟态环境”。本文以日本灾后纪录片为例，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分析媒体通过灾后纪录片向受众构建的拟态灾难环境的特点。并且，针对由“拟态环境”造成的议程设置断层问题提出了缓解议程设置断层的方法。
关键词：灾难报道；拟态环境；纪录片
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就在《舆论》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的理论，李普曼认为，媒介成为人们认识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穿插物，由于媒介传播信息的有限性及其自身传播特点，媒介只能通过选择、加工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传给受众。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1972 年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美国学者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兰也曾指出，新闻传媒突出了一些事件、行为、群体、个人等等，使他们变得更加突出，不同的焦点问题需要不同数量、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予以关注，这些共同的焦点影响了人们将想什么或谈论什么。
媒介建构的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再现，受众感知的环境也并非现实环境本身。但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围绕着议程设置，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其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机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受众来说，他们对灾难的感知来自于的大众媒介对灾难事件的“选择性再现”。作为大众与“拟态环境”的桥梁，大众媒介可以通过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图像、音响、文字、色彩等系统符号、把关人通过议题设置或形成连续性报道的方式强化灾难，建构受众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受众对感知到的环境的反应，为受众构建出了一个基于现实灾难基础上的“拟态灾难环境”。处于“拟态灾难环境”中的受众会依据媒介提供的信息作出反应，采取行动。
通过对日本灾后纪录片《樱花与海啸》的分析，我们发现此次媒体建构的“拟态灾难环境”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弱化了灾难的破坏程度。电视区别于纸媒的一个特性是有主持人，纸媒通过文字表达报社的观点，而电视主持人通过语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对灾情话语的建构主要是通过词语的选择反映灾情的剧烈程度，所使用的词语比较中立，比如影响地区（指代的是受灾地区）、污染地区（指代的是泄露地区）等；对灾区群众的建构，经常使用幸存者的数量和受影响的灾民数量来代替具体灾民的伤亡情况，比如200位幸存者，大约49500名灾民受到影响。主持人看似冷静客观的报道，实则弱化了被地震海啸带来的灾难程度。
另一个区别于纸媒的特性是电视有画面、有剪辑。在纪录片中，最突出的是隐喻蒙太奇的运用。隐喻蒙太奇的作用就是将不同事物之间某种相似的特征突现出来，以引起观众的联想。纪录片把樱花和灾民剪辑到一起，樱花是短暂的，弱小的，但是是坚强的，美丽的。用樱花来说明灾民也会像樱花一样坚强、灿烂的生活下去，其次，纪录片中还运用了对比蒙太奇，把满目疮痍的灾区和樱花树灿烂的绽放做出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不能说没有表现现实，但是潜移默化传递出来的是樱花所代表的顽强的生命力，无形中表现了灾区人民的乐观态度，增强了信心，宽慰了民众。
二是构建重建的积极话语。纪录片中积极引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话语，表现出重建的积极态势。如“我们将会重建一个梦想中的东日本地区，我们希望新的城市规划能够变成世界的模范。”并且反思了地震海啸出现的原因，满足了公众对更深层次信息的需求。纪录片还对日本每个自治体做出了详细的民调，指导公众认识灾难及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灾害的破坏和悲痛中引入如何积极应对下一次灾害上来。并且把复杂的救助过程通过模拟画面的形式再现，直观立体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视纪录片运用议程设置，关注个人在灾难中的状态，注重灾民国民精神层面的安慰，以达到稳定社会、消除恐慌的目的。纪录片哀而不伤，没有恐怖的渲染，没有具体的受困情况，重点在于灾难发生前和救助之后的状况，没有深度挖掘具体的被困过程，不会给幸存者带来二次痛苦的回忆，减轻了灾难对群众的伤害。总的来说，纪录片的议题设置与受众的关注度大体保持一致，但也不可置否的存在断层。
议程设置断层是指主流媒体设置的议程与公众议程不符。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不能与公众议题对应，也不能引起公众的重视；另一种是一定规模的公众热议话题并没有被把关人采用。
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对于了解我们周围环境的要求。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往往就有一种迷茫的心理感觉。在突发性灾难事件面前，议程设置断层现象更是明显。纪录片倾向于对现象和后果的描述，或者对于查找原因和总结教训的后续报道，这些都是媒体想要让受众知道的，但是没有了解到受众真正想要知道的。
由于我们处于一个信息膨胀而媒介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时代，所以，想要完全解决议程设置断层的现象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断层，而利用网络媒体扩展议程设置就是一个缓解方法。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电视纪录片基本上从灾难性事件本身、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等这三个方面来报道。但是受众除了要了解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外，对其他的话题和内容受众均具有知晓的权利。这就需要媒体议题、政府议题、公众议题三方公平博弈，而在历年来的灾难报道中，政府和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公众议题却无法完全体现。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单一的信息灌输关系，受众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意愿、想了解的问题等，媒体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利用其信息的海量性和互动性，增加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机会。通过对论坛、博客的建设，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在与公众的互動中展现事件的不同侧面，使受众从多角度了解更多信息，尽量接近客观真实。从网络论坛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受众关心的内容有人员死亡、国家检测地震技术、自身所处地是否安全、灾民如何安置、灾民目前状况等，对于突发性灾难事故，他们除了关心灾难情况还有事故发生原因、后续措施等，有些互动的帖子虽然思想稍有偏激，但是大多发出了理性的声音。媒体利用网络扩展议题的同时，可以通过论坛和博客，适当设定话题，让受众参与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形成多元的意见。如311地震两周年之际，新浪微博中就以“311地震两周年祭”设定了话题，在话题的引导下，各位网友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网友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未被公开的事实和不同的意见呈现在受众面前，使其得以博弈校正，大大加强了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为削弱了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刘勇.《深度报道采访与写作》[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2]王艺臻.《基于“拟态环境”看央视冬奥会报道》[J].青年记者
[3]李志坚.《日本NHK的灾难新闻报道》http：//dshyj.cctv.com/20080723/105866.shtml.
[4]周烨.《中日媒体地震新闻报道之比较》[J].新闻与传播研究
[5]安辕：《日本大地震后的反思》http：//bbs.zg163.net/bbs/read-htmtid-1920643-ordertype-asc.html
作者简介
张扬（1990.12—），女，山东省济南市人，济南市文化馆助理馆员
（作者单位：济南市文化馆）
关键词：灾难报道；拟态环境；纪录片
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就在《舆论》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的理论，李普曼认为，媒介成为人们认识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穿插物，由于媒介传播信息的有限性及其自身传播特点，媒介只能通过选择、加工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传给受众。麦库姆斯和肖通过实证研究，1972 年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美国学者库尔特.兰和格拉迪斯.兰也曾指出，新闻传媒突出了一些事件、行为、群体、个人等等，使他们变得更加突出，不同的焦点问题需要不同数量、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予以关注，这些共同的焦点影响了人们将想什么或谈论什么。
媒介建构的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再现，受众感知的环境也并非现实环境本身。但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围绕着议程设置，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其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机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受众来说，他们对灾难的感知来自于的大众媒介对灾难事件的“选择性再现”。作为大众与“拟态环境”的桥梁，大众媒介可以通过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图像、音响、文字、色彩等系统符号、把关人通过议题设置或形成连续性报道的方式强化灾难，建构受众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受众对感知到的环境的反应，为受众构建出了一个基于现实灾难基础上的“拟态灾难环境”。处于“拟态灾难环境”中的受众会依据媒介提供的信息作出反应，采取行动。
通过对日本灾后纪录片《樱花与海啸》的分析，我们发现此次媒体建构的“拟态灾难环境”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弱化了灾难的破坏程度。电视区别于纸媒的一个特性是有主持人，纸媒通过文字表达报社的观点，而电视主持人通过语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对灾情话语的建构主要是通过词语的选择反映灾情的剧烈程度，所使用的词语比较中立，比如影响地区（指代的是受灾地区）、污染地区（指代的是泄露地区）等；对灾区群众的建构，经常使用幸存者的数量和受影响的灾民数量来代替具体灾民的伤亡情况，比如200位幸存者，大约49500名灾民受到影响。主持人看似冷静客观的报道，实则弱化了被地震海啸带来的灾难程度。
另一个区别于纸媒的特性是电视有画面、有剪辑。在纪录片中，最突出的是隐喻蒙太奇的运用。隐喻蒙太奇的作用就是将不同事物之间某种相似的特征突现出来，以引起观众的联想。纪录片把樱花和灾民剪辑到一起，樱花是短暂的，弱小的，但是是坚强的，美丽的。用樱花来说明灾民也会像樱花一样坚强、灿烂的生活下去，其次，纪录片中还运用了对比蒙太奇，把满目疮痍的灾区和樱花树灿烂的绽放做出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不能说没有表现现实，但是潜移默化传递出来的是樱花所代表的顽强的生命力，无形中表现了灾区人民的乐观态度，增强了信心，宽慰了民众。
二是构建重建的积极话语。纪录片中积极引用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话语，表现出重建的积极态势。如“我们将会重建一个梦想中的东日本地区，我们希望新的城市规划能够变成世界的模范。”并且反思了地震海啸出现的原因，满足了公众对更深层次信息的需求。纪录片还对日本每个自治体做出了详细的民调，指导公众认识灾难及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灾害的破坏和悲痛中引入如何积极应对下一次灾害上来。并且把复杂的救助过程通过模拟画面的形式再现，直观立体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视纪录片运用议程设置，关注个人在灾难中的状态，注重灾民国民精神层面的安慰，以达到稳定社会、消除恐慌的目的。纪录片哀而不伤，没有恐怖的渲染，没有具体的受困情况，重点在于灾难发生前和救助之后的状况，没有深度挖掘具体的被困过程，不会给幸存者带来二次痛苦的回忆，减轻了灾难对群众的伤害。总的来说，纪录片的议题设置与受众的关注度大体保持一致，但也不可置否的存在断层。
议程设置断层是指主流媒体设置的议程与公众议程不符。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不能与公众议题对应，也不能引起公众的重视；另一种是一定规模的公众热议话题并没有被把关人采用。
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对于了解我们周围环境的要求。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往往就有一种迷茫的心理感觉。在突发性灾难事件面前，议程设置断层现象更是明显。纪录片倾向于对现象和后果的描述，或者对于查找原因和总结教训的后续报道，这些都是媒体想要让受众知道的，但是没有了解到受众真正想要知道的。
由于我们处于一个信息膨胀而媒介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时代，所以，想要完全解决议程设置断层的现象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断层，而利用网络媒体扩展议程设置就是一个缓解方法。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电视纪录片基本上从灾难性事件本身、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等这三个方面来报道。但是受众除了要了解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外，对其他的话题和内容受众均具有知晓的权利。这就需要媒体议题、政府议题、公众议题三方公平博弈，而在历年来的灾难报道中，政府和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公众议题却无法完全体现。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单一的信息灌输关系，受众可以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意愿、想了解的问题等，媒体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利用其信息的海量性和互动性，增加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机会。通过对论坛、博客的建设，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在与公众的互動中展现事件的不同侧面，使受众从多角度了解更多信息，尽量接近客观真实。从网络论坛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受众关心的内容有人员死亡、国家检测地震技术、自身所处地是否安全、灾民如何安置、灾民目前状况等，对于突发性灾难事故，他们除了关心灾难情况还有事故发生原因、后续措施等，有些互动的帖子虽然思想稍有偏激，但是大多发出了理性的声音。媒体利用网络扩展议题的同时，可以通过论坛和博客，适当设定话题，让受众参与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形成多元的意见。如311地震两周年之际，新浪微博中就以“311地震两周年祭”设定了话题，在话题的引导下，各位网友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网友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未被公开的事实和不同的意见呈现在受众面前，使其得以博弈校正，大大加强了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为削弱了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刘勇.《深度报道采访与写作》[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2]王艺臻.《基于“拟态环境”看央视冬奥会报道》[J].青年记者
[3]李志坚.《日本NHK的灾难新闻报道》http：//dshyj.cctv.com/20080723/105866.shtml.
[4]周烨.《中日媒体地震新闻报道之比较》[J].新闻与传播研究
[5]安辕：《日本大地震后的反思》http：//bbs.zg163.net/bbs/read-htmtid-1920643-ordertype-asc.html
作者简介
张扬（1990.12—），女，山东省济南市人，济南市文化馆助理馆员
（作者单位：济南市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