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文字，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它好，一时却又说不出好在哪里。
　　一次，我在老舍先生的《我怎样学习语言》中读到一句话：“我无论写什么，我总是希望能够充分地信赖大白话。”当下便想，若论“写大白话”，汪曾祺可算一位好手。
　　在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艺名著后，老舍先生——这位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确认“世界上最好的著作，差不多也就是文字清浅简练的著作” 。于是我想，是了，“清浅简练”正是汪老文字的魅力。他的作品，是称得起这四个字的。
　　不说《人间草木》的诗意和情味，也不说《四方食事》的乐生和洒脱，我要说的，是一本写人的散文集子《一辈古人》。这本集子中收录的作品，算不上汪曾祺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代表汪氏散文的精髓，却一样地清新隽永，深得我的喜爱。
　　一个随遇而安、独居闹市的老人，在汪老的眼中成了一个活庄子。“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这样的文字，不拘不纵，亲切温和如家常聊天，又精致细腻如小桥流水，读之常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他写一个傻子，并没有将他描写得多么不堪，他这样说：“两只小圆眼，鼻梁很低，几乎没有。”多么洗练省净，无以复简。“他一天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真是绝了，这几个字，不多不少，意思恰好。我仿佛看见那个人，那个孤单又落寞的傻八子就在我的前方踽踽独行，而他的脚步似乎都有了节奏感。他问这傻子：“你怎么不结婚？”傻子用手指指自己的太阳穴：“这儿，坏啦！”可见这个傻子也不是什么都不明白的。每读至此，我都没来由地为他感到一丝心酸，知道自己是傻子，比不知道自己是傻子，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汪老如是说：“金先生有一次给人讲课，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寥寥几笔，金先生朴实风趣、个性鲜明的形象如在眼前。
　　汪先生说：“说实话而能使人笑，才是一个真正的丑角。”我以为然也。他写京剧名优贯盛吉，说他是个“冷面小丑”，不但在舞台上逗人乐，在生活中也是那么逗，临死了，还逗。
　　——贯盛吉病了好长时间，家里人知道他的病不治了，就为他准备好了后事，买好了寿衣。他有一天叫家里人给他穿戴起来，都穿齐全了，说：“给我拿个镜子来。”他照照镜子：“唔，就这德行呀！”这份“视死如睡”的洒脱，多么让人敬佩和叹息，这样的胸怀，能与比肩者，又有几人乎？又有一天，他很不好了，家里忙着，怕他今天过不去，他却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别忙。今儿我不走。今儿外面下雨，我没有伞。”这一段文字，浑然天成而又下笔成趣，明明是家常闲话，由他写来，却平添了许多妙不可言的韵味。
　　汪老的文字，以白描见长，既有废名的朴讷、洗练，又师承沈从文的清空、明净，自成一种简峭利落的风格。“散而庄，澹而腴”正是汪曾祺作品的真味。
　　他说起父亲，语气平静：“他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倒像是在说别人的父亲。他说：“父亲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父亲懒到什么地步？“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贴了一个红签。有一次，我的继母提醒他：‘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真是让人哑然失笑。人云：写一人既肖一人口吻，真是没错！人既死了，自然不用再急着画画了，连言外之意都不想多说，其人之懒可见一斑。这短短一句，不着痕迹却可堪玩味，一个本性散淡、笃定的懒父亲呼之欲出。
　　我总以为，汪氏恬淡冲和的文风，和他通达、率真、自然的性格有关。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自称：“为人无争，性情通达。”而他这种通达的性情，又似乎深受其父的影响。
　　他说：“父亲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这样的文字，不由让人会心一笑，这可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了，想必他很受用于这样可亲的父爱，因为语气中流露出一丝得意。
　　汪老的散文，似乎并无多么深刻的思想，但这率真的品性读来尤为动人。
　　他写父亲画画得好，却并不在他的画法、画技上费多少笔墨，只举一例，却当得上大巧无工：“扬州有菊花名种‘晓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晓色’很空灵，不好捉摸。他画成了，我一看，是晓色！”这一节，清新脱俗、简净优美，父亲不凡的画功跃然纸上，真是妙极！细细咀嚼，不由颔首——这一朵“晓色”，真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矣。
　　汪曾祺的文字，融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于一体，可亲可感、自成一格。王安忆曾说：“汪曾祺的文字，可以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此言于我，亦心有戚戚焉。他的《花园》《旧病杂忆》《泡茶馆》《晚年》《大妈们》无不如是。
　　汪老似乎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他说：“人不可以太倔强，活在世界上，一方面需要认真，有时候只能无所谓。”这多么让人感叹。说起理发这种生活小事，汪先生也是娓娓道来，他自称自己对理发一事常常妥协，随便一个理发店，钻进去就是。“理发师问起这个那个，我只说‘随你’！忍心把一个头交给他了”。这样的句子，以简胜繁，朴素中含有至味，可谓是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淡。
　　他有一颗睿智的心灵，善于感知并捕捉人物的“神”。他写一个毫无生气的堂倌，不用辞藻、逸笔草草，却神形具备，如在眼前：“他看到别人笑，别人丧气，他毫无表情。他的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客人点菜，说什么他都是那么一个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带感情的‘唔’。我们叫了水饺，他也唔。等了半天，水饺不见来，我们叫他：‘水饺呢？’‘没有水饺。’‘那你不说？’‘我对不起你！’他的方脸上一点不走样，眼睛里仍是空漠漠的。”多么精妙、传神的描写，简简几笔，神韵全出，这个呆头呆脑的堂倌已然立在你的面前。这一节，无字处亦成妙境，行文全无机栝，却轻盈流丽、妙到毫颠。 　　我时常纳闷，为什么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到了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思来想去，盖因其真正做到了“高僧只说平常话”。
　　汪老学贯中西，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更深受古典文学如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影响，但他却从不在文章中卖弄学识、堆砌词藻，他只说家常话、大白话、大实话。也因此，他的语言不但亲民、接地气、鲜活和富有生机，而且简丰有味，炉火纯青，令人回味不已。
　　他写西南联大教授唐立厂先生讲词选：“‘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一首《花间集》就算讲完了。学生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从他的做梦一样的声音和神情中，体会到了温飞卿此词之美了。讲是不讲，不讲是讲。”如此特别的讲课，真令人绝倒！有道是“风流不在谈锋健，袖手无言味最长”。就欣赏文艺作品而言，一千个人或有一千种看法，又或许千言万语不如莫言。许多时候，喜欢一件物、一个人、一篇字，或许，你只须道一声“真好！”便已足矣。
　　在《自报家门》中，汪曾祺如此自陈他所向往的文章风格：“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汪老还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他谈到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我以为，汪先生的文字，亦可作如是观。
　　《一辈古人》大都写人，不但描绘了汪老的童年旧事、父母师长、也有他所见所闻的高人雅士、市井人物，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汪老的生活是平民化的。他热爱美食，热爱生活，自称生平三件乐事是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也因此，他对自己笔下的芸芸众生，总怀有着一种亲切、温情、包容的审视。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绝无卑贱猥琐、庸俗可厌的市侩之相，而是由内向外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高自赏的古意。
　　汪老晚年的文风已臻老境，行文天真质朴，不事雕琢，疏朗洁净。以薄霜微寒的况味，胜过繁花似锦的绚烂，可谓洗尽世间的铅华。
　　1987年，汪老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时，拗不过作家出版社的再三邀约，时年六十七岁的汪曾祺无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地给自己写了一则广告语：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虽是几笔勾勒，却称得上言简意赅、风致楚楚、沁人心脾。
　　初读此文，我便清慕不已。尤觉“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几句甚妙。菜食何味最胜？当“春韭秋菘”是也。
　　评价自家的文字，能落落大方、不矜持作态已属不易，最难得是以美食论之，堪称俗极至雅，其味津津。
　　汪老为人，一向如稚子野童、意气少年，这真是夫子自况仍是老饕面目，年届古稀却犹存赤子之心。
　　善哉！人间至情，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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