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自古分南北。或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或是“关西汉铁板铜琶”，不能判孰优孰劣，只能说风味各有不同。像张伟生这样的文人书家，毫无疑问，应算是南派文人的典型。
　　每每论起南北文人的风格，我总会想起鲁迅先生有一篇《北人与南人》的妙文，他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紧接着，先生又借用顾炎武的一句话说南北文人的状态，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觉得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八个字概括得非常有意思，它将南方文人的澹然随意、闲雅旷达、自由散漫、机智狡狯的性格特点，通过另一种假象描绘出来。虽说是批评，但我却从中读出了一丝赞许。
　　祖籍苏州生长于上海的书法家张伟生，可以说就是十足的南方文人。与之相识二十多年来，他的低调谦和、从容儒雅一直为圈内人所称道。近些年来，我们时常也有一些聚会，譬如在参加市书协的一些活动中，或是圈内好友如陆康先生的召集等，但文人相聚，无非也就是东拉西扯，闲谈为主，而所谓的一本正经地谈艺论道，还真不多。因此，虽不至于“群居终日”，而所谓的“言不及义”，倒也属实。在闲聊中的张伟生，通常只是微笑倾听，就我所见，他似乎从不发豪言壮语，不论是餐前还是酒后；偶尔当然也娓娓而谈，但也从不会独占话头。而当有的朋友豪情四溢、滔滔不绝时，他或许会一旁冷不防地给你一句，恰如其分，幽默开怀。我想，有的文人就是这样，也许整天都没有一句正经的，但偶尔有一句“及义”了，恰恰就点中了你的要穴。
　　沪上一大批活跃知名的书画家，老一辈的暂且不论，如果仅从“文革”后开始“论资排辈”的话，周慧珺、韩天衡等应是第一代，而像张伟生这样的就算是第二代了。这第二代书家，如今都应是“奔六”的年华，若要放在民国以前，都应属“老翁”级的书法家了，但就今天来说，这年龄段正是书艺的成熟期，创作的黄金期。所以说“奔六”年华，基本也就等于是艺术家的“花样年华”，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往往会有前所未有的体悟与老到，也会有后所不及的自然与畅达。应该说，张伟生在这一辈的书家中也是一位佼佼者了。他的书法，气格清新，章法雅逸，楷书从晋唐入手，笔致紧密，气韵生动，骨丰肉匀如绵里裹铁；而其隶书则主要学石门颂，线条生拙，朴茂苍霭，在书写节奏上从容不迫，平淡中见生气。当然，最为强项的，还是他的行草书，其行草虽脱胎于二王，但于宋元明清的一些文人尺牍中，也汲取相当的养分，从而形成他恬淡静穆、温文尔雅一路的个人面目。创作行草书时，无论是八尺中堂还是盈幅扇面，或是对联、手卷等，他都能潇洒落笔，轻松驾驭。或轻圆流润、姿荣秀出；或跳跃奔腾、超逸自然。然而，伟生书法即便是酒酣耳热后的任意挥洒，总也有他雅逸一路的书卷气在，即所谓“书如其人”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是看不到那种夺人眼球的笔墨和夸张变形的线条，因为一件艺术作品，如果仅仅以刻意的外在表现为首要目的，那一定会趋于单薄而肤浅。对此张伟生不以为然，他讲究的艺术是作者心灵本色的自然流露，是心手合契的产物，是作者文化修养和才艺审美的综合体现。因此他所崇尚的肯定不是作品外在的招式，而是作品整体的气度，书法内在的厚度以及外在所看不见的深度。
　　眼下许多书法家，在笔墨的创作上往往当仁不让、一骑绝尘，而在书学理论的学习上却漠不关心、不闻不问，此实乃治艺之大忌。莫不知书画之道，若没有学问书卷的底气，创作上哪怕再怎样的“一骑绝尘”，终归还是走不远。长期身处书画出版工作中的张伟生深谙个中道理，所以，在书画创作的同时，他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习，并不断地埋首著述，几年来，他撰写出版了《宋元书法》、《上海百年文化史·书法卷》、《笔有千钧任翕张》等多种书学理论著作，尤其是对宋元明以来沪渎一带的书法人物及书法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考察，爬梳整理，写下了数十篇专题论文，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说起探究书学理论的兴趣，张伟生常常回忆起当年和业师韩天衡的一段故事：那时韩先生为了编撰《历代中国篆刻论文选》而暂住杭州西泠印社，而张伟生每到双休日一早，便独自乘着火车赶到西泠印社，陪着老师或查阅资料或抄写卡片，闲时聊聊天，而星期天的晚上，再乘火车返回，因第二天还要上班。如此坚持了多时，既培养了自己注重理论学习的观念，也从老师的身上，学到了一套平时难以学得的治学经验。
　　张伟生在一篇《治艺断想》的文中，将书法艺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基础学习乃至笔墨技法；第二则是自我风格的创作和完善。他写道：“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囿于字内功夫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致力于字外功夫，它要靠艺术家的观念、性情、胸次和功力等去化古为今、化人为己。这是一个何等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诚然，这过程虽是漫长而艰苦，但我想，相对于伟生这样长期注重书学理论和书卷学养的书法家而言，其实这段“漫长的艰苦”历练了大半，这正如王静安所谓的“衣带渐宽”这一境已经过了，接下的境界就是等待你“蓦然回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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