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释慧皎的《高僧传》是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体例完整、材料翔实的佛教高僧传记集,它常被用作研究早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史料,也被视为文学作品,其文学性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其蕴含的文艺观念长期受到忽略。《高僧传》本身是一部成熟优秀的佛教传记文学作品,吸取了印度佛教传记和中国传记的写作传统,是慧皎博采众方传记写作观念的呈现;《高僧传》提出的传主选择标准,亦即是人物品评标准,也为后世僧传所认可和沿用。同时,《高僧传》中保留了僧人从事文艺活动、对文艺观念进行探讨的内容,更记载了慧皎对于传记写作、人物品评、文艺创作和鉴赏等等方面的论述。总而言之,不管从《高僧传》的编撰,还是从《高僧传》的内容来看,《高僧传》的文艺观念都有研究的可能和价值。本文对《高僧传》文艺观念的考察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层面为第一、第二章,从传记创作的角度对《高僧传》这部传记作品进行研究。第一章分析作为整合前人之作而成的《高僧传》所吸取的印度佛教传记、中国史传、中国僧传的传记写作观念,随后在第二章中探讨《高僧传》的传主选取标准,亦即慧皎借《高僧传》的编撰所提出的人物品评标准的内涵。第二层面为第三、四章,主要围绕《高僧传》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分析包括僧人传记和慧皎的论中呈现出来的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念和重视“善巧方便”的文艺创作观念。第三层面为第五章,不仅局限于《高僧传》的创作及其对具体文艺活动相关的理念,而将关注点放在《高僧传》所记载的主体——高僧身上,讨论出家僧人这一群体展现出来的将生活艺术化的生命观念。本文按照这三个层面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高僧传》的传记写作观念。印度佛教有叙述释迦牟尼佛生平事迹的传统,而后发展成为释迦牟尼佛和佛教僧人写作传记的喜好。印度佛教人物传记写作的目的在于弘扬佛法,推动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故而对传主形象的记录往往是正面的,甚至会在传记中加入一些神异描写,往往神化传主形象,中国佛教传记的写作也受到这些特征的影响。中国最早的传记作品体裁是史传,源于史书中记人的部分,因此中国的传记写作对真实性有很高的要求,在写作中常常使用“互见法”,在维护传主正面形象的同时保证述史的真实性,这种方法也被《高僧传》吸收并加以改进。《高僧传》在内容和谋篇布局上都借鉴了前人所作的僧人传记作品,记录的僧人更多更全,同时在命名上以“高僧传”代替“名僧传”,提出了重视人的内在实质而非外在名声的人物品评标准。第二章:《高僧传》的人物品评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控制力降低,佛教思想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得以发展。面对佛教这一外来文化,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在中国之外的异域可能存在着并不亚于中国本土的“真理”,并开始接受佛教带来的思想观念,对人存在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愿意将生命用于修习佛法,致力于推动佛教的发展。作为佛教信徒的慧皎以“高”作为僧人的品评标准,实际上强调的是僧人为佛教发展作出贡献的“功德之高”,了解这个标准的内涵可以更好地解读《高僧传》的编撰,也有利于解读后世以《高僧传》为范式创作的一系列僧传作品的佛教人物品评观念。以功德的高低评价僧人的高低,实际上强调的是僧人弘法能力的高低,在《高僧传》中,影响僧人弘法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体现为般若与善巧方便两种“智慧”,前者强调高僧自我对佛法的掌握,后者强调于高僧向他人传法的方法和手段。第三章:《高僧传》的审美观念。魏晋的佛经翻译常借鉴道家的术语,《般若经》系统中常用“自然”一词代替“空”,丰富了“自然”一词的内蕴。佛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要想获得解脱,则需要以般若智慧观照空,即是以般观照自然,在这个观念影响下,人们开始将自然视作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在对大自然的审美中,大自然原生的、不加雕琢的状态也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喜好也转移到对建筑、雕像甚至人物外貌气质的审美中。又《习禅》一科记载高僧通过在自然山水中习禅获得神通能力,这些神通能力是被涵盖在《神异》一科中的神异能力中的,意味着通过修习禅法,可以获得部分神异能力。拥有神异能力的高僧对自然的崇尚极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尤其是对人们表现出来的不加掩饰、真实自然的仪态气质的欣赏。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神异》一科记载的僧人中,有近半高僧以长相丑陋、不修边幅、言行怪异、不守戒律等等形象出现,与其他科中僧人表现出来庄严美丽的形象大相径庭。对外形不加修饰,对言行不加约束,搭配戒律,在本质上来说谁符合人的本性的,是“自然”状态的一种表现。第四章:《高僧传》的文艺创作观念。佛教文艺创作的重要目的在于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佛法高深难以理解,这就要求弘法僧人在传法过程中做到“善巧方便”,根据受众的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佛教常以文学艺术作品为手段进行传法,善巧方便体现在文艺创作中,则表现为对于读者（接受者）的重视。作者通过文艺作品将佛法传达给读者（接受者）,暗含着在佛教文艺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作者比读者更为高明的逻辑。由于佛法高深不可说,在佛教语境下,“意”是永远不可能用任何方式表达和穷尽的,言自然也不可能达佛法之意,出于善巧方便的要求,言的使用是很灵活的,因而《高僧传》中呈现出来的言意关系往往也是多样化的。“善巧方便”也决定了佛教对出于弘法需要的经典的改编,在态度是比较宽松的,同时也鼓励用其他艺术形式对经典进行改编和演绎,如《经师》和《唱导》两科中记录的梵呗演唱与登台讲法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在表演时常常表现得哀婉深情,以唤起听众情感的共鸣,将佛法传播寓于情感渲染之中。第五章:《高僧传》的生命观念。佛教僧人接受了佛教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出家是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人生观,这些观念影响下的生活方式是有别于世俗,表现出生活艺术化的特质的。佛教主张六道轮回,认为人死后神灵不灭,能够以另一种生命形式（或是鬼神,或是动物等）存在,为中国人提供了生死观念的新解读。由于生命在六道中轮转,人和其他生命形式的身份是可能互换的。即使是已经修成佛果、跳出六界轮回之外的佛,也曾经以其他生命形式出现,从这个层面上说人和佛以及和其他有情众生是平等的。僧人出家意味着对俗世的彻底背离,抛弃儿子和臣子的身份,不履行世俗要求的子对父、臣对君的义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束缚,可以解读为一种带有行为艺术意味的弑父活动,反权威的抗争。在这种抗争中,高僧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在自由之后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无功利、有深刻生命连接的社会关系:知音之交。轮回观带来的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高僧传》中甚至出现了美化死亡的描写。对死亡的焦虑减轻之后,高僧对生命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更热衷于将生命的意义与对佛法的理解和传播联系在一起。“出家人”的身份与佛教戒律可以使得高僧免于世俗社会和义务的干扰,在它们的保护之下,高僧得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自我认知上,在其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也完成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