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Water和Ugelow提出著名的“污染避难所”理论假说以来，污染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地缘现象一直是学术领域与政府决策机构的关注焦点。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周期理论与生态经济理论均在比较优势内核的基础上，将环境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中，在解释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势差驱动污染产业转移和激发企业的“环境寻求”（environmental-sourcing）行为机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已有的污染产业转移理论与实证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利益与投资利益，对中国所处的垂直化专业化分工背景认识不足，忽略了以中间产品投入为载体污染产业“隐性”转移机制。与此同时，鉴于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已受到各界人士认同，碳排放的区域转移问题对传统污染产业转移研究领域也提出了新的课题，而系统地分析低碳背景下污染产业转移相关问题的研究还鲜有涉足。经验性直觉越来越多地告诉我们：在多轮气候谈判开展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争取主动地位、公平合理地承担国际气候责任，除了关注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与历史碳排放量以外，隐含碳排放转移问题也必须重视。强大的现实需求促使学界为其注入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证经验。为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统计核算与实证研究，探寻以中间产品贸易为渠道的污染“隐性”转移机制。这项研究将不仅拓宽传统污染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而且为决策机构明确国际间、区域间气候生态责任、分配合理的碳减排指标、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本文在系统综述和比较分析经典污染产业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有别于传统理论中定义的污染企业整体外迁式的“显性”污染转移，以国际垂直化分工背景为新的切入点，将中间产品流动在污染产业转移中的隐形载体作用纳入melitz（2003）厂商投资与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生产成本产生的比较优势，阐明“隐蔽型”污染产业转移的微观发生机制，并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环境寻求行为，对污染避难所现象做一个更客观、全面的理论阐述。通过理论推导证明：在全球垂直化分工不断演化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环境控制成本差异引致的比较优势会使污染密集型生产环节从环保标准高的地区转移到环保标准低的地区，并依托污染密集型中间产品进口对本国肮脏生产工序进行替代，产生“隐性”污染避难所效应，尤其是资本密集度大的企业发生“隐性”污染转移的可能性更大。依据理论中分析的中间产品流动在污染产业转移中的隐形载体作用，本文从中间产品投入的视角重新定义产业转移的概念，依托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核算对我国国际和区际尺度上碳排放转移的整体格局进行可视化处理。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OECD国之间碳排放转移的载体产业是多元化的，中国承接的产业中既有碳排放系数较高的污染型产业，也有清洁型产业。总体上，国际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外逃的方式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碳排放，中国在国际碳排放转移中显示出较强的收入效应，形成了“国外消费、国内污染”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对我国区际碳排放转移的分析结果表明：八大区域间的碳排放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失衡，区域碳排放转移格局呈现出“北移”与“西进”的态势。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区域产业转移中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避难所”，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是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转出地。鉴于国际与区域间大规模的碳转移排放格局，本文尝试检验理论分析中的污染转移机制，即对环境规制引致的“隐性”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由于国际尺度与区域尺度样本数据可得性的差异，在国际尺度上，本文选用连续性应变量和联立方程模型，对FDI路径下的“隐性”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经验分析。在中国区域尺度上，本文选择新建企业选址的离散型因变量和单方程模型考察区域环境规制差异下的“隐性”碳污染避难所效应。实证分析中均采用“出口中间品碳排放”和“资本密度”两个指标对样本做分类处理。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整体外迁式的“显性”污染避难所效应，而对出口中间产品高排放组别的检验结果让我们获取了“隐性”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经验证据，说明国际产业转移路径下以中间产品为载体的“隐性”污染转移是存在的。以资本密度作为指标对行业分组，研究结论证实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产业环境寻求的动机更强，更有可能产生“隐性”污染避难所效应。另一方面，区际产业转移中Poisson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隐性”和“显性”碳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共同存在，研究结论同样证实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产业更有可能产生“隐性”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国际与区际尺度的产业转移都印证了理论分析中的两个主要结论。进一步对比外资与内资新建企业选址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更容易导致一些对环境成本较为敏感的内资企业整体迁移，起到“防火墙”的作用，而外资企业却更善于通过污染密集型中间品的替代作用将碳排放隐蔽地转移出去。鉴于我国碳排放转移的基本格局以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现实状况，本文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就环境规制级差下我国各地区碳排放的成本差异进行情景范式下的分析，并以情景式分析的结论为依据，提出适宜区域协调与低碳化发展的碳规制级差梯度设定。研究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采用严格环境规制政策；中西部地区采用一般性环境规制。在环境规制级差下，碳排放由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格局是最合理和高效率的，政府决策机构可利用适宜的环境级差设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与区域低碳化发展。最后，基于理论分析、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本文就如何合理引导区域低碳化发展、实现产业有序转移、争取国际气候谈判主动权等方面的影响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以精确核算碳排放转移量为突破口，积极争取国际气候谈判主动地位，构建公平的碳减排责任分担指标体系，积极争取国际资金补偿和节能技术援助；分类别监管节能减排的“关键性”行业，以中间产品碳排放为基础，密切关注“隐性”污染转移；提高门槛，重点监管碳排放系数高的传统污染型行业；加强内、外资分类监管；多渠道提升环境生产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包括鼓励本土企业以污染密集型中间产品实施进口替代、以清洁产业的技术溢出，提升环境生产技术水平、鼓励发展清洁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设定适宜的区域环境规制级差，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构建区域碳转移标准核算制度，合理分配区域减排指标，建立区域碳转移的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