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建设是国家重要战略，作为健康中国规划主要指标“健康素养”的核心部分，健康信息素养受到广泛关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飞速发展，导致全球健康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智能化以及复杂化，居民接触健康信息的渠道、使用健康信息的行为，以及对健康信息的态度均发生了改变，这就使国家对于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媒介社会化和健康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本文使用Wister健康素养影响因素模型、详尽可能性理论两个理论视角，利用2020年宜昌市民媒介使用与健康信息素养抽样调查数据，旨在研究媒介因素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以期为市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提升提供参考。
　　本文构建了媒介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回归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列联表交叉分析、相关分析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深入探讨了媒介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当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民族、职业、自评经济紧张状况、自评健康状况和慢性病患病状况这8个变量后，媒介使用类型、媒介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媒介卷入中的内部认知卷入度、媒介满意度和媒介信任度这5个自变量显著影响市民的健康信息素养。具体来看，市民越是倾向于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获取健康信息，他们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就越高；高水平的媒介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和内部认知卷入度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对从电视获得的健康信息满意度越高、对从互联网和专业医疗人员获得的健康信息信任度越高，市民的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也越高。同时，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受教育水平、自评经济紧张状况这3个变量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年轻、受教育水平高、自评经济状况较好的市民更有可能具备充足的健康信息素养。由此可见，加强健康信息获取媒介渠道的建设，提高市民媒介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增强市民使用媒介时的内部认知卷入度，提升市民的媒介满意度以及信任度，有利于市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上升，实现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其一，构建了媒介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影响的回归模型，引入媒介卷入度量表，为媒介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其二，运用了Wister健康素养影响因素模型、详尽可能性理论等理论视角，深入具体地探讨和分析了媒介使用类型、媒介健康信息获取主动性、媒介卷入中的内部认知卷入度、媒介满意度和媒介信任度对市民健康信息素养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