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各国及地区资本市场开始了迈向金融国际化与自由化的脚步,包括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体纷纷进行金融改革实践。我国台湾地区乘着时代浪潮确立了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了融资市场的开放进程,相关法律规制也日渐成型。台湾证券市场规模较小,投资者又以散户居多,如何维系吸引境外企业与保护境内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对台湾地区而言,乃至每一个融资性开放市场,都是稳定供需关系,实现市场发展的关键。但为了在全球跨境上市的资源竞争中立于不败,各国与地区往往会有所倾向,并直接体现于融资市场开放的法律规制立场中。这些制度实践,不论是成功经验,亦或失败教训,对于研究探索祖国大陆构建境外企业境内上市制度都具有借鉴价值。实际上,两岸证券市场在发展历程与投资者结构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相同的文化传统又形成了共通的价值理念,故台湾地区的制度经验应能给大陆提供一定的参考。除此之外,对台湾地区的法制进行研究,始终具有其特定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愿景,又对两岸各领域市场制度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围绕境外企业台湾地区上市的法律规制问题,从宏观路径到微观制度、从直接规制境外企业到境内投资者保护、从单边监管到跨境监管合作等不同维度切入,探讨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制实践,以期为大陆的制度建设提供思路,同时进一步丰富有关两岸法律制度的研究。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包括五个部分,分别对台湾地区开放境外企业上市的实践进路、台湾地区对境外企业上市的准入规制与信息监管、境外企业台湾地区上市涉及的投资者保护及跨境监管问题等进行深入分析。第一章全面考察台湾地区开放境外企业上市相关政策的推进与法制的构建,并探讨台湾地区证券市场融资性开放的模式。首先,台湾当局开放境外企业上市的政策萌芽于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并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潮流中逐步确立,最终随着两岸关系的转变得到进一步调整,形成了目前的政策基调。简而言之,呈现出从间接上市到直接上市的两步走趋势,即从开放境外企业赴台发行存托凭证,到开放境外企业赴台发行普通股。在政策目标上,除了出于市场发展与法制完善外,还体现出对提升国际金融地位的追求。其次,台湾地区开放境外企业上市的立法进程大致与相关政策的推动并行,在立法上属于证券交易法制体系,法律层面以“证券交易法”为核心,更细致的规范则以“外国发行人募发准则”为主,辅以其他配套规则。虽然台湾地区已实行一元化金融监管改革,但实质上仍然保留分业监管的内部形态,其证券监管体制系参照美国模式,为政府主导型监管,以证券主管机关与证券交易所为最主要的监管机构。最后,结合对国际理论与一般模式的研究,台湾证券市场的开放系采渐进的有限开放模式,并呈现出政府对金融发展的绝对主导和对资本严格管控的特点。第二章系统分析境外企业台湾地区上市的准入规制,主旨在于从程序性要求与实质性条件两方面剖析境外企业赴台上市的准入门槛及其法律适用问题。在程序上,由于发行普通股与发行台湾存托凭证有不同的上市安排,故在程序性要求上也各有侧重;尽管台湾地区的证券立法已经完成了从核准制到注册制的转变,但实务中仍呈现出与核准制并行的现象,更倾向于美国的审核注册制。在实质条件上,对发行普通股的要求比发行台湾存托凭证更为复杂和严格,原因在于表彰台湾存托凭证的基础股票已经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境外企业已受到上市地证券主管机关的监管。在法律适用上,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系采折衷模式,先以上市地法明确了适用于境外企业的规定,在发生法律冲突时则以专案豁免的方式解决。总体来看,台湾地区的上市准入门槛较其主要竞争者高,且缺乏多元化的上市标准,恐因市场包容性不足而失去对境外企业的吸引力。第三章重点阐述境外企业台湾地区上市的信息监管问题,主旨在于从境外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与信息违法行为责任等方面检视其规制效果。在信息披露要求上,发行普通股比发行台湾存托凭证项目更繁多,标准也更高,原因在于发行台湾存托凭证的境外企业已受到基础股票上市地的信息监管。除了要求境外企业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外,台湾地区信息监管的另一面向在于证券法制中的禁止性规定,主要包括证券欺诈的禁止、内幕交易的禁止与操纵市场的禁止,均有较明确的行为构成与责任承担。同时,其中关于如何确定境外企业的责任主体,实务上将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以实质标准进一步认定。在违法行为责任的法律适用方面,无论依台湾地区涉外民事、刑事法律适用的规定,或是依上市协议,均可由台湾地区法院管辖,并以台湾地区法律作为准据法。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信息披露制度与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发布的信息披露规则间呈现趋同化,但在实务中,跨境上市加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台湾地区在司法互助上的缺失,也会加剧证券违法行为跨境追诉的困难。第四章深入探析境外企业台湾地区上市过程中的股东权益保护问题,主旨在于检视股东权益保护的规制措施以及股东权益受损的司法救济中存在的不足。首先,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法制从控制投资风险的角度对股东的投资权益进行保障;其次,分别以“股东权益保护事项检查表”及对境外证券交易所进行核准的方式,调和企业发行普通股与发行台湾存托凭证的不同情形下,上市地与注册地之间的股东权益保护水平;最后,设置了专门的投资者保护机构,以团体诉讼的方式协助股东权益受损时的司法救济。总体而言,上述保护股东权益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股东权益保护事项检查表”的评估方式缺乏弹性,二是股东权益受损后在诉讼求偿途径的选择上不够灵活,三是在股东权益损害赔偿跨境追讨制度的构建上存在缺失。第五章着重讨论境外企业台湾地区上市的跨境监管问题,主旨在于阐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跨境监管合作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尝试提出解决困境的思路。理论上,由于台湾地区已成为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正式成员,在多边合作机制下可以得到该组织所有成员在跨境监管上的协助。但现实中,一方面法规层面的矛盾与监管部门的职权有限使一些合作事项很难执行,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国际地位也制约其开展跨境监管合作。对此,台湾地区可以从以下方面寻求解决困境的出路:一是以符合国际地位的适当身份参与跨境监管合作,二是在两岸关系下借力大陆开展跨境监管合作,三是拓宽参与跨境监管合作的思路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