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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翻译理论侧重对原文本和译本进行孤立的比较,相比之下,多元系统论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将翻译与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结合起来,并为此后的翻译理论奠定基础。然而,多元系统论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而且许多研究者对该理论做出过于简单、浅显的阐释。随着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翻译研究者对其进行分析并检验它在中国语境中的解释力。该理论强调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若翻译文学占有主要位置,译者会打破本国传统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从而使译本倾向于充分性;当翻译文学在次要位置时,译者则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模式,采取归化法使译本具有可接受性。根据这个假设,一些人认为译者要么异化要么归化,如果同一时期出现了两种翻译策略,则证明多元系统论的解释力不足。本论文拟以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作为个案研究,进而纠正一些观点。多元系统论并不否定同时存在相互竞争的规范,而是认为这些规范有主流支流之分,并为各自的团体服务。另外,翻译文学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具有自己的层次,一些翻译文学可处于中心位置,另一些翻译文学则会处于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相对稳定,使得其翻译文学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个时期的翻译家,例如严复、林纾考虑到目标语读者(当时的士大夫、文人)的心理特点,采用归化法提高译作的可接受度。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已有的文学模式无法满足新的发展,导致翻译逐渐步入多元系统的中心,引入西方的文学格式,为本土文学创造新规范。例如鲁迅与瞿秋白采用异化法以丰富目标语文化。与此同时,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意译派则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足够丰富,无须借助翻译引进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他们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主张采取归化法。然而从梁实秋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发现他采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鲁梁二人针锋相对的辩论源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若仅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该时期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会发现两种策略的同时存在与多元系统并不冲突,因为该系统的主支流之分可以给予合理的解释。异化法是当时的主流,而归化法属于支流。本论文旨在纠正某些片面的观点,希望对多元系统论做出相对全面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