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侧重对原文本和译本进行孤立的比较，相比之下，多元系统论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将翻译与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结合起来，并为此后的翻译理论奠定基础。然而，多元系统论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而且许多研究者对该理论做出过于简单、浅显的阐释。随着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发展，翻译研究者对其进行分析并检验它在中国语境中的解释力。该理论强调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若翻译文学占有主要位置，译者会打破本国传统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从而使译本倾向于充分性；当翻译文学在次要位置时，译者则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模式，采取归化法使译本具有可接受性。根据这个假设，一些人认为译者要么异化要么归化，如果同一时期出现了两种翻译策略，则证明多元系统论的解释力不足。本论文拟以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作为个案研究，进而纠正一些观点。多元系统论并不否定同时存在相互竞争的规范，而是认为这些规范有主流支流之分，并为各自的团体服务。另外，翻译文学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具有自己的层次，一些翻译文学可处于中心位置，另一些翻译文学则会处于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相对稳定，使得其翻译文学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个时期的翻译家，例如严复、林纾考虑到目标语读者（当时的士大夫、文人）的心理特点，采用归化法提高译作的可接受度。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已有的文学模式无法满足新的发展，导致翻译逐渐步入多元系统的中心，引入西方的文学格式，为本土文学创造新规范。例如鲁迅与瞿秋白采用异化法以丰富目标语文化。与此同时，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意译派则坚信中国传统文化足够丰富，无须借助翻译引进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他们极力维护封建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主张采取归化法。然而从梁实秋的翻译实践中，我们发现他采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鲁梁二人针锋相对的辩论源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若仅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该时期多元系统论的适用性，会发现两种策略的同时存在与多元系统并不冲突，因为该系统的主支流之分可以给予合理的解释。异化法是当时的主流，而归化法属于支流。本论文旨在纠正某些片面的观点，希望对多元系统论做出相对全面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