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是二十世纪后半期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逻辑实证主义的破产是隐喻被从修辞格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重要前提。我以意义和认知问题为线索对英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隐喻问题研究进行考察。研究目标有两个：第一,借以说明隐喻在哲学和科学中的重要价值；第二,以隐喻问题为基点映射出二十世纪后半期英美分析哲学是如何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修正的。我首先对英美分析哲学的隐喻研究进行了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分期：第一阶段是古典修饰隐喻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逻辑实证主义),和大部分传统哲学家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隐喻是修饰性的,仅具有风格的审美功能；第二阶段是相互作用理论(20世纪30年代、50到70年代),相互作用理论试图用语义层面的相互作用来说明隐喻的整体性和不可还原性,及其对意义的创造作用,从而消除了传统的修饰隐喻观；第三阶段是字面主义理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字面主义理论否认隐喻是语义层面的意义更新,否认隐喻意义的存在和隐喻的认知性,将隐喻研究的场域从语义学转向语用学；第四阶段是古典隐喻理论的复兴(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代隐喻研究从激烈批判转向开始重新评价古典理论的价值,古典隐喻理论出现复兴。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我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隐喻研究进行了回顾,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影响我们正确评价隐喻价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我对当代隐喻研究的逻辑起点——I.A.理查兹的隐喻相互作用理论进行了考察,一方面表明了它是如何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另一方面表明它何以迟滞20世纪50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产生应有的理论效应。论文的核心部分是相互作用理论和字面主义理论围绕隐喻意义和隐喻认知性展开的两场论辩：第一场论辩是布莱克和戴维森围绕隐喻意义是否存在所展开的。这场争论是由于布莱克的日常语言哲学和戴维森的真值条件语义学对意义概念的不同界定所导致的。布莱克认为在成功的语言交流过程中,听者所把握住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称作是语言的意义,在对隐喻陈述的理解过程中,我们把握住了不同于其字面意义的内容,所以隐喻陈述创造了新的隐喻意义。戴维森认为句子的意义就是其真值条件,而大部分隐喻并不具有相应的真值条件,所以并不存在专门的隐喻意义,隐喻是字面意义的运用所产生的特殊效果。这场争论加深了对隐喻运作机制的理解。第二场论辩是海西和罗蒂围绕隐喻是否具有认知性所展开的。海西和罗蒂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因为他们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采取了不同的修正方案。在知识和世界这两端,海西要修正的是知识,而罗蒂要修正的是世界。海西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她认为知识和世界之间并不是一种演绎性的关系,而只是一种近似符合的关系。既然语言和世界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作为错置语言和对象关系的隐喻就是科学创新的重要机制,并且要受到知识和对象之间的反馈循环的约束,因此隐喻在科学中的应用(模型)是认知性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蒂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世界并不能直接决定我们判断的真假,我们的知识是以一种整体论的方式来应对世界的因果刺激的,我们如何应对来自世界的因果刺激取决于我们的整个信念系统而不是世界。而大部分隐喻在字面上是虚假的,所以隐喻和世界一样是外在于我们的知识和信念系统的,因而隐喻是非认知性的,是知识的理由而非原因。这场论辩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范围内所出现的古典隐喻理论的复兴趋势进行了描述。并以弗格林的比喻性比较理论为例说明,古典隐喻理论的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结合当代思想资源对传统理论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古典隐喻理论的复兴表明经过激烈批判的革命阶段之后,哲学家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传统观点的价值和洞见,因而标志着隐喻现代研究的深入。在上述考察过程中,我发现在英美分析哲学范围内,几乎每一种新的隐喻理论的提出都以在意义和知识理论上对逻辑实证主义有所修正为前提。隐喻问题映射出了浪漫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实用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和言语行为理论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众多不同修正方案,是我们借以检讨逻辑实证主义理论得失的一面重要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