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同意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重要的辩护理由之一,虽然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像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那样存在明文规定,但被害人同意具有其正当化的理论依据,仍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出罪事由,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也是因为作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缺乏明确的认定规则,致使司法实务上对被害人同意把握不准,难以得到良好的适用。基于此,被害人同意相关理论亟待重新梳理重构,以期能为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司法认定及适用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方法,更好地指导实践,作出更为公平的法律评价。被害人同意能够作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发挥出罪的功能,在理论基础上是存在充足的正当化依据的。基于行为的角度、利益的角度上,存在着社会相当性说、法律行为说、利益放弃说与法律保护放弃说等学说,而基于公民自由权的角度在追求法治建设的今天更具合理性。同时被害人同意的体系性定位不能照搬三阶层的德日刑法理论,在坚持传统四要件的基础上,应当将同意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去。纵观我国对被害人同意的司法现状,存在着“抽象理论肯定,具体司法否定”的迹象,法律评价难以摆脱浓厚的主观色彩,法院判决说理不清、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乏明确的认定规则等问题,使得该出罪事由并不能得到良好地适用,被害人同意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亟待重新梳理重构。被害人同意的基础性成立要件,首先要求主体适格,被害人应当具备同意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其次,主观上要求意志形成自由且意思表示真实;另需要注意的是,具有意思瑕疵的被害人同意包括胁迫的同意、受骗的同意、虚假的同意、及认识错误下的同意,基于该意思瑕疵下的同意效力问题存在特殊性,应该具体分析综合判断,不得一概而论;最后,时间要件要求原则上应事前或事中作出,同时不得否认事后同意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价值。关于被害人同意的限制性要件,包括横向限制与纵向限制两个方面。横向上即同意范围的有限性,一是处分的利益应该具有个人性,不得涉及公共利益;二是个人利益的同意同样存在有限性,不得放弃生命权益。纵向上即侵害程度的相当性,行为人的行为除了不能超出被害人同意预设的范围之外,还需要符合社会相当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