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位居“译才并世”之首。严复八大名译，为晚清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译作。不言而喻，严复名译研究一直是思想史、历史学和翻译学的研究热点，涌现了一大批以严复名译的思想内容及翻译特色为核心的代表成果，然而仍缺乏从学术史的深度探讨严复选译这些名译的过程。事实上，严复所译穆勒、甄克思、孟德斯鸠和耶方斯的五部作品并非是由他首次翻译。在此之前，马君武、傅兰雅、窝尔什、张相文和艾约瑟就先于严复翻译并出版这些译作。由于译作的文化记忆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语境下进行的建构，那么，在晚清翻译语境下，严复是如何建构不同名译的文化记忆的？在此基础上，严复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首先确定了拟研究的严复名译范围，即选取《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群学肄言》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这一阶段(1895-1903年)不仅是严复与晚清士人探讨译介和译作翻译问题的最为集中时期，而且也是晚清翻译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从西学翻译转向经东学转译的过渡时期，所以这四部名译的文化记忆集中体现了严复翻译的实用性学理特征。
　　其次，由于严复选译名译的过程是文化记忆的过程，而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正是人类记忆的过程和意义，因此，他们提出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以及“卡农”等的概念可以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为了深入地研究严复名译，本文在这些文化记忆和翻译记忆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文化记忆的概念体系，即功能文化记忆、历史文化记忆、当下文化记忆和交互文化记忆。翻译文化记忆是指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和译者所在的翻译语境，在翻译活动中选择、传承并逐步建构与源语文本具有类似主题的认知系统的过程。因此，它源自翻译活动并协调其中的文化记忆，且进一步分为功能文化记忆、历史文化记忆、当下文化记忆和交互文化记忆。功能文化记忆是指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及其群体参照一定的价值规范对原作及其相关内容进行选择，进而有选择性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且指明目的语文化发展方向的认知过程。历史文化记忆是指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和译者群体在已有相关主题(文本)的基础上传承并建构的认知系统。当下文化记忆是指译者和译者群体参考历史传统并结合一定时代需求而建构的认知系统。交互文化记忆则是指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及其群体在译介活动中围绕建构目的语文化的某种设想，有针对性地借鉴相关文本对选译原作及源语文化的参考价值，以便建构这种设想的认知过程。由于这些视角针对严复选译名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因此，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度描写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
　　然后，本文将文化记忆理论(主要是历史维度)应用于《天演论》的分析，基于第一手史料重新挖掘了“信达雅”的成因及内涵，这是因为《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达雅”文化记忆的起点和依归。研究发现，“信达雅”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严复首先在《天演论》手稿的“译例”中提出“求达”观，接着在吴汝纶的“赞助”和吕增祥的“署检”下进一步提出“信”“雅”观，最后在总结“述”的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凝练成了“信达雅”观。因此，“信达雅”的提出非严复一己之功，亦非严复一蹴而就，而是以严复为中心，严、吴、吕等多方互动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多人智慧的结晶。质言之，“信达雅”内涵的演变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达”经历了从彰显作者本意到强调译者意图的过程;“信”经历了从“宗”到“诚”的过程，建构了译文内容和文体上的“令人相信”的内涵;“雅”经历了从“雅驯”到“文”的过程，涵盖了从译名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讨论;同时“信达雅”也是晚清译者集体诉求的结晶。因此，严复“信达雅”的内涵是严复、吴汝纶等多方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
　　由于《天演论》的文化记忆不仅通过“信达雅”保存，而且影响严复其他名译的文化记忆建构。基于此，本文从功能文化记忆的角度对严复选译《原富》的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他在翻译《国计学》时就已探索了计学学理;其次他在吸收晚清“富国”类西方经济学译作集体想象斯密原作为“富国之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功能文化记忆;然后这一文化记忆与以吴汝纶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集体功利记忆在《原富》的选译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这体现在该译书名的厘定、译文内容的传达方式以及目标读者的确定;最后，这一文化记忆选择性建构了斯密计学的学科体系。因此，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保留不仅改变了《原富》的最终面貌，而且彰显了该译的“达用”和“匡谬”价值。从交互文化记忆的视角分析严复选译《群学肄言》的过程，研究发现“群学”学理的启蒙译介、“群学”翻译的学理诉求、以及“群学”及“群学”研究学理的当下固定，这三个阶段正是该文化记忆对“群学”内涵进行渐进式构建的过程，从而使得该内涵由最初的“大人之学”提升到专业的“群学”学理和科学的“群学”研究。因此，交互文化记忆不仅深刻影响《群学肄言》的“群学”内涵，而且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就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的文化记忆而言，从历史文化记忆来看，晚清士人对自由的初步认知极大地激发了严复对饱含自由思想的作品的选译;从当下文化记忆来看，《群己权界论》在对自由思想的译介上，与当时已有的《自由论略》和《弥勒约翰自由原理》等译作既有连续性又有超越性。因此，晚清翻译语境下的文化记忆对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具有直接的现实影响，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
　　在对四部严复名译进行系统的个案分析之后，本文还分别从晚清翻译语境、晚清译者、严复翻译过程和严复名译这四个要素对严复翻译本质的文化记忆属性进行了探讨。首先，晚清翻译语境作为严复翻译的文化记忆场域，严复名译与其他人的译介之间体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延展和承载，这种互动过程既提升了其他译作的思想内容层次，又丰富了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内涵。其次，通过分析晚清译者钟天纬、梁启超和严复对西书汉译类型的不同反思和总结，发现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存在被动文化记忆、主动文化记忆和创造性文化记忆等不同层次的文化记忆，这直接影响译者开展不同深度与广度的翻译活动。严复作为创造性文化记忆的传承者，系统地推动翻译活动的开展。再次，严复翻译是对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即文化记忆与翻译诉求之间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由翻译文化记忆协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记忆，并通过翻译实现文化记忆的主题想象、选择和构建。最后，严复名译是对文化记忆的当下固定，这体现在原作译名固定的文化记忆、译作诠释的文化记忆以及译作系统生成的文化记忆。总之，通过对严复翻译的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化记忆研究，不仅阐明了严复翻译的本质是新旧时空交错的文化记忆旅行，而且彰显了严复名译的独特的文化记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