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是古代一种论政事的公文。陆贽与苏轼不仅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历史当中，而且也都是书写奏议的名臣。在文学革新方面，陆贽上承“燕许”，把骈体奏议推向了高峰，又在知任贡举之时擢拔韩愈等古文家，对唐宋散文的革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轼在奏议的写作中把陆贽作为标榜，通过向宋哲宗皇帝的上书表现了苏轼对陆贽的推崇。陆贽对骈体奏议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原本华丽呆板的四六俪文也可以谈及国家大事，讨论经世之策。陆贽对骈体奏议的改革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散句双行，把单句变为复句；其次，在骈句中夹杂单句，以便于承转文气；再次，力求文词郎畅，避免使用过多的典故；然后，加长骈句，加长文章的篇幅；最后，该骈处骈，该散处则散。苏轼的奏议在陆贽的基础上，句子的散化更加突出，文辞也更加流畅。但是在语言表达上，苏轼奏议显得通俗，不如陆贽奏议的文达辞雅，中正平和。在奏议的内容上，陆贽与苏轼的文章都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在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共同性，但是更值得讨论地是两位大臣奏议的差异性。他们都在奏议中提及了对经济改革的态度，只不过陆贽所遭遇的是中唐的两税法，而苏轼所经历的是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不谋而合的是，陆贽和苏轼都反对当朝的经济变革，也都没有能够抵御历史车轮的碾压。不同的是，就中国财赋史而言，陆贽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经济对策来改变中唐的财政窘困情况，而两税法却一直被后续的王朝使用；北宋新法对于苏轼一生的影响颇为巨大，新法行则苏轼沉，新法止则苏轼浮，但是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在青年和晚年时期是有差别的。其在早期最先上书宋神宗皇帝，开始全面抵制王安石变法。而在元祐时期，身处新旧党争的境地，却客观公正地提出新法不可尽废的主张，反倒遭致旧党的排挤打压。苏轼的理财观不同于当时义气任性的党臣，他懂得变通，思维灵活，从国家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大局为重。在此陆贽和苏轼的最大差异在于，陆贽注重的是国家存在核心之“道”，而苏轼更关注怎样实现社会价值最优化的“器”。对于社会民生问题的考量，陆贽和苏轼的共性主要集中在对于伤灾的态度，他们都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向皇帝建议赈济灾区之民。不一样的情况是，陆贽的时代唐朝已经陷于分裂，藩镇割据势力时而各自独立相互争斗，时而联合起来对抗中央。在淮西割据势力发生灾荒之后，是否赈济成为了议题，陆贽在此时力排众议，坚持表示要实行对淮西的援助，使人民心存对皇帝的感念，君主不失爱民之德行。苏轼为官经历与陆贽有些不同，陆贽是从地方进入中央后到离任一直没有在回到地方，而苏轼却在中央与地方间几度反复。苏轼知任杭州期间，浙东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详细地调研了实际情况，多次向中央上书请求赈济，并提出了一些防灾防疫防民变的可行性措施。在军事思想上，陆贽和苏轼都主张弭兵消战，这是两者的共同点。唐朝德宗与北宋神宗二位皇帝，都不幸的遭遇了空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或许难以避免地深化了他们喜聚敛而好征战的性格。陆贽与苏轼在军事上的差异性基本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陆贽具备王佐之才，在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化解了建中四年的危机。无论在军事思想的体系化和军事理论的应用上，陆贽都远远胜于苏轼。只不过苏轼喜好议论兵事，对威胁北宋国家安全的敌对势力甚为关注，也曾针对如何防御西夏献计献策，苏轼晚年官居兵部尚书，这也体现了北宋文臣谈兵事的特色。在对外关系上，陆贽和苏轼的奏议中都有提及，他们都想要维护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和平稳定。陆贽在对待外民族时，更多的提倡真诚互待与礼制观念，但最终还是本着天朝上国的姿态，迟早要使其臣服的想法。苏轼的时代民族国家林立，关系更为复杂化，繁荣的北宋一直受到周围落后邻居们的觊觎，苏轼对待外国来使比如高丽僧人就显得很有警惕性，在本国文化等软实力的输出方面苏轼也提出了闭关的建议，以防止被敌国窃取宋国的先进文化科技，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在贡举方面，陆贽和苏轼都想为国家选拔更为优秀的人材。只是陆贽的功绩是名垂千古的，在陆贽知任贡举时，韩愈等人荣登“龙虎榜”，这对于中唐的政治文化复兴是至关重要的。苏轼反对王安石单一以经义取士的做法，主张不分经取士，诗赋与经义并重。最后，身居庙堂之上的作为帝王之师的陆贽，是以政治家身份书写奏议的，里面充斥着经国济世的大道文章。在地方长期任职的苏轼，以文人更敏锐的视角和更细微的觉感，亲见了民间的疾苦，体察到了真实的社会，用自己的良心和热切书写出一份于国于民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