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省、区的作家成长经历不同，西藏作家大都是靠《西藏文学》的支持提携成长起来的。1976年《西藏文艺》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成立。创刊之初的《西藏文艺》定位并不是一门独立性质的文学刊物，而是一份包括文学在内，涵盖美术、音乐、民俗、绘画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为了促进西藏文学的繁荣发展，1984年《西藏文艺》正式更名为《西藏文学》，自此《西藏文学》成为一份专门性质的文学刊物。刊物编辑人员为了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经常到基层组稿。马原、扎西达娃正是在这时被《西藏文学》发现的。当时，对于马原、扎西达娃“先锋小说”创作，学界还怀有强烈的质疑、批评声音。《西藏文学》及时组织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对他们的小说进行及时的跟进诠释，使他们在小说技巧、形式上的探索创新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肯定。西藏作家群体的形成和20世纪80年代西藏文学取得的开创性成绩，《西藏文学》贡献甚大。在西藏文学繁荣发展的同时，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一些学者提出了“西部文学”的概念。“西部文学”更多是地理意义上的指涉。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西藏文学被纳入到“西部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西藏文学因其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与西部其他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西藏文学有自己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把它纳入到“西部文学”的范围内缺乏学理性依据。西藏的青年作家也不能认同这种地域上的文学分类方法，包括扎西达娃在内的西藏青年作家从宗教、民族文化、哲学观念和文学的表现主题和深度等方面的差异对这种分类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考虑。到目前为止，西藏文坛上最耀眼的三位作家当属马原、扎西达娃和阿来。马原的小说创作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以自己小说形式、技巧上的探索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具体来讲，马原的以“元小说”的形式，打破了以往人们追求小说的虚构真实。马原之所以被称为“先锋”作家就是根据他小说形式上的革命性探索。但马原小说内容的先锋性被忽略了。马原小说以个人体验式书写，以西藏为背景把与麻风病人的性爱、老人与狗的隐秘关系等内容放置到小说中，使得马原的小说在内容上有了先锋意义。马原小说的先锋性，应该体现在形式和个人体验式的先锋内容书写上，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原小说的先锋性。与汉人马原不同，扎西达娃利用其身份优势，结合西藏的本土文化，深入到民族精神内部，以一种民族寓言的方式来书写藏民族的文化观念，表达一种对民族精神和信仰的认同。但正是拘囿于这种概念化的“暴露虚构”的民族文化观念的表达途径，他小说中的人物显得扁平，呈现出明显的“单向度”特征。2000年阿来因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对于《尘埃落定》，评论者从小说傻子的独特视角、现代性和宗教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论述，几乎没人关注到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命运。“我”的母亲是一位被买到藏区的汉族女子，因此她是身兼两种文化的特殊女性，是一个文化上的身份分裂主体。她又是一个贪恋权力的女性，这就决定了她最终自杀的命运。而塔娜是一个纯正藏族血统的女性，虽然贵为茸贡土司的女儿，但她只是土司母亲维护权力的工具，却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而又总是试图与命运抗争。塔娜一生和几个男人联系在一起，最后还是回到了傻子丈夫的身边。小说表现了塔娜在时代转替中试图寻求自我的女性悲剧命运。包括西藏当代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无论是从其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作用，还是从创作实绩来看都有资格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以西藏新时期小说创作看，西藏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叙事手段被称为“西藏叙事”，这种叙事方式的变革是走在了全国前面的。但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包括西藏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却无法进入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内。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一直处于一种被屏蔽的状态。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缺失。“中国”当代文学史只是一部汉族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以有效的方式把包括西藏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吸纳到文学史的继续“重写”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融入到当代文学史中，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改变过去的书写理念，去除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族别偏见，吸纳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者参与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中。编写队伍的扩大，有利于消除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减少对民族作家、作品的“误读”。其次是，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应该变过去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所谓“民间”文学、狭隘意义上的审美的选择方式，真正从文学的“真、善、美”原则上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文学史的继续“重写”中，写出一部国家知识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