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阿富汗进入国家重建的新时期。部落社会仍是影响国家重建的结构性变量,二者的多维互动构成国家重建的基本主题。迄今为止,普什图部落是阿富汗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社会组织。阿富汗部落社会主要由普什图两大部落体系:杜兰尼（Durrani）和吉尔查伊（Ghilzai）构成。阿富汗战争后,虽然阿富汗部落群体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仍保留着其基本特性。整体而言,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内向型社会”“自组织型社会”“分支型社会”和“冲突型社会”。这些特性深刻体现在国家重建的各个层面,以不同形式持续影响着阿富汗重建进程。归根结底,这本质上反映出现代国家与部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分歧冲突。在阿富汗,这一结构性矛盾更是塑造了该国“强社会”与“弱国家”属性,维系国家政权所需的经济资源主要来源于大量外部援助,并非从部落社会内部提取。阿富汗由此成为“食利型国家”。这种国家特性给阿富汗重建带来诸多问题,使其自身无法主导国家重建,实现真正的“阿人所有、阿人治阿”。究其根源,部落社会始终是国家重建中不可忽视的核心变量。具体而言,在阿富汗政治与安全重建中,部落身份阻碍了现代选举政治的正常运行,国家政权合法化、现代国家治理也与部落社会息息相关。部落政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发展趋势。而作为塔利班、部落军阀的社会基础,赢得部落群体的支持是阿富汗解决安全危机与军阀问题的重中之重。作为族裔众多的国家,族际冲突也是国家安全重建的重要方面,但这些激烈冲突背后带有深刻的“部落烙印”。然而,部落民兵却是阿富汗公共安全构建的重要力量。另外,在阿富汗经济与社会治理中,部落经济的自给自足限制了国家经济能力的提升。代表毒品经济的罂粟花生长于部落社会土壤之中,使国家经济结构日益畸形。寥寥可数的经济发展路径也都与部落社会密不可分。部落社会属于“冲突型社会”,内部存在持久的张力,传统社会冲突是阿富汗社会治理的难题。而部落文化正是引发传统社会冲突的“文化基因”。但部落传统制度却是促进社会和解的“润滑剂”。不平等的性别文化是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而改善阿富汗女性地位的关键是在父权制的部落社会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阿富汗政治伊斯兰的勃兴还是宗教力量整合动员部落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产物。最后,在阿富汗对外关系发展中,部落社会属性深刻影响着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一方面,部落组织属于“分支型社会”,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分裂化,这就给外部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部落群体属于“内向型社会”,封闭独立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了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外部势力介入往往会遭到部落社会的强烈反抗,使“亚洲之心”阿富汗获得“帝国坟场”之名。部落社会的跨界联系也使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面临巨大挑战。与跨界部落密切相关的主权争议、安全危机及难民问题长期困扰着两国关系。而作为阿富汗国家重建的主导者,由于对阿富汗原生的部落社会“水土不服”,美国参与阿富汗事务也在上演着“大国政治的悲剧”。国家重建即重新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从国家—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构建就是国家与社会多元互动的过程。换言之,即实现现代国家与传统社会之间关系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并不是要通过武力整合分散的社会权力,而是要将社会视为积极互动,而非消极回应的有机变量,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社会占主导的国家,由于调适二者关系的能力有限,其国家构建才面临诸多困境。阿富汗就是这类“强社会”与“弱国家”的典型。正是由于国家与部落社会没有进行良性互动,国家一直试图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将凌驾于一切社会组织之上的国家权威延伸至追求独立自由的部落社会,才激起了部落社会的强烈反抗,最终出现国家集权与政府无能并行,国家力量难以抗衡部落社会的困境。国家重建举步维艰。而探索传统部落社会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转型之路,使国家与部落社会形成相互促进、彼此适应的互动关系,是影响未来阿富汗重建前景的重要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