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义务是海上保险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海商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告知义务可以保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以及市场失灵,维护海上保险市场秩序。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变化,《海商法》中的内容与时代发展渐行渐远。特别是海上保险告知义务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海上保险实践,严重制约海上保险的发展。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对我国海上保险告知义务进行改进,特别要研究以下问题,一是海上保险告知的告知义务履行主体,通过国内外相关规定的对比,结合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我国海上保险存在告知义务主体的缺失。二是有关告知义务履行模式的选择,即主动告知制度和询问告知制度,由于《海商法》和《保险法》渊源的不同致使告知义务履行模式不一致,二者存在冲突,给司法实践造成一定的困扰。三是对“重要情况”的认定不清晰,首先在判断“重要情况”时应当以谁作为判断主体,有“谨慎保险人”、“理性投保人”等多种概念。其次是重要情况对保险人产生的“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才属于影响的范围,现行《海商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四是关于对被保险人救济手段,我国一直沿用解除合同和增加保险费这两种手段,但是在海上保险纠纷日益复杂的今天,救济手段显得单一且无法适用不同的案件,亟需进行多元化的改进。然后是对我国海上保险告知义务中的若干不足提出笔者的建议,希望能给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的改进添砖加瓦。最后,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增加告知义务的主体,而非仅局限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海上保险告知义务履行模式领域,宜统一一个确定的标准。对于重要事实的判断,宜采用决定性标准和理性投保人的标准。对于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方式应当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如增加比例赔偿制度和区分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等多种救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