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就业等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今天,正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增加有效性投资对促使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当前中国上市公司一直存在着投资效率低下的情况,阻碍经济健康发展。而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对于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货币政策的组合式、定向化调控的转变也使得货币政策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企业起到分类调控。本文以此为背景,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考虑企业现金持有以及企业银行借款在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文献。基于已有融资约束理论、代理理论等阐述了企业现金持有、银行借款如何影响其非效率投资,接着论证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基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等影响企业微观层面代理成本、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接着,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梳理与总结,提出关于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假设,运用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展开实证。实证过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全样本为基础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借款、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进而得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其中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及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第二部分是依据企业产权性质以及投资机会进行分组,以此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以及投资机会组合之下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其中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都能产生预期效果;第二,从其影响机制来说,三类货币政策工具均能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从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升投资效率;第三,当企业面临较好投资机会时,宽松的货币政策都能对企业投资效率起到提升作用,其中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第四,整体来说,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到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