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全球政治、文化、科学与技术的信息交流，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翻译才得以实现的。当今时代翻译正发挥着有史以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走向学科的翻译研究进入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期，翻译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标志就是许多翻译理论的出现，包括目的理论，功能翻译，探纵理论等等。这些新的理论不仅帮助翻译者做好翻译，而且也为其翻译的评价提供了标准。同时，各种翻译研究流派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 然而，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一直占据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主导地位，认为翻译仅仅只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而已。正如谭载喜（1995：14）所指出的那样：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出现的重要理论成果，例如50至90年代先后出现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理论、交际语法理论、社会语言学理论、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理论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理论的研究，使西方各个时期翻译理论和翻译观点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各个时期语言学理论的烙印，翻译学理论明显受制于语言学理论。然而，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遇到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这些都是语言学翻译观难以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工作者才逐渐将视角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例如以色列学者佐哈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把翻译和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则建议把文化而不是文本做为研究的主体，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于1990年发表的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则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在翻译中的影响和作用，译者的地位也逐渐从边缘走到了“中心”。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成为热点之一。本文着重探讨的即是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作者通过对美国当代文学翻译家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及其对莫言的小说《酒国》的探讨，分析论证了译者特殊的文化身份在译作中留下的明显印记和产生的作用，以此对译作做出科学的评价。 文章首先介绍了“文化身份”这一翻译学理论概念，指出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和其翻译作品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为本文的讨论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作者通过对译者文化身份特点的分析与探究，发现葛浩文翻译莫言的《酒国》非常成功，该书也成为英语语言国家的畅销书。葛浩文对翻译实践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清楚如何能让翻译更有效，这都归功于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作为一个美国人，葛浩文不仅娴熟地掌握了英语这门语言，同时非常清楚英语读者喜欢什么，想读什么，他所做的正是将这些传达给读者。 另一方面，葛浩文确实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特殊的文化身份，葛浩文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远甚于中国文化。这使得他在翻译原作中许多带有明显中国文化印记的词语和表达时，不能完全将其隐含意义同时传达给读者。 许多人都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讲，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过程，因此，类似这样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真正的双语翻译者非常难找。但是作者认为，只要翻译工作者明白问题所在，也就是，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确实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面影响，并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有意识地将自己训练成一个具有文化意识的译者，就能消除这样的误解，成功胜任翻译这门工作。 文章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章介绍了葛浩文生平。作为中国文学的首席翻译官，他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不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化的交流沟通、翻译方法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发展。他认为翻译是译者带有创造性的写作，是不完备的。译文是对原作的一种背叛，是运用另一种语言进行重写的过程。 第二章是理论部分，主要回顾翻译理论的发展史，尤其“文化转向”理论的重要意义。分析了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尤其其民族性，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对其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具有重要影响。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译者的民族性，决定了其对本国语言以及本民族文化的掌握和精通程度；教育背景，则使译者在接受源语文本时，能充分理解源语文化，正确使用源语语言，达到充分阐释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的目的，从而尽可能让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接受同样的信息；研究领域，则决定了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包括题材、文体和内容等。 第三章从微观上以葛浩文翻译莫言的《酒国》为例，分析了葛浩文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为了向目标语读者全面传达源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葛浩文采取了删减、增加、修改和归化等策略，使译作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特色，又符合译入语习惯，总结出了文化沟通的手段与方法，因此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学。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葛浩文特殊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以及翻译策略的影响。做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深谙英美文化之道，且对英语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由其民族性决定的。其特殊的教育背景以及近三十年来，对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本人以及生前著作的痴迷和研究，则使葛浩文比大多数双语翻译工作者更了解和精通中国文化，更能正确理解原作作者的意图和思想。 结论指出：虽然葛浩文成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文学，传播了中国文化，但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制约，某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的词句或表达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虽然对此不能苛责，但也是应该注意的。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交流的不断扩大，译者文化身份成为了全球性和本土性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国译者必须充分认识文化身份对翻译的重要影响，在翻译策略上更加关注对本民族文化的内涵阐释，推动文化的交流，并建构新的翻译理论体系。